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說來頗為汗顏，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本人忝為其中一分子的文藝理論界總體上來看成績平平。簡單粗暴地說，文藝理論學者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研究古代文論的學者，給人們的印象是仿佛置身古代說著古代的事，與當代文化生活并不相干；其二，是研究西方文論的學者，給人們的印象是仿佛置身外國說著外國的事，與中國文學實踐毫無關系，如果發生了一些什么關系，那總是顯得生吞活剝、生搬硬套，總是會發生“強制闡釋”的事情；其三，是仍然堅持原創的一些學者，但是這些可敬的學者，其構建理論系統，不必說西方學人，就是在本土，得到普遍認可的程度也頗為有限。所以，盡管我們已經有些學者從事著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史的研究，陳述著我們對文藝理論貢獻的自我理解，不可否認我們的確在一些領域里面也有所推進，但基本上從大的方面來說，還是停留在自娛自樂階段，也就是說，其影響范圍沒有超出漢語學界。

要是不怕別人責備我妄自菲薄，我還想指出，其實我們文藝理論從業人員在整個文學研究的鄙視鏈中可能位居下端。我個人感受到的學術鄙視鏈大概是這樣的：古代文學研究者認為自己才是研究的正經學問，畢竟研究的對象是漫長的歷史長河沖擊后所保留的碩果，實際上西方一流大學的文學系傳統上也還是研究他們自己的古典文學；何況能讀懂古代文獻不易，文字、音韻、訓詁、歷法、版本以及典章制度之類都是攔路虎。他們顯然會鄙視現當代的學者沒有學術門檻，無需深厚學養，歷史短暫，與今天社會現實距離太近。但是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們其實自有其驕傲的文化資本。他們的寫作靈動鮮活，跟現當代作家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賴，實際上他們的文本也更像文學文本，即便他們能夠挪用或者自制理論話語，也絕對沒有沉悶冬烘的村學究氣質，相反，這些話語能夠成為展示他們批評才華的道具。他們最接地氣，因此具有社會上廣泛的知名度，以及文學研究領域中最大的影響力。每年中文學科的研究生報考人數中，現當代文學專業的考生都是遙遙領先，而在代表中國文學領域最高成就的魯迅文學獎中，文學理論批評這一個獎項中，文學理論其實不過是批評的附庸，基本上充當可有可無的花瓶角色，歷屆獲獎者大部分都不是出自大學的文藝學教研室。清人姚鼐有個著名的說法，做學問做得好的，應該是尋求義理、考據與辭章之間三者的統一。[1] 假定古典文學在功能地位上有點接近考據，現當代文學接近辭章，那么文藝理論原本是更接近義理的，而本來義理才是最重要的。段玉裁說：“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孰乎義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2] 可是，文藝理論學者大談的義理對其他學者而言不過是凌空蹈虛，要么像蜘蛛吐絲一樣，不過是閉門造車，要么就是跟著西方鸚鵡學舌，對火熱的文學實踐隔山打牛，而不能與當下中國語境發生對話關系，到頭來不過是如同蘇軾諷刺揚雄的那樣，“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顯之說。”[3] 義理如果給人感覺是無理，那么它就不如考據踏實，也不如辭章華彩，占著高位之名而無其實，在文學研究領域里尸位素餐，那就只好叨陪文學研究鄙視鏈的末座了。不妨再換一種比附。中國的文化生活中有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關于思想與學術的區分。[4] 就中國文學研究領域而言，如果說，承襲著乾嘉學派余風流韻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似乎占著學術一頭，那么，現當代文學專家們就好像占著思想一頭。[5] 文藝理論學者兩頭落空，既隔絕于源遠流長的中國學術傳統，看上去也缺乏思想的原創性，它的存在是否具有重要意義，似乎值得反思。

文藝學的學科危機絕不是最近的事。大約十五年前，一位現當代前輩學者告訴我說，其實歐美的文學系并不存在文藝理論教研室這一類的建制。這意思換成陳曉明教授的用語，差不多就是說，我們這一行當的幸存，其意義不過是在替前蘇聯文學院系的制度模式守寡，[6] 這個學科本身的存在必要性是可疑的。[7] 文藝學缺乏自己專屬的、穩定的地盤，常常淪落到要為自己的生存而辯護的地步。若干年前，不少學者提出文藝學學科反思，并且提倡文化研究以開拓文藝學的新邊疆，這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文藝學作為一門學科所面臨的窘境。

