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范小青

從年輕時的《褲襠巷風流記》蘇州小巷風情小說，到中年時期創作“官場小說”，再到《赤腳醫生萬泉和》《香火》及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滅籍記》，在范小青的寫作生涯中，她始終關注現實、目及當下，作品先后獲得魯迅文學獎、百花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等。10月底，范小青因在寫作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獲頒省委、省政府表彰的、當前江蘇宣傳文化領域最高榮譽獎項——“紫金文化獎章”。《文藝周刊》日前對范小青進行專訪。回顧40年寫作生涯，范小青對自己的文學緣、文學觀與文學情一一道來。在她看來，文學書寫不能離開大地的滋養，文學的敏感，則在于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不平凡。

文學緣：農村記憶滲透在基因里

文藝周刊：回溯您的文學生涯，是什么促使您與文學結緣？

范小青：一個人和文學結緣，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對于我來說，至少有兩個因素是十分清晰的：一個是緣于我少年時期的經歷，第二是我有幸進入大學讀了中文系。

我在14歲以前，一直生活在蘇州城的小街小巷里，從來沒出過遠門，甚至沒有走出過城門。突然到了1969年底的時候，我們全家下放了，我隨著父母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很快就和農村的孩子成為了好朋友，自己也很快成了一個標準的農村孩子。十四五歲的年齡，正是一個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時候，從城市的小街小巷，一下子被拋到了廣闊荒野的天地中，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那么大的土地，還有那么多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有那么大的差別。也許正是這種差別，啟發了我的思考，后來讓我萌動了寫作的念頭，也讓我許多年來創作的目光和內容，始終沉在大地上，沉在人民中。

上大學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第一是讀書，讀大量的經典，第二是解放思想，從閉塞和懵懂中漸漸地睜開眼睛。我是1977級的考生，是改革開放后恢復高考的第一屆，1978年3月進入了江蘇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書。可以說，在那之前，我所讀過的書，除課本以外，加起來恐怕還不到十本，不是不愿意讀書，那時實在是無書可讀。在大學的圖書館里，一下子接觸到浩瀚如海的中國和世界的文學名著，那真是如獲至寶，如饑似渴。記得在那一段時間里，每天晚上早早地到食堂吃過飯，立刻趕到閱覽室占座位，看書，一口氣至少讀了上百部甚至更多的文學作品。這種大量的閱讀，給我后來從事文學創作事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甚至可以這么說，沒有大學四年的閱讀，我也許會寫作，但也許不會一直寫下去，因為沒有足夠的能量來支持、支撐我的信念，正是那許許多多的文學名著，成為我不斷行走在文學大道上的重要能量。

文藝周刊：隨父母下放、插隊的經歷對您的人生與寫作產生了很大影響，那這些經歷是否在作品中有所體現？

范小青：那段經歷不僅是我人生的重要積累，也是我對生活認識的起點，在后來的幾十年中，我不斷以這些經歷為背景，寫作文學作品。比如我的長篇小說《赤腳醫生萬泉和》，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作品，這部作品的寫作動機，和我的記憶有關，有我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有許許多多情結在里邊。

當年我們全家下放到農村住的那個院子，就是萬泉和家的院子，幾乎一模一樣。在這部書里，我請一位朋友畫了一些插圖，這些圖就是我們家當年住過的院子。前幾年我們幾個從吳江那個地方出來的女作家組織了一次回娘家的活動，回到吳江，回到各自呆過的村子里。我回到了當年的那個院子，大屋都拆掉了，造了新樓房，但令我驚喜的是院子的模樣還在，院子前邊的兩間小屋都還在，小屋還跟當年一樣，不派什么大用場，堆放一些雜物。當年我們大隊的合作醫療站就在我們的院子里，所以萬泉和一書中畫的圖是非常非常接近真實的，幾乎就是零距離。我那時候還小一點，不可能當赤腳醫生，但是我向往當赤腳醫生。我母親得了肺結核，天天要打針，我就勇敢地嘗試給她打針，結果就像萬泉和一樣，手抖得像篩糠，針頭還沒有碰到皮膚，藥水已經被我推光了，我母親哈哈大笑。我母親病了大半輩子，苦了一輩子，但她是個浪漫的人，小資的人，是個富于幻想的人。后來稍大一點，高中了，又因為全國轟動的針灸治聾啞人的事情，想方設法去弄來一些針灸的書，弄了幾根針，又被那些細長閃亮的針嚇著了，連嘗試一下都沒敢。但無論怎么樣，在我剛剛懂事開始成長的那時候，就是在“赤腳醫生”這個大環境中度過的。

