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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文藝科學大發展，文藝理論的成績十分顯著。文藝理論隊伍因改革開放之初，學識深博、經驗豐富的老一代文藝理論家大多健在，隨后，生氣勃勃、勇于創新的年輕文藝理論工作者又迅速成長，40年間出版著作之多，遠超五四以來的50年。其間，文藝理論界先是清算長期存在的左傾文藝思潮，特別是批判“四人幫”的極左文藝路線，對馬克思主義文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基于文藝存在多種多樣的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的認識，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提法取代“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舊口號。而老一輩文藝理論家周揚也提出，馬克思主義“一要堅持，二要發展”。在上述思想導向下，由于當時中外文化的大規模交流與撞擊，西方現代文論和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涌入，我國文藝理論界不僅出版了一批糾正左傾思潮的文藝學教材，還崛起多元思維，就文藝與政治、文藝特性與形象思維、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文藝研究的方法論以及文藝創作中的主體性與客體性、人性與人道主義、新人文精神等諸多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文藝批評界也就朦朧詩、意識流小說、探索性戲劇和先鋒文學展開爭鳴，從而促進文藝理論密切聯系實踐的思考。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了多視角、多方法的文藝學論著，恢復了文藝心理學等的研究，還對文藝創作、作品構成、歷史發展、鑒賞接受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探討，文藝學教材再次出現一批更新的著作。由于大力汲取西方現代文論的成果，許多著作呈現多種思維、多元探索、多層深入的態勢。上世紀90年代在討論新人文精神的同時，重心更多轉向傳統文論如何向現代轉化的爭議，梳理和闡釋傳統文論和美學成為熱點，出版了多部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和美學思想史。還出版了古典文藝學和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和比較文藝學的著作。在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方面先后推出多部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史的新著以及對毛澤東文藝思想、鄧小平文藝理論的研究專著。進入新世紀，對馬克思主義的導向更被強調，跨學科研究和擴展文藝學外延研究更被重視，中央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也推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藝理論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代表大會發表重要講話，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發展的新成績、新問題，更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樹立了新時代的指南。

40年間，我國文藝理論研究的成就，我以為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進入新的高度

自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主義文論觀點開始在我國傳播，經歷30年代左翼文藝和抗戰文藝中產生的多場不同文藝觀點的爭論，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為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文藝實踐的密切結合樹立了首座里程碑，指引我國走向人民文藝的新時代。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文藝思想的左傾，也給我國文藝帶來相當的損害。改革開放后的40年間，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等領導人，堅持毛澤東文藝思想正確原則的同時，總結了我國文藝發展的新經驗、新問題、新挑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提出文藝應擔當時代的號角，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堅持以真善美為文藝的永恒真諦，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精神和美學傳統，號召文藝家避免浮躁，正確對待市場經濟和新媒體，努力精益求精，攀登文藝的高峰。這樹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又一座里程碑，為開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社會主義文藝指明了寬廣的道路。這時期我國文藝理論界在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的文藝論著方面發表和出版了許多新作。如陳涌的《馬克思恩格斯美學思想論集》，李衍柱等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概論》，董學文、馬龍潛等的《論鄧小平文藝思想》等專著。此外，還有陳遼、呂德申、王善忠等先后編寫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史著以及陸梅林、龔依群、呂德申主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大辭典》，都為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系統地闡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原理和諸多概念范疇，勾勒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科學體系方面，給讀者提供了廣泛的文藝理論知識。而中央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點項目《文藝理論》一書集中全國十多位專家集體編寫，七易其稿，堪稱我國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所作的新的努力。

