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專職研究員。兼任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文藝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等。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批評、大眾文化理論與批評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著有《趙樹理的幽靈：在公共性、文學性與在地性之間》《法蘭克福學派內外：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等，主編有《大眾文化理論新編》等，合譯有《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導論》。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外國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等刊物發表論文二百余篇。

談論現實主義文學，總會讓我想到當年的路遙。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國的先鋒文學或現代派風生水起，頗有“弄潮兒向濤頭立”的味道。相比之下，還在用現實主義經營文學的作家則顯得有些落伍。正是在這個時候，路遙開始構思和寫作他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了。

現在看來，當時的文學形勢一定給路遙帶來了不小的壓力，以至于他后來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不得不用好幾小節的篇幅，既談論他當時面對的文學處境，也反思他選擇現實主義結構這部長篇小說的心理動因。在他的交待中我們發現，路遙并不排斥現代派作品，恰恰相反，他對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以及歐美、拉美的當代文學非常關注，并且也從相應的閱讀中獲益匪淺。但為什么他依然選擇了現實主義呢？因為他意識到現實主義曾經被我們做壞，變成了一種偽現實主義。于是，現實主義雖然號稱文學主流，但它依然處在發展階段，“根本沒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同時他也意識到，拿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作抵押來完成這一長篇巨制，他“失敗不起”，必須借助于一種相對成熟的“主義”投入寫作才比較穩妥。為慎重起見，他還反復閱讀了《百年孤獨》和《霍亂時期的愛情》，因為這兩部作品雖都出自馬爾克斯之手，但前者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杰作，后者是傳統現實主義典范，他要在比較中確認后者的價值。

當然，路遙選擇現實主義，我覺得也有與先鋒文學較勁的因素。陳忠實曾經披露，在1985年一個關于農村題材創作的會議上，路遙非常堅定地闡述了他的現實主義創作主張，結束語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頁）澳大利亞羊是當時剛剛引進過來的優良羊種，路遙借此隱喻現代派或先鋒派，是要表明自己堅守現實主義的執著和信心。這種表白甚至讓陳忠實也倍感提氣。

但以上羅列并非我要談論的重點，我更想指出的是，為什么路遙在選擇現實主義時考慮到了讀者因素，這種考慮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先來看看他的說法：

考察一種文學現象是否“過時”，目光應該投向讀者大眾。一般情況下，讀者仍然接受和歡迎的東西，就說明它有理由繼續存在。當然，我國的讀者層次比較復雜。這就更有必要以多種文學形式滿足社會的需要，何況大多數讀者群更容易接受這種文學樣式。“現代派”作品的讀者群小，這在當前的中國是事實；這種文學樣式應該存在和發展，這也毋容置疑；只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負責任地棄大多數讀者于不顧，只滿足少數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現實主義作品甚至可以滿足各個層面的讀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國還做不到這一點。（《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89－90頁）

很顯然，路遙之所以選擇現實主義，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到了讀者。因為在他看來，現代主義曲高和寡，讀者面小；而現實主義則雅俗共賞，接受者眾。這一判斷應該說是毫無問題的。如果追溯一下現代主義文學發生的源頭，我們甚至還可以發現，現代主義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天生就攜帶著拒斥讀者大眾的基因。約翰·凱里指出：當教育改革取得成功之后，19世紀晚期的歐洲出現了龐大的閱讀人群。面對新型大眾的崛起，知識分子感到恐懼，于是他們千方百計，想把大眾擋在文化之外。但實際上，這又是不可能的事情，萬般無奈之下，他們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使文學變得讓大眾難以理解，以此阻礙大眾閱讀文學，他們所做的也不過如此。20世紀早期，歐洲知識界就殫精竭慮地決心把大眾排斥于文化領域之外，這場運動在英格蘭稱為現代主義。雖然歐洲其他國家對此有不同稱法，其要素卻基本相同。”（《知識分子與大眾》，吳慶宏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于是，現代派文學不是向讀者發出邀請，而是對讀者加以拒絕——把巨大的讀者群拒之千里之外，是它的野心，也是它的夢想。

路遙當年不一定知道西方現代主義與讀者大眾的這種緊張關系，但憑借其直覺，他已經意識到現代主義不待見讀者大眾，讀者大眾也不見得喜歡現代主義。在這種格局中，如果選擇現代主義的實驗方法，可能在藝術形式的探索上能有所收獲，卻會因此失去廣大的讀者。如果選擇現實主義創作手法，除了便于構建他的宏大敘事外，還有助于讀者的閱讀接受。正是在他所假定的讀者召喚中，他的天平才最終向現實主義傾斜。而《平凡的世界》面世以來的種種閱讀數據業已表明，這部長篇小說的傳播之廣和受眾之多確實非常驚人。它雖然一直不被精英集團看好，但在普通讀者心目中，它卻成了他們的“人生圣經”。而實際上，很可能這也是路遙所希望出現的接受效果。

如此看來，現實主義除了是一種文學的時代精神和創作手法外，它還應該是一種更易于普通讀者接受的文學樣式。我甚至覺得，一個作家一旦選擇了現實主義，其敘述模式、描寫方式、人物塑造和細節呈現等等，都更接近于普羅大眾既定的欣賞口味和文化心理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說現代主義文學故意深奧，那么現實主義文學則天生通俗。全世界沒有多少人能讀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但即便普通讀者面對巴爾扎克的小說，也并不存在多少閱讀障礙。

凡是擁有廣大讀者群的中國當代作家，往往也是參透現實主義奧秘，并把這種寫法運用得得心應手的作家。陜西作家中路遙是如此，陳忠實也不例外。后者曾經說過：當年讀《百年孤獨》，“讀得我一頭霧水，反復琢磨那個結構， _仍是理不清頭緒，倒是忍不住不斷贊嘆偉大的馬爾克斯，把一個網狀的迷幻小說送給讀者，讓人多費一番腦子。我便告誡自己，我的人物多情節也頗復雜，必須條分縷析，讓讀者閱讀起來不黏不混，清清白白。”（《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第63頁）這也意味著，如果說《百年孤獨》曾經對路遙、陳忠實產生過影響，這種影響其實來自于相反的方向：馬爾克斯可以把現實主義做得非常“魔幻”，中國作家卻不一定照貓畫虎，亦步亦趨，因為我們這里不一定具有接受這種“魔幻”的現實土壤。

于是我們可以說，今天的作家在介入現實的同時若想同時贏得讀者大眾，現實主義很可能依然是其首選的文學樣式。因為與那些實驗性與探索性的先鋒文學相比，現實主義文學其實可以稱作通俗文學，現實主義也生產出了一種特殊意義的大眾文化。眾所周知，在既定的知識譜系中，通俗文學或大眾文化往往是被人小瞧低看的，但問題很可能沒有那么簡單。也許，思考現實主義文學與通俗文學或大眾文化的關系，正是我們進入這一問題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