不僅是赤腳醫生，農村的許多記憶，后來都成為我寫作的基因和基礎，即便不是寫農村題材的作品，這種基因，在我的作品中也一直存在著。

文學觀：在平凡的現實中看到不平凡

文藝周刊：您很多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似乎都有著極為樸實的面孔，現實性可以說是您作品的一個基本底色，這是刻意為之還是自然選擇？

范小青：現實性寫作，是我從寫作開始一直到今天都不曾變化過的，幾十年來，我很少寫歷史題材作品，少到幾乎沒有。我的絕大部分小說，都來自現實生活的觸動和啟發。或者可以這么說，我一直保持著對現實的熱情，對生活的敏感，這種保持，不是刻意的，是和自己的生活經歷及對生活的認識相融合的，自然而然的。

除了對現實的熱情和對生活的敏感，寫作還必須有一樣東西，就是從平凡的生活中察覺到它的不平凡，從正常的日子里，感受出它的非正常，這才是寫作的開始。所以說，雖然我寫了各種各樣的現實中的小人物，似乎是什么樣的人都能寫，而且這些人生活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是有共同之處的，這就是他們身上是有現代性的，我們能夠從他們的故事和生命中，看到形而上的東西。

我今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變臉》，寫的是時代和科技的高度發展，給人類帶來的便利和不便，身份證匹配碰到的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希望我們能夠在享受現代化的同時，時時警覺過度依賴的問題。常有人跟我說，你一直是寫現實的，怎么現在的小說寫得這么荒誕，可我自己沒覺得我是將它們當成荒誕小說來寫的，因為我身處的現實就是這樣的。

文藝周刊：您身兼作協主席、政協委員數個身份職務，如何平衡個人藝術創作與管理工作之間的沖突？

范小青：多重身份并沒有影響我的寫作，甚至還能促進寫作，因為身份就是生活，身份就是現實，而我的寫作都是從生活中來，從現實中來，多種身份使我可以對于現實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積累的寫作素材也更多。至于時間的安排，我認為，時間是擠出來的，減少應酬，減少工作和寫作之外的各種活動。而恰好我是一個不喜歡玩的人，只喜歡一樣事情——寫作。

文藝周刊：文學走到今天，一方面純文學已有邊緣化的傾向，您也說過，現在連大學中文系學生都不看長篇小說了；另一方面又是全民寫作熱，您覺得這種“錯位”的原因是什么，會對當代的文學產生怎樣的影響？

范小青：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社會的分工會越來越細，今天的這種“錯位”現象，可能是純文學開始回歸到它的本來位置——假如我們使用“純文學”這個概念。

純文學的寫作和閱讀，是有要求有條件的，對于作者來說，文學來自生活，但又源自內心，也就是生活現實從你的內心穿過后，再抒發出來的文字，既有客觀性，又有主觀性，客觀性強，主觀性也強，而這個主觀性，是極為個人化的，是個人對于現實的獨特的認識和評判，又是通過個性化的語言表現出來，所以，對于讀者是有要求的，包括素養、學養等各方面的要求。如果年輕人從小沒有培養出一定的學養，可能確實讀不了純文學作品。

全民寫作熱的現象，也是社會進步所致。當物質豐富起來后，人們除了追求物質，或追求單純的感官刺激的文化，逐漸開始提升自己的文化內涵，改變自己的欣賞和創造的習慣，于是很多人重拾了年輕時的夢想——寫作，也有的人，喚醒了內心一直以來就有的追求——寫作。

