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改革開放的40年，對于我來說有著一種特別的情懷，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我是一個父母雙亡的農村青年，幸運地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大時代，改變了我命運的路標，使我實現了人生的追求和夢想。

我是從1978年，也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那一年開始讀書寫作的。1977年秋我在定遠縣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謀到一份差事，要我做圖書管理員。當時那里有個小小的圖書資料室，除理論著作外，還有幾本“幸存”的文學名著，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文學。沒想到幾本文學書籍竟有如此神功和魅力，幾乎占用了我的全部業余時間和節假日。隨著“撥亂反正”的推進和深入，各地出版社又新版和重版了一大批文學名著。這對我這個愛好文學的青年來說，簡直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盡管當時我的月工資只有36元，我還是從每月的工資中擠出半數來買書。大約兩三年時間，我的小屋內已經堆放有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梅里美、雨果、莫泊桑、高爾基、魯迅、巴金、茅盾、曹禺、丁玲等一大批中外名家的著作。有了這些書籍，我就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久而久之，讀書成了我生活的習慣，成了每天的必修課，一天不讀書就覺得生活少了點什么。真正體會到讀一本好書就如同與先賢、大師之間展開一次心靈對話，感受他們高尚的人格力量。我在長期讀書自學中堅持寫讀書筆記、抄格言、記典故，真正做到腦勤、眼勤、手勤，有時興之所至，還畫點尾花和小插圖來點綴，然后分類整理。就這樣讀著、寫著、想著，一股創作的欲望涌上心頭，童年的記憶和現實生活的碰撞，迸發出文學創作的火花。似乎有說不完的話，非得宣泄不可，于是我真的動筆寫了起來。

誰知寫文章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幾年間我接到各地報刊編輯部的100多封退稿信，當有人看到編輯部統一印制的“版面有限”“原稿退回”不予刊登的退稿信時，竟說什么“小金投稿，版面有限”，“小金投稿，完璧歸趙”。他人的嘲諷，一時讓我極其痛苦和彷徨。一天，我在資料室里無意翻到茅盾先生為高爾基逝世10周年所寫的一篇祭文，才曉得這位舉世聞名的大文豪童年生活竟如此艱辛。他8歲失去父母，到處流浪，白天在輪船上打工收盤子，受盡老板的凌辱，晚上則在輪船里讀書自學，又屢次患病，而大部分作品就是在這樣困苦顛沛的環境中寫出來的。高爾基的苦難童年與我很相似，尤其是他刻苦讀書與生活抗爭的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給了我戰勝困難的勇氣和信心。幾年后，我的新聞作品和文學作品終于開始見諸報端了。

1982年我有幸被調至省城新聞單位任編輯、記者。我在農村采訪中，耳聞目睹了家庭承包責任制給這塊古老貧窮的江淮大地所帶來的勃勃生機和天翻地覆的變化，廣大農民終于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關于這一點，像我這樣從當年大饑荒中熬過來的人感受最真切、最強烈，也最有發言權。于是我懷著一顆無比激動和感恩的心情奔波于大江南北、淮河兩岸，大書特書改革開放后的新農村、新變化、新人物。凡是能表達思想情感的文體，不論是消息、通訊、報告文學或是小說、散文、評論我都寫。

1998年在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我想寫一本反映安徽20年改革全貌的大書。安徽有17個地市、66個縣，1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在短時間內走遍安徽、寫遍安徽談何容易!但如果不這樣做就沒有說服力和權威性。為了節約時間，在采訪的途中我遇車就坐，拉貨車、農用車、拖拉機、三輪車……至于無路無車時，那只能邁開雙腳向前走了！采訪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如先聯系好的采訪對象突然因事找不到，這就需要等待或第二次、第三次再來。還有事先決定采訪的典型，當你馬不停蹄滿懷信心趕到時，卻發現與事實不符，結果只能放棄，重找新典型，白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更讓我意想不到的打擊是1998年6月20日夜間火車上，我的手機、照相機、現金、證件還有寫好的10萬多字書稿全部被盜，真是欲哭無淚！怎么辦？別無選擇，只能咬著牙重新開始……1998年12月，一本32萬字的大型紀實文學集《安徽大采風》終于如期出版了！后來，安徽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金興安作品100篇》，被譽為《安徽大采風》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安徽大采風》側重采寫安徽各地的先進典型事件，而另一部作品集則側重報道安徽各類先進典型人物。