第二，文藝理論多層次、多視角探索成就卓著

40年來，由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政策的認真執行，文藝理論界出現一元主導、多元探索的喜人新局。除了出版錢中文、童慶炳、陸貴山、董學文等多部志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藝學新著，許多學者還深入研究、梳理我國古典文論和西方現代文論，出版了蔡鐘翔等著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王運熙、顧易生主持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和侯敏澤推出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下卷）以及他和李澤厚、劉綱紀、葉朗等各自關于中國美學史的新著。此外還有黃曼君主編的《中國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史》等。大多著作在材料的翔實豐富和思想線索的明晰方面，均對前人有顯著超越。新時期對我國古代文論的專題研究，更出版了大批論著。張光年、王元化、周振甫、曹道衡、牟世金等對《文心雕龍》的研究以及張少康的《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吳調公的《神韻論》、杜書瀛的《論李漁的戲劇美學》等論著均多真知灼見。除了儒家文論外，這時期對道家和佛家的文藝觀也有更多學者進行探討。胡經之還出版了《古典文藝學》及多卷《中國古典文藝學叢編》。總之，這時期對古典文論不僅在宏觀把握上有新見，對重要文論家和重要著作的研究有深入，對于古典文論的一系列重要概念與范疇也進行了新的梳理和詮釋，使之更易于為現代文論所批判地繼承與發展。在西方現代文論方面，王春元、錢中文曾主持編譯《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14種，廣泛介紹了許多國家的著名作家的理論見解：其中包括譯介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和蘇聯學者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荷蘭學者佛克馬、易布斯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等傳布較廣的著作。蔣孔陽、朱立元主編的《西方美學通史》（第1-7卷），李醒塵的《西方美學史教程》、鄧曉芒的《西方美學史綱》和伍蠡甫主編的《西方文論選》上下卷、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推出的《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上下卷以及馮憲光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等大量介紹西方文藝理論思想的著作先后出版，確實大大擴展了我國學者的學術視界，促進了他們對文藝理論問題更廣闊的思考。在面對我國傳統文藝實踐和西方文藝實踐的視野下，體現新的學術水平的文藝理論著作也大量涌到人們面前，先后有王向峰主編的《文藝學新編》、王元驤主編的《文學原理》、童慶炳主編的《文藝理論教程》、何國瑞的《文藝生產原理》、錢中文的《文學原理：發展論》、杜書瀛的《文學原理：創作論》、王春元的《文學原理：作品論》以及其他新著撰寫的反映論文藝學、象征論文藝學、意象論文藝學、主體論文藝學、實踐論文藝學、生態論文藝學等，充分展現文藝理論界多向度的探索。此外，文體研究也有相當發展，先后出版了謝冕的《詩歌書簡》、吳思敬的《詩歌基本原理》、楊匡漢的《詩學心裁》、陳良運的《中國詩學體系論》；而楊義的《中國敘事學》、葉朗和吳功正分別撰著的《小說美學》、李潔非和南帆等的小說學著作以及譚霈生和朱棟霖等戲劇理論方面的多種新著，對相關文體的審美本質特征及創作規律等，均作了各有見地的探討。民間文學、民族文學和兒童文學方面，也涌現了分支學科的理論成果。如鐘敬文、烏丙安分別編著的《民間文學概論》以及段寶林的《民間文學概要》、陶立璠的《民族民間文學理論基礎》、潛明茲的《中國神話學》、葉舒憲的《中國神話哲學》、鄧啟耀的《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等。此外，兒童文學理論方面也有新的建樹，如蔣風的《兒童文學概論》、浦漫汀主編的《兒童文學教程》、班馬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等。

第三，在跨學科研究方面，新成果不斷涌現

首先是朱光潛、蔡儀、王朝聞、蔣孔陽、李澤厚等老一代美學家都推出自己的美學新著，多涵蓋文藝美的研究。其后文藝美學、文化美學將文藝學介入美學和生活文化的領域。如杜書瀛的《文藝美學原理》、胡經之的《文藝美學》等新著，如陶東風等對文化研究的提倡，還有像涂途的《技術美學》、王善忠的《體育美學》、嚴昭柱的《自然美論》等對美學領域的拓展。其次是文藝心理學、文藝語言學、文藝社會學、文藝人類學等研究的恢復與開拓。文藝心理學方面成績尤為顯著，金開誠、彭定安、孫紹振、葉紀彬、劉煊、魯樞元和錢谷融等學者都以自己新的專著豐富了這一分支學科。葉舒憲為建設文藝人類學做出的努力也令人注目。再次是比較文藝學的崛起。除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相繼出版，還涌現了像黃藥眠、童慶炳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曹順慶《中西比較詩學》，饒芃子《比較文藝學》等論著。而錢鍾書的《管錐編》（四卷），旁征博引中外古今豐富的著作材料進行比較和稽考鉤沉，成為這時期跨學科的重要研究成果。此外，董乃斌、程麻主持的《文藝新學科建設叢書》（已出版《符號學文論》《系統美學》《現象學美學》《文學批評思維學》等27種），力圖從多種視角和多種理論方法切入文學，發展邊緣性的跨學科研究。

第四，緊密聯系文藝實踐的理論批評十分活躍

文藝批評由于與當前文藝實踐密切結合，它也是文藝理論生成的重要源流。這時期不僅有以具體作家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微觀批評，更有越來越多以作家作品群，以文學現象、流派和年度運動態勢、地域運動態勢為研究對象的宏觀批評；不僅有純文學視角的批評，還有側重政治視角、文化視角、生命視角和心理視角的批評；不僅有唯物史觀的批評，還有主體論、系統分析、神話原型、比較文學、符號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等不同理論方法的批評。文學批評多向度的發展，表現出批評思維的活躍，促進了文壇的“百家爭鳴”，也豐富了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尤為可貴的是，還出版了一批對文學批評學的建設進行研究與探討的著作。如王先霈主編的《文藝學中的文藝批評學》和《文學評論教程》等。這時期活躍于文壇的諸多文藝批評家，都對文藝理論的發展做出自己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貢獻。而《文藝報》《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文藝爭鳴》等眾多專業報刊對推進這時期文藝理論的大發展，也都功莫大焉！

從以上有限的簡略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在文藝理論的多元探索中馬克思主義文論仍然占據主導的地位，而由于致力于對我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和對西方現代文論積極發展的借鑒與吸納，我國文論不僅外延擴展，內涵也明顯深化，出現多視角、多層次的局面。在與文藝實踐密切結合方面，在史論結合方面，由于文藝批評的活躍和文藝理論批評史研究的深入，也出現了良好的成果。我相信，迎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我國文藝理論一定會有更大更廣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