“錯位”并不可怕，它只是一個過程而已。純文學的作品，將逐漸走向更多的讀者，而大量的寫作者中，終究會有人不斷提升起來，達到真正的純文學水準。

文學情：難以割舍的蘇州底色

文藝周刊：作為土生土長的蘇州人，您的作品中始終當浸染著蘇州文化的色彩，面對蘇州的變遷，您有什么新的感受？

范小青：現實是什么？現實是一個過程。它不是靜止的，不是固定的，它是運動的，前行或者后退，跌宕起伏。蘇州是什么？蘇州也同樣是一個過程，不是靜止的，不是固定的，是不斷變化著的。

這么多年來，老蘇州變成了新蘇州，我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寫作，寫到90年代前半段的時候，基本上都以老蘇州城為背景寫作，熱衷描寫蘇州的小巷、園林以及城里的老居民。90年代之后城市發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開始表現鄉鎮企業、官場、農民工、外地人等發生在社會前沿的人和事。

蘇州的變化日新月異，想讓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難的。面對城市建設帶來的面貌革新，我們可以留念、可以追憶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著一種積極開放的心態去接受和面對這些新鮮事物，畢竟歷史在發展，城市也是在流動和改變的。

所以，我的關于蘇州的小說，也就是這樣運動著，變化著。從80年代初期，在蘇州小巷老宅穿行，和老蘇州的居民說話。后來，隨著城市的發展變化，蘇州的面貌也變了，老街小巷和老蘇州人漸漸地退到幕后，甚至隱藏起來，撲面而來的是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和大量的外來建設者。

文藝周刊：也就是說，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書寫蘇州的主體——蘇州人這一文學使命始終未變，那么您觀察到的“新蘇州人”的變與不變是什么？

范小青：我最近幾年比較關注的是外來大學生群體，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或小城市，現在也成了新蘇州人。這些年輕人往往沒有來自家庭的經濟支持，在城市的生存也十分艱辛。那么這兩類群體都是城市的邊緣群體，又處在這個巨大變革的時代，我的創作試圖揭示的是他們的奮斗、追求與時代發生的碰撞以及由此產生的遭遇。

有一次和一個公司老總聊天，他說他們公司雇的保安都是20歲左右的新生代農民工，這些年輕的農民工和一輩子只知道打工攢錢的父輩們完全不同。在剛發工資的前半月，只要晚上不上班，他們基本上每晚都出去玩，和城里人一樣看電影、泡網吧。到了下半月，工資花得差不多了，只好窩在宿舍里，等著下個月的工資。我聽了以后就想，這些農民工未來怎么在城市立足，這群人最后的人生走向會是怎樣？我在寫作中常常思考這些問題。有時候農民工來我家干活，我就會和他們聊天，試著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

但我仍然在蘇州的現實這里，我仍然在寫蘇州的現實，只不過今天我面對的已經不是從前的蘇州。但是，無論是昨天的蘇州還是今天的蘇州，蘇州的文化底蘊，卻一直是在的，一直影響著新老蘇州人，一直存在于我們中間。比如我今天寫的是外來的新蘇州人，即便是一位快遞員，我所寫的他，恐怕和一位在廣東或者在東北送快遞的人是不一樣的，因為蘇州的文化已經開始浸潤他了。蘇州人努力而不張揚、低調奮斗的蘇州性格，始終彌漫在這個地方，也彌漫在我的關于蘇州的作品中。

范小青，江蘇南通籍，從小在蘇州長大。1978年初考入江蘇師范學院（現為蘇州大學）中文系，1982年初畢業留校，擔任文藝理論教學工作，1985年初調入江蘇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1980年發表小說處女作。共出版長篇小說二十部，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女同志》《赤腳醫生萬泉和》《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等。發表中短篇小說四百余篇，以及散文隨筆等。短篇小說《城鄉簡史》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城市表情》獲第十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獲得第三屆中國小說學會短篇小說成就獎、第二屆林斤瀾杰出短篇小說獎、汪曾祺短篇小說獎等多種獎項。有多種作品翻譯到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