2011年我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時間干自己喜歡的事，幾年間我又連續出版了很多圖書。算起來，我的讀書寫作是與改革開放同步“成長”的，至今整整堅持了40年。回憶我的成長歷程，是讀書寫作改變了我的人生。

“感恩鄉親”則是幾十年來埋藏在我內心深處的諾言，是我在孩提時代刻骨銘心的記憶。1960年大饑荒，父母死于饑荒，剛上小學二年級的我不幸淪為孤兒，在饑荒線上垂死掙扎的鄉親們并沒有遺棄我，反而更加關懷我、愛護我。東家大嬸送碗粥，西家大叔送碗湯，我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孩子。從那時起在我幼小的心靈里就播下感恩的種子，發誓長大后一定要感恩鄉親們。面對著家鄉的貧窮和落后，特別是文化生活的貧窮和落后，我強烈地感受到農村需要文化，農民需要知識，要用先進的文化來占領農村陣地。我說服了家人，將自己幾千冊藏書和多年的積蓄全部捐出來在家鄉創辦農家書屋。2004年7月，書屋建設正式啟動。從選址、設計、建筑、采購，每一塊磚、一塊瓦、一袋水泥都要我精打細算和精心安排。在籌建的一年多時間里，為解決資金的缺口和圖書的不足，我利用節假日、雙休日往返合肥、滁州、定遠、蔣集鎮等地達38趟。最難忘的是2005年盛夏，書屋主體工程藏書館上大梁，可我的椎間盤突出犯病了，家人勸我打個電話，不要去工地了，但我想到這是蓋房的關鍵環節，我還是戴上鋼板腰圍帶，吃了止痛片，準時地趕到工地現場。正在蓋房的鄉親們見我帶病來到工地大為感動，表示一定要把書屋保質保量蓋好。書屋開館后的第一個春節期間，我去書屋時，只見借書的、看書的幾乎全是學生和老師，很少看到農民在書屋，一問得知大部分年輕人都出門打工，在家的老人大都不識字。為解決這一難題，我決定再蓋三間農民閱覽室，讓不識字的農民看光盤、看電視學習科學種田知識。我把家里為兒子準備結婚的2.3萬元拿出來購買建材。當時合肥市正在進行大拆違，城郊設多處攤點出售舊建材。我和家人擠公交去郊外，一個一個攤位比較價格，然后討價還價，我多次押車送木料、磚瓦等舊建材，很快蓋成了三間帶走廊的農民閱覽室，于2006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盡管在書屋建設期間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事、麻煩事，甚至還遭到熱嘲冷諷，但一想到將實現感恩鄉親的夙愿，讓鄉親們用知識和文化走出貧困、走向富裕，心里就感到從未有過的獲得感、榮譽感和責任感。

“感恩鄉親辦書屋”的消息被媒體報道后，北京、上海、山東、福建、新疆、安徽等省內外許多知名作家、藝術家紛紛寄來他們的作品和藏書。

蔣集鎮農家書屋開館15年來，全民閱讀已成風尚，讀書成效得以顯現。據圖書管理人員統計，已有15多萬人次來此借閱圖書、報刊和觀看光盤。如今，中小學生和教師成了這里常客，村民們已經嘗到讀書的甜頭。2006年，書屋被中國作家協會、中華文學基金會授予“育才圖書室”；2018年2月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授予“全國服務農民服務基層文化建設先進集體”的稱號。

回望我這40年，從一個孤兒到成家立業、兒孫滿堂，從中學學歷的農村青年到編審和作家；從孩提時代埋在心里的感恩諾言到成功創辦全國第一家農家書屋……這一切的一切，全是改革開放造就的，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的今天。國逢盛世，我逢春天，我要感恩這輝煌的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