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韓敬群，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編輯圖書曾獲“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圖書獎、政府出版獎等，2008年入選北京市宣傳系統“四個一批人才”，2011年入選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行業第二批領軍人才，2015年入選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2016年入選北京市高層次創新人才支持計劃領軍人才，2017年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優秀編輯)獎。

最近一直在讀天津作家尹學蕓的長篇新作《菜根謠》。作品難得地寫的是下崗女工的故事。其中寫到這么一個場景，五位女工相約重回工廠看看，看門人的臉貼著小玻璃窗上看著他們，這時五個人之間有這么一段對話：

徐姐說：“馮諾，我咋這不好受呢？”

我說：“廠子在我們手里垮了。”

戴月月說：“跟我們有啥關系？我們又不是董事長。”

方靜說：“我真后悔當初沒好好干。現在想干卻沒機會了。”

宋桂英說：“我們還會有機會嗎？”

面對挫敗的現實和灰暗的人生，這里有難過，有傷感，有悔恨，但是難得的，或者說，意外的，我沒有讀到怨恨與憎惡。多少年了，作為一位文學編輯，我已經習慣接受我們的作品中有那么多的好像是“政治正確”的通行證似的，或者，就像評論家李敬澤先生說的那樣的“未經省察的” 習慣性怨恨。以至于聽到這群樸實女工這樣充滿寬容諒解、自省自責的對話，我會怦然心動。

我記得在一次會上曾經聽到《人民文學》主編、著名評論家施戰軍先生提到現實主義文學的彈性與寬窄度問題。他提到現在一線的編輯都很著急，凡是他們覺得主題比較恢弘明亮、沒有瑕疵的作品，藝術上往往有欠缺，缺乏感染力。而那些藝術上比較讓人信服的作品，調子往往偏灰偏暗。這正是一線的文學編輯與文本近身肉搏的真切感受。他用的是一個相對溫和的詞：著急。其實，我更愿意說這也是一種焦慮。我想，這種焦慮，這種糾結也許與我們的藝術生產管理者對藝術作品的相對單一、趨于功利的評判標準以及對某些題材、某種樣式的創作的偏愛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創作者的心態有關，與他們對這個時代豐富駁雜的現實的不免偏于一隅的觀察理解有關。萬里長江在其濫觴的源頭，相信一定是清可見底，但到它奔騰入海之時，一定是混灝蒼茫，泥沙俱下，氣象萬千的。對現實生活來說，無論從哪個導向來看，任何一元化、一邊倒的理解與書寫都是片面而危險的。當年蘇軾給朋友寫信曾經說到，物之不同，物之情也。地之所美，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大地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生長萬物，而不是它生長一樣的東西。要想創造無愧于這個時代的具有高峰水準的現實題材原創精品，就像習總書記說的那樣，面對生活之樹，我們既要像小鳥一樣在每個枝丫上跳躍鳴叫，也要像雄鷹一樣從高空翱翔俯視。一個健康的文學生態，既要有雄鷹，也要有小鳥。對于中國現實的書寫，沒有深度與層次、缺乏誠意與真情的干巴巴的廉價贊美沒有意義，那種先入為主式的沒來由的“無情無義”的怨恨型寫作同樣近似投機、令人厭棄。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多年來重視現實題材作品的出版，提倡溫暖而開闊的現實主義創作。我們認為，在現實主義風格、現實題材原創作品的出版工作中，堅守是重要的品質。《莊子·人間世》里說：“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大意是說，美好品德的養成與美好事業的成就需要持之以恒的堅守與努力。我們文學出版工作者需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與踐履，必須克服那種克期完成的急功近利的急躁心態與做法。美國著名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有一本名著《影響的焦慮》，套用他的說法，現在我們似乎正遭逢一種“精品的焦慮”甚至是“高峰的焦慮”。無論是政府的決策部門，還是各個具體環節上的藝術生產部門，都彌漫著這樣的焦慮情緒。心態失常或失衡，帶來的后果可能是舉止的失措。這是需要我們特別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