但是，文學研究如果缺乏理論基礎，勢必只是滿足于經驗描述狀態，也就是滿足于就事論事，頂多也就是日常經驗的形式化，達不到普遍性和思辨的深度，也無法使得真正的原創性獲得可見性與確定性。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理論可能是文學研究中是最有難度的領域。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文化共同體，如果缺乏繽紛璀璨的理論陽光的燭照映射，如果缺乏追求普遍性、系統性、客觀性與邏輯合理性的理性知識的滋養培育，它的整體人文學科就無法登堂入室，進而得以預參世界學術潮流。就此而言，文學理論的表現，其實是整個人文學科總實力的縮影。理論構成了人文學科領域中任何專門系統研究的學術前提和知識基礎，它處在知識金字塔尖的位置。翻開西方流行的文學理論教材，例如《諾頓理論與批評文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或者《布萊克威爾文學理論導論》（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介紹的文學理論重要人物絕大部分是西方一流的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理論家、語言學家甚至人類學家，一些其主要身份是文學理論家的學者，其理論的發明大體上也是對一些重要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挪用的結果。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今天之所謂人文學科，其問題意識，方法論基礎，推論過程，甚至其功能與意義，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接續，而更多的是對西方人文學科的橫向移植。在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領域里面，我們全方位落后于西方，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不管怎么說，中國的理工科正在逐漸拉近跟西方的距離，這也可以得到許多數據的證實。我們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是我們人文學科的嚴重落后。[8] 整整一百年前，青年陳寅恪對中國的人文學科、美術和工商業的未來發展曾經有一個高瞻遠矚的預判。他的預判在我看來不幸而言中，因而值得我反復引用：“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而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9] 確實，如今福布斯排行榜上已經不乏中國人的身影，中國實際上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已經擁有完備而先進的工業體系，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但是，夸大一點說，今天中國在經濟方面與西方國家存在著多么巨大的貿易順差，在人文學科方面就存在著多么巨大的貿易逆差。今人陳嘉映指出：“中國士大夫傳統始終缺乏真正的理論興趣。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一百年多年來，我們開始學習西方以來，各行各業都有能人，在技術性的領域里學習成績尤其好，但理論創新方面卻很弱，在物理學、數學、生物學領域是這樣。按說，在歷史理論、社會理論、人類學理論、政治理論等領域，基于中國漫長而豐富的歷史、基于中國人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特殊經驗，我們應當能有所貢獻，但實際上，在這些領域中，中國人在理論建設方面一無作為……直到今天，中國人講到理論，其范式還是陰陽五行那種類型，大而化之、閎大不經的一類。”[10]

對此事實的無視，其實容易推助我們學風的浮夸自大。要提升我們中國人文學科水平，要期待中國人文學科的原創性貢獻，我們不能遵循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不能以大躍進的方式來策劃或者經營學術，不該認真考慮采取何種方式可以彎道超車的技術線路，甚至也不是考慮如何強化中華外譯的龐大計劃（盡管我并不否認這一計劃的積極意義），所有這些方案要么是違背學術本身的規律的，要么只能起輔助作用。如果我們能運用清明的理性加以思考，就必須誠實地承認，我們不該設置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設：即只要我們主觀上更努力，我們的人文學科的大師們就會紛紛橫空出世，換句話說，我們假定自己已經具備了能夠生產真正具有原創性人文學科成果的客觀條件。相反，我們其實應該反思的是成就人文學科輝煌成果的可能性條件是什么，或者限制我們取得學術進步的障礙在哪里。我們固然應該對未來有美好的期待，但是在思考應然之前，我們也許應該先考慮實然的情況，并對我們面臨的不利條件做出有效的診斷。

回到前文，我們可以發現，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原創性的不足，其原因不是當代文藝學學人比起其他領域的學人來說智商不夠或者努力不夠，它實際上反映的是整個人文學科的結構性問題，而這樣的問題，不僅僅是最近幾十年來才涌現出來的事情，而是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為先賢所察覺。所以，如果我們認為，人文學科成績不行，其原因是應試教育出現的題海大戰摧毀了想象力與知識好奇心，是因為理工科思維的殖民，將量化考核標準（科研成果發表刊物的級別，影響因子，H指數，發文的數量，獲獎的級別，項目經費的總量等等）推行到文科領域里來，是因為社會所允許的思考的自由度還不足以滿足這個學科的需求，是因為許多學者們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等等，這些分析可能都各有其道理，但是我想，最重要的癥結還可能是我們民族文化的認識型與源于希臘的西方文化的認識型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11] 而這一差異至今還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我們的思想與行動。早期希臘人擁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向度，即對事物的認識興趣，這種認識是擺脫了實踐需要的某種純粹的認識，而對于理論的創造興趣則是知識好奇心的集中體現。這里面我們談論的理論，它是系統性的，也就是說，它指向的是普遍性，它不僅能夠解釋該領域中已然事實，而且能夠預測該領域尚未發生的未然事實；它是去目的論的，也就是說，它是靠推論來完成自身的，而在研究之前，最后會導致何種結論是不確定的；它是價值中立的，也就是說，它只對事實的真偽負責，而不關心它是否滿足人們的某種宗教的政治的或倫理的期待。希臘人這樣的性情傾向不僅僅表現在他們少數幾位自然哲學家身上，而且可能為整個社會所共享。舉例來說，古希臘悲劇其實就完全不同于中國的類似作品，中國的戲劇總是彌漫著懲惡揚善、因果報應的道德氣息，但是古希臘悲劇中的命運觀，卻類似于物理定律，[12] 而不同于中國悲劇中所預設的鐵面無私的法官形象。根據陳嘉映的說法，我們中國人有著較強的理性態度，也就是講求實際，講求經驗，這在根本上是反理論的。[13] 我們中國人追求的是智慧，而非真理。

