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詩壇有三種主要的角色，也有三種主要的姿態：向外的、向下的和堅守的。這三種角色所取的三種姿態，形成中國詩壇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響，使中國詩壇健康發展，生態平衡。

改革開放的40年，思想解放、藝術民主，打開國門看世界，回望傳統增自信，給中國詩壇注入了空前的活力。處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的激流中，處于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中，中國詩歌空前的豐富多樣，在這個多樣紛繁而雜蕪的舞臺上，認真梳理，大致有三種主要的流向，扮演著三種主要的文化角色。

其一，面對世界的向外姿態。這是中國大陸自上世紀末以來，發育了40年的影響深遠的現代主義詩歌潮流。中國詩歌的復蘇，緣于20世紀70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外開放讓中國年輕的一代有機會接受到現代文學思潮，“表現自我”成為人性張揚的最有吸引力的口號，在艾青、牛漢、蔡其矯、穆旦、綠原等重返詩壇寫作的同時，一批年輕的詩人在新詩潮的影響下，寫人性、寫自我、寫性愛、寫意識流等等，給詩壇以沖擊力，他們最早以自印的詩刊《今天》發表作品，北島、舒婷、顧城、楊煉、芒克等圍繞在刊物周圍。同時，《詩刊》在1980年舉辦了青年詩人改稿學習班，并以“青春詩會”的名義整本刊物發表了參加這次活動的17個詩人的作品，造成空前轟動。參加青春詩會的部分詩人正在努力學習現代主義表現手法，這些人加入“青春詩會”，表明現代主義得到主流詩壇的某種認可，同時也引起了傳統理論家的強烈批評，同年，《詩刊》８月號發表《令人氣悶的朦朧》，從此，中國有現代主義傾向的新詩潮被稱為“朦朧詩”。朦朧詩這個稱呼表明了這些詩歌在中國傳統讀者的眼中是一個形象模糊的角色，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國傳統詩歌美學和現代詩所借鑒的西方現代主義美學的差異，也產生了讀者疏離詩歌的效應。

然而，現代主義思潮對于中國詩壇的影響，也在不斷的爭論中發展。具有標志性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1日到24日《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聯合舉辦“1986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大展”，發表了13萬字，64個詩歌流派的100多個詩人的作品，許多流派有著奇怪的名字：三腳貓、特種兵、四方盒子、非非主義、他們、撒嬌派……浮躁和喧嘩讓人忘記了詩歌而記住這是一個事件。從朦朧詩變成了廣場狂歡，于是，一部分寫作者重新調整了他們的策略，到上世紀末，一些現代詩寫作者提出了“知識分子寫作”的口號，在理論姿態上明確向西方主流文學靠攏，強調其文學資源更多是外部世界性的資源，尋求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認同。正是這種理論上的強調，激起了中國詩壇本土意識的抬頭。作為創作理念上的對立面，“民間寫作”成為上世紀90年代末青年詩壇最新旗號，1999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發生了“民間寫作”的詩人們對“知識分子寫作”的抨擊和爭論，從此，作為新詩潮主力的現代主義詩歌流派，不再獨占先鋒詩歌的潮頭，對這股潮流的批評由來自傳統主流意識形態，變成了更多來自詩壇內部的不同流派。

其二，面對現實的向下姿態。向下面對腳下土地的寫實主義和民間的姿態，這種潮流在近40年經過多次流變，成為中國詩壇上主要的新寫實主義詩潮。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詩壇從專制和虛假中解放出來，其中，一批曾受到批判的老詩人，如艾青、公劉、蔡其矯、白樺、綠原、曾卓、孫靜軒、牛漢、邵燕祥、昌耀等，從底層回到文壇主流，同時，在文化大革命中，從城市被下放到農村的知識青年和工廠、軍隊等底層中的詩歌愛好者，也涌現了一批優秀的青年詩人，這些來自底層的兩部分詩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表了大量抨擊封建專制、表現底層大眾疾苦、呼喚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學的詩篇，如李發?！逗袈暋?、公劉《沉思》、舒婷《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園六詠》、傅天琳《汗水》等。這種潮流得到了讀者的追捧，在推進中國思想解放運動中起到了鼓動作用，同時，其文學資源和詩歌元素大多來自生活底層，具有較強的民族性而與現代主義并立潮流。

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詩壇這種向下的關注底層的詩歌發生一些流變，出現了新鄉土詩、城市打工詩以及口語寫作等，而且大量作品在民間社團自己印刷的“民間刊物”上發表，形成“民間寫作”潮流，這股潮流中的詩人注重用生活中鮮活的口語作為詩歌語言，關注底層，為弱勢群體吶喊，同時強調自我獨特的創作風格，他們雖多抱以“先鋒詩”姿態，但其關注當下現實、表現底層人生的草根精神，仍然與朦朧詩、后朦朧詩及知識份子寫作這個姿態向外的潮流有極大的差異——“民間寫作”不拒絕在表現手法上向西方學習，但在詩歌的元素和資源是目光向下面對本土，如伊沙、于堅、尚仲敏等的作品都表現出鮮明的“民間”色彩。在這一時期，許多被稱為“第三代”的詩人，也就是旗幟很“先鋒”，手法向西方現代派學習，而在內容和精神層面上關注當下、表現底層、詩歌口語化。進入21世紀后，網絡的出現加快了詩歌在民間的普及，全國各地出現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詩人，特別是進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詩人，如寫鄉土詩的馬新朝、田禾，寫新城市底層的盧衛平、鄭小瓊等。向下的民間寫作潮流中，也出現了著力表現性意識的“下半身”寫作，表現丑陋的“垃圾派”寫作，這種極端的寫作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對詩壇產生了負面遮蔽效應。進入新世紀，雖然詩人各自風格迥異，但成熟并風格鮮明的詩人正引領詩壇，如詩人吉狄馬加大量關注人類共同命運的力作、詩人陳人杰連續在高寒之地寫下心血之作《西藏書》、梁平對巴蜀文化的詩性解構、胡弦對人性的深度探求、張執浩樸質口語的詩性表達等，都呈現了關注現實、及物寫作與表現自我之結合，成為詩壇的新主潮。

其三，面對傳統的堅守姿態。堅守古典詩歌的傳統，堅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堅守革命文學的傳統，也是中國詩壇沒有缺席的角色。中國有兩千多年的詩歌傳統，特別是古典詩歌的唐詩宋詞在藝術上所達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國古典詩歌有最多的喜愛者。盡管這種用文言寫作的格律詩詞，在今天難以有新的超越，這種傳統詩歌在當下中國仍有大量的習作者，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堅守者。在新詩寫作者中，也有很多堅守五四傳統，堅守革命文學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人。這些寫作者創作上堅守姿態令人敬重，央視的“詩詞大會”撐了傳統的氣場，自媒體和手機又為傳統寫作者提供了發表的可能，讓堅守者們有了文化自信。

綜上所述，40年來中國詩壇有三種主要的角色，也有三種主要的姿態：向外的、向下的和堅守的。這三種角色所取的三種姿態，形成中國詩壇的三股主流，互相角力、互相影響，使中國詩壇健康發展，生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