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梵高1889年畫了一幅并不是很大的油畫《鳶尾花》，3年后，評論家米爾博以300法郎購買了這幅畫。1987年，蓋蒂博物館以5390萬美元從拍賣會上拍得，成為該館的重要收藏，目前估價約1億美元。這幅象征光明和自由的法國的國花，生機勃勃，每天在蓋蒂博物館內靜靜地開放，閃耀奪目，而它的面前，每天都人頭攢動，是該館畫作前觀賞人數最多的作品。具有傳奇色彩的保羅·蓋蒂在1930年其父親去世時，得到了父親給他的50萬美元，以后的20年間，他在股市和石油界不斷拼搏，勢力日漸擴大。1953年，因在科威特邊境開發油田成功，不到3年就積蓄了10億美元，成了美國首富。蓋蒂曾說：“一個不愛好藝術的人是一個沒有完全開化的人。”所以，他先后用22億美元購買了大量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藝術品。1968年，蓋蒂博物館建成，他做出了一個讓世人驚嘆的決定——免費對外開放，任何人，只要腳上穿鞋，都可以進來觀賞。這項制度一直保留至今。1976年，蓋蒂在臨終前又把全部財產33億美元中的22億捐助給蓋蒂博物館，在為后人留下一段傳奇故事的同時，也保存了不朽的文化遺產。蓋蒂這位時代的商業巨子為后人樹立了典范。

古往今來，古今中外，藝術收藏得力于經濟基礎，藝術的發展也依靠經濟的力量來推動。正好像揚州的鹽商帶動了揚州八怪在揚州的聚集，而明代不僅產生了“吳門四家”，也有了此后這一地區豐厚的藝術收藏。不管是蓋蒂，抑或是世界上其他著名的收藏家，如荷蘭的科勒穆勒夫人，在其他人還沒認可梵高的時候就開始收藏梵高，并有了世界第二多的梵高作品的收藏。他們的成就一方面是自己對藝術的喜好，甚至是癡迷；另一方面是依靠商業上的成功而獲得了用于收藏的資金。當由金錢構成的財富，經由藝術品的收藏而轉變為藝術財富之后，在等值與不等值的關系中，增值的部分有可能被視為是一種與藝術相關的商業，只不過，這種認知是經由歷史的發展，而在一個歷史過程之后，經過幾十年上百年而被確認的，無疑，這種現代形態的商業模式，已經脫離了早期藝術收藏的文化概念，也就是說，不管是科勒穆勒夫人，還是蓋蒂先生，他們這一輩的收藏起步以及后來走向高峰，都不是希望通過收藏獲得增值，對藝術的愛好和追求，是他們不斷累積藝術品的核心動力。這之中，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是成就收藏的保證。

往往是事與愿違，在推高藝術品價格的今天，科勒穆勒夫人和蓋蒂的收藏事業往往又被作為一種增值的成功范例，而被廣泛引用；或被作為商業的范本，引誘更多人投入到藝術品收藏之中，從而造就了當代中國的收藏熱。人們往往忽視了那個時代梵高的社會地位以及社會認可度，而古希臘古羅馬的那些藝術品也只是蓋蒂生前時代中少數人感興趣的內容。科勒穆勒夫人以及蓋蒂的眼光是超于常人的。這好像商業中的判斷與決斷，需要有理解和認知；不同于商業的是，藝術收藏的契機常常是逆潮流而動，敢為別人先。顯然，商業中的敢為別人先應該也是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實際上，歷史上有很多畫家是非常清貧的，他們沒有能夠得到商業的資助，也沒有能夠得到市場的扶持，所以，歷史上的窮畫家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樣的事例在中國也是不勝枚舉，像極具多方面才華的明代畫家徐渭最后貧病而亡。在荷蘭國家博物館，油畫《夜巡》前每天都是人頭攢動，荷蘭偉大的畫家倫勃朗的這幅曠世名作，其背后的故事讓人心酸。1642年，射手隊長班寧·柯克上尉和他手下的隊員共同出資請倫勃朗畫一幅集體像，這是藝術史上出現的最早的眾籌。倫勃朗接受了定件，因此，創作了《夜巡》（原名《隊長及其全隊人員》）。這是倫勃朗一生中飽受爭議的作品。16位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至法庭，鬧得紛紛揚揚，并發動市民不擇手段地攻擊倫勃朗。其中一個名叫翁德爾的詩人說倫勃朗的畫是“矯揉造作的幽暗的畫作”，并把倫勃朗的作品和他的一個毫無才能的學生畫家的作品相比較，稱他為“黑暗的王子”。這件事情最終將酬金由5250荷蘭盾削減到1600荷蘭盾，而自此之后就很少有人來找倫勃朗畫集體肖像，畫商們也疏遠了倫勃朗，以致他的生活越來越困難，最后，這位劃時代的偉大畫家“像乞丐般下葬”。

買主與畫家，市場與藝術，在這個個案中說明了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倫勃朗的時代，這種關系的復雜性遠不如今天。顯然，藝術家的創作是以藝術為準繩，還是要兼顧到買家的要求——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相同？作為買家，尤其是像倫勃朗所面對的保安，提出這種有違藝術規律的意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16位保安出的錢是相同的。藝術家面對這樣的苛求，完全可以不接收這樣的訂制。但是，生活所迫往往是現實的。

