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最近幾年常聽人說，“詩歌回溫了”，仔細想來，這絕非一句虛言。的確，放眼當下詩壇，表現不盡如人意之處依然不少：詩歌圈內之“熱”與詩歌圈外之“冷”的對比反差尚未獲得根本性改變，讀者景仰的拳頭詩人和深邃大氣的經典作品還不多見，文本思想孱弱或技術游戲的現象沒有受到相應的控制，網絡書寫方式仍不時泛出“藏污納垢”傾向。但令人欣喜的是，人們已經能夠在喧囂的背后感知到諸多希望因子的潛滋暗長，詩壇有了出離邊緣化低谷的可能。如今詩壇的寫作隊伍數代同堂，異常壯觀，每年作品產量驚人，遠超《全唐詩》總數；詩歌獎項、活動此起彼伏，難以數計；手機短信、微信和廣告以碎片化的泛詩或準詩的形式強點滲透，仿佛生活中早已“詩意盎然”；特別是詩人們以一系列的努力，促成詩歌自身正在進行著內在形象的重構，找準了明確的路向，而方向感的獲得恰恰是一個詩人、流派乃至潮流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新時代”詩歌擺正了詩與生活的關系。它延續新世紀以來詩歌的選擇，從貫通八九十年代的“大詞”書寫和“圣詞”書寫兩種詩歌形態中汲取教訓，規避過于貼近時代或過于疏離人類、人間煙火氣匱乏的路線，既不讓詩歌成為簡單的匕首投槍，也不讓詩歌淪為空載的列車，更不讓詩歌僅僅停浮于“紙上談兵”“網上談兵”；而是自覺發掘詩與日常生活的渠道，尋找詩與人生、現實對話的機制，表現“此在”的處境和經驗，在最無詩意的地方發現詩意。像趙亞東的《帶著稻米回家》好像是從生活土壤上直接綻放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說倒就倒下了/聽命于一個鄉下女人的鐮刀/她彎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聯系”，“把它們帶回家/我必須用盡一生的力氣”。精確而節制的文字和富于場態張力的描述，見出了農人的艱辛和苦楚，它以稻子、女人、我和命運等幾者關系的建立，已經觸摸到了鄉土悲涼命運的本質內核，以及斂靜、節制而低抑的語詞背后那種無法言說的精神疼痛。詩人出色的直覺力，敦促著詩歌超越了片斷的感悟、靈性和小聰明，抵達了事物的根本，入筆雖小，旨趣卻遠。天嵐的《一世》、桑克的《從高鐵上看到的冬日荒原》等，也都以平常事物與生活的觀照，寄寓著深邃的智慧和人性化思考。詩人們這種執著于人間煙火的“及物”選擇，進一步加強了詩和生活的聯系，使寫作倫理大幅度地得以復蘇。

文本意識的自覺與強化，提升了近幾年詩歌的藝術品位。在藝術競技場上文本是最有說服力的認知，使詩人們紛紛淡化運動情結和詩外功夫，致力于文體、修辭、語言等層面的技術打磨，尋求將生活經驗轉化為詩性經驗的藝術方式。意象與象征的傳統手段時常可見，但已在視角或深度上出新。如胡弦在表現個體和世界對立的《空樓梯》中，抒情主體躲到了文本背后，而讓樓梯作為自我的鏡像，傳達對人生的看法。樓梯獲得了“對世界的指認功能”，它像對樓梯的內在透視解剖，又似創作經驗的曲折敞開。你可以說它昭示了黑暗中的一點希望，也不妨說它在觸摸著生命的懸空之感，空樓梯“那么喜歡轉折，使它一直無法完整地/看見自己”，并且充滿不可知的因子，正可理解為人生的象喻，形象的間接表現相當客觀而含蓄。吸收其他文體長處以緩解詩歌自身壓力的“敘事”技術，在諸多詩人那里愈發精湛純熟。如霍俊明的《與老母乘動車回鄉》基本以敘述作為維護詩歌和世界關系的手段，“地鐵里滾動的電梯和滾燙的人群/母親血壓正在增高/還有鄉下人的恐高癥”，“她疲倦了/頭靠在‘和諧號’的背椅上/她不出聲 臉朝向窗外//皺紋堆壘的臉看不出任何表情/車窗里的人沒有表情/車窗外的田野也沒有表情/連頭頂上萬里無云的天空/也看不出表情”。抒情與意象已讓位于人物和一些細節、場景、片段、過程，詩性敘述賦予了詩歌一種敘述長度，對現實更具包孕性和吞吐力。城鄉文明的碰撞中有返歸的急切和喜悅，更隱含著深切的精神疼痛。至于像“那些歲月的包漿，就像苦難一樣發出光/只是我們沒人掛在嘴上，四處炫耀”（韓文戈《包漿的事物》）這樣樸素親切的姿態，則在近年的詩歌界構成了大面積的覆蓋，它無疑縮短了詩歌和讀者之間的距離。

詩人們領悟了詩歌的自由機制，以多元化的姿態建構起詩壇的健康生態格局。詩的本質是自由，其最佳狀態是在心靈、技法與語言上都不硬性地規約任何創作個體；同時，新時代詩歌整體風格的形成絕非眾多個體趨同的過程。如今詩歌在心理的、歷史的、社會的、審美的等各種向度都有生長空間，不同時段的抒情主體競相登場，誰也不擋誰的路。官辦刊物、民辦刊物和網刊各司其職，彼此應和；地域詩歌打旗稱派，“呼朋引伴”。詩學風格、創作主體、生長媒體與地域色彩等紛呈的鏡像聚合，異質同構，達成了詩壇多元的敞開與對話；尤其是托舉出一片個人化新作的文學奇觀。每個詩人都有個性化追求的“太陽”，在情感形態、想象特征和話語運思方式等方面，各臻其態，如于堅的拙樸平易、朵漁的沉重深邃、鄭小瓊的低抑尖銳、王小妮的澄澈從容。在當下同質化傾向嚴重的詩歌時代里，個體間的魏紫姚黃，既使個人化寫作精神落到了實處，又滿足了讀者豐富的審美期待。

也許有人會說，上述的指認只是幾種主體傾向，它們還稱不上潮流性的存在。我以為這是實情。新時代詩歌正走在方向明確后的“路上”，至于走得怎樣，現在恐怕尚不好評判。上述幾種傾向不應該覆蓋當下所有的詩歌，唯有如此詩壇才會真正多元共融、百花齊放、活力不斷；并且這幾種傾向也沒必要進行人為干涉，過快地推進，而宜讓其按自身的邏輯平緩發展。詩人們學會快起來是一種功夫，學會慢下來更是一種藝術，要知道經典和大詩人都是靠時間一點一點滋養起來的。路向已經找準，還擔心走不遠嗎？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經過一代又一代艱苦卓絕的自我奮斗，不僅延續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而且有效地把現代的挑戰納入中國文化內部，把現代化變成一項普惠大眾的事業，中國的現代性經驗不再是簡單的模仿或者一種特殊的例外，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方案。因此，新時代的詩歌寫作，不僅是民族化的，也是世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