如果不愛理論這樣的習性植根于我們的文化基因之中，是否我們就注定永遠追趕無望？我們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實際上，雖然希臘人就開始有愛智的傳統，但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文學科，可能源于文藝復興時期。[14] 西方的人文學科發展至今，也有好幾個世紀的歷史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立志“師夷長技以制夷”，至今也不過才一百幾十年的歷史。雖然如此，我們在學習技術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甚至在某些領域還處在國際領先水平，這證明了中華民族的智商和創造力值得信賴；但是在包括人文學科在內的整個科學理論方面，我們跟西方的距離還十分遙遠。這說明了什么呢？這也許說明了我們對作為技術基礎的科學理論本身還沒有強烈興趣，我們的認識型還沒有完成根本的轉型，我們還是處在一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智狀態中。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對未來有謹慎樂觀的理由：我們的改革開放的大門打開后就不準備關上，我們今天處在一個越來越國際化的環境中：噴氣式飛機與互聯網使得今天的世界變得更像一個貨真價實的地球村，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緊密；中國赴海外的留學生人數越來越多，2017年已經突破60萬人，同年海外歸國人員也已經達到48萬人，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的大學并不在中國之外，事實上，有幾所著名的西方大學就直接在中國設置校區。中國的文化正在進行一個緩慢的轉型過程之中，它不同于西方，缺乏強烈的求真意志，但是，它也不同于它自己的過去，這樣的一個轉型并未達到一個穩定的成熟的狀態，因此，對中國人文學科的未來，我們可以有一個美好的期待。但是，承認我們的差距，了解我們認識型的缺失，也許是走向未來可能的輝煌的第一步。

注釋：

[1] 姚鼐：《述庵文抄序》，載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頁。

[2] 段玉裁：《戴東原集序》，載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三冊，第504頁。

[3] 蘇軾：《答謝民師書》，載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頁。

[4] 參閱倪梁康：《學術與思想：是否對立以及如何對立？》，載倪梁康：《思想散論 會意集》，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1頁。

[5] 但是，這不等于說，我們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們的思想水平達到了相當的深度。不怕得罪人地說，我認為總體上，該領域的思想水平總體上并沒有大大超出西方的啟蒙思想所達到的深度。

[6] “守寡”一說，我挪用自陳曉明教授某次開會發言，我以為他說得十分形象而幽默。

[7] 我后來才了解到，其實西方大學也并沒有他們的經典文學教研室，更不必說現代文學教研室了，另一方面，文學理論卻又構成了他們的基礎課程。

[8] 關于這個方面，我在一篇小文中有所分析。請見拙文：《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蘭克福學派中國之旅》，載《蘭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9] 此為吳宓所記載之陳寅恪的言論。見吳宓：《吳宓日記》，第二冊（1917-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03頁。

[10] 陳嘉映：《科學 哲學 常識》，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頁。

[11] 關于這里提到的認識型（épistémè?），我借用自福柯的概念。作為某個長時段所有話語和知識的結構原則或存在條件，它可以理解為某種深層的精神秩序。此段相關內容的論述請見拙文：《認識與智識：跨語境視閾下的藝術終結論》，載《烏合的思想》，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51頁。

[12] 懷特海曾經在討論古希臘悲劇時指出：“悲劇的本質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無情活動的嚴肅性。但這種命運的必然性，只有通過人生中事實的不幸遭遇才能說明。因為只有通過這種劇情才能說明逃避是無用的。這種無情的必然性充滿了科學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運的律令。”懷特海：《科學與近代社會》，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頁。

[13] 陳嘉映：《科學 哲學 常識》，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頁。

[14] 歷史學家巴爾贊提到人文主義對后世的影響時說：“有誰能逃脫‘研究’呢？又有誰敢不提出確切的引文和時間，不參考以前的作品，不引證出處，不開列參考書目，或者不使用腳注這個表示坦誠的標記呢？”見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林華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