這種復雜的矛盾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又打破了規律的均衡，而畫家往往難以找到這種平衡點，所以，暴露出來的鮮明的個性也時常被作為談資。市場綁架藝術從一般性到普遍性，表現出了強大的力量。在一個發達的經濟社會中，尤其是在當代中國，經濟的力量超于尋常，商業的觸角無處不在，市場的行為無處不在發威，藝術在如此強大的市場面前表現出來的弱勢，實際上也是在考驗商業和藝術的良知。

藝術的發展需要收藏的帶動，而與收藏相關的經濟活動則成了這中間一個特別的環節。而在20世紀以來的藝術發展過程中，經由商業來推動認知也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而商業對于藝術的利用，從一般意義上的贊助，到直接的引領，商業在藝術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推手作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一個階段性的認知上，商業的激發往往又會發出另外的信號，從而帶動了認知上的提高，從畫家、畫派到整個時代。1996年，嘉德拍賣首次推出“1949～1979新中國美術作品”專場，其拍賣圖錄的封面就是李可染的《韶山》。在這次拍賣中人們首次看到了那十年之后從中國美術館館藏中流出去的那一時期的作品，如王迎春、楊力舟的《挖山不止》。此后，從國家博物館流出的《毛主席去安源》也出現在拍賣會上，從此新中國美術有了“紅色經典”這樣一個極具市場特征的別稱，這部分作品成為藝術市場上的寵兒和拍賣中的獨特板塊，備受關注，由此又帶動了學界對于新中國美術的重新認識。這種經由市場認可而帶動學術，又由學術的深度研究而帶動商業的進一步開發，使得原來認識不足、價位不高的這類與政治相關的主題創作，在市場上有了令人嘆為觀止的不斷攀升。10余年之后的嘉德2009秋拍新中國美術專場，近50件作品總成交額高達1.38億元，已經說明這一時期的美術作品受到了社會的重視。到了2015年的嘉德秋拍，李可染的《萬山紅遍》以1.84億元成交，讓人們刮目相看。而這一時期之內，靳尚誼的《毛主席在煉鋼廠》拍出2021.6萬，蔣兆和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拍出1904萬，都是畫家作品在市場上的最高價。而吳作人的《戰地黃花分外香》2013春拍拍出8050萬，也成為吳作人作品拍賣的最高紀錄，但10年前只有352萬。

無疑，商業和市場都是雙刃劍，它們有利于藝術發展的積極方面，但是，違背商業倫理的利用，或者是基于商業目的的忽悠，都直接危害社會的穩定。比如藝術金融或藝術品金融化投資，作為一種新的業態，在完全違背藝術規律和市場規律的狀態下，以一種金融炒作的方式，使得無數投資人血本無歸，同時，也完全顛覆了社會對藝術的認知，造成了藝術界史無前例的混亂。從歷史上看，金融機構出于自身企業形象的需要，或者是主導企業的領導人的個人興趣與愛好，以其自身的經濟實力而投入到藝術品收藏之中，或者是在稅收方面的一種選擇，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像瑞士銀行的系統收藏，像中國建設銀行1995年以605萬元收藏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都是值得稱贊的。可是，把一張畫分成數萬份或數十萬份去認購，并通過這種炒作來抬升價位的做法，顯然是違背規律和良知的，也是缺乏市場誠信的。

在藝術與商業的各種關系中，有許多是可解的，但是，以金融業的理念與模式來運作藝術品市場，以金融資產的方式和程序來投資藝術品或其組合，并納入個人或機構的理財范圍，這卻是不解的。相反，這可以看出很多金融機構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為何藝術成為金融的獵物，這也是值得思考的。而藝術在當代中國社會被圍獵的現象也是一種社會奇觀。無數的商業機構，包括打著博物館、美術館牌號的機構，以及到處可見的檔次參差不齊的畫廊，還有關聯的各種廣播電視、新聞出版機構，基于自身的商業目的肆意炒作。電視上“鑒寶”橫行神州，非但沒有見到多少真正的寶貝，反而造成了國寶之殤，加劇了市場上的贗品泛濫，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難以根治的惡性腫瘤。

還有不解的是，在商業和市場的導引下，當代藝術界發生的巨大變化，嚴重影響到當代中國美術創作的品質以及社會形象。商業化、市場化這把利劍直插當代中國藝術的心臟，血流不止。迎合市場、順應市場、玩弄市場、造就市場，使得很多畫家在市場面前跌倒而不起，同時毀掉了市場。流水線作業成為市場的直接惡果，而許多人幾十年畫同樣一張畫，重復自己，表現出了嚴重的商業化傾向。檢視當代中國美術創作的實際狀況，就可以看到商業和市場幾乎是毀掉了一代人。

面對如此的狀況，如何在藝術與商業之間找到平衡點，如何建構一個藝術與商業正常互動和促進的良性關聯，如何為當代中國累積更多高質量的藝術財富，如何推高中國藝術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以及認知，這成為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巨大考驗，同時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巨大考驗。期待藝術與商業的良知與倫理的發現和誠信的建立，以及社會的共同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