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非虛構寫作成為廣受關注和熱議的文學現象，除文學自身影響外，還有著復雜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因素。有學者認為非虛構是一種新的文學樣式，給疲弱的當代寫作注入了來自生活本體的在場感和真實性；也有學者認為非虛構并不是新生事物，與報告文學、紀傳體等有著文體形態上的相似性和相關性，因而對這一提法和命名持質疑態度。與此同時，更多寫作者和研究者認為，雖然非虛構寫作既拯救不了文學，也拯救不了生活，但仍有必要以積極的態度看待，因為這一寫作潮流部分地恢復了文學對于生活的能指。

本文不準備探討非虛構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把重點放在非虛構寫作帶來的多樣性和可能性，以及如何避免其自身的局限性。借用王暉的觀點，“非虛構”文學可以看成是一個大的文學類型的集合，田野調查、新聞真實、文獻價值、跨文體呈現是其基本內核(王暉《“非虛構”的內涵和意義》）。已有的影響比較大的非虛構作品，多以個人獨特的觀察、思考和呈現，提供對于歷史、現實生活，及個體命運的記錄和反思，其中不乏飽滿的情感和深度的批判。至于回到生活，只是書寫者的一種姿態和路徑，并不是文本的唯一特質。就文本本身而言，回到生活不是情感軌跡的終點，而是思想軌跡的起點。

非虛構寫作的聚焦

非虛構突出在場和實證。這一特征聽起來與近年來倡導的文學要“接地氣”有些關聯，而實際上，“接地氣”的提法，在很多作家那里并沒有認同感，尤其是深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對傳統寫法持保留意見的作家，從未把“接地氣”作為優秀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這并不意味著作家們反對文學來源于生活，相反，寫作者都深知，沒有生活基礎的虛構是沒有意義的。虛構不等于脫離生活，非虛構也并非不證自明地具備了生活的通行證。那么，“深入生活”這一提法，被反復強調成為一種指導思想和實踐活動，是源于寫作者已經習慣了把自己從生活中抽離出來的姿態？這種國家層面的倡導與作家主體認知之間，是否還存在某些更深層次的裂痕？作家們究竟是缺少生活，還是過度沉溺生活，是缺少思想和精神上的高度，還是始終帶著優越感高高在上俯瞰時代生活？帶著這些疑問，考察非虛構寫作的發展軌跡和現狀，可能會得出一些更有意思的結論。

非虛構最直觀的表象是真實和理性。親歷者的在場體驗，往往給讀者帶來深深的觸動。梁莊、松塆、甘南、瞻對、羊道、定西、石嶺鄉，這些地理文化符號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也是實實在在的生活，里面包含著無數血淚和悲歡，鄉村的生與死，無法擺脫的精神荒蕪與情感困境，難以跨越的歷史循環和終極追問。一片莊稼，一棟老屋，一座孤山，一條大河，一個村莊，一段歷史，寫作者平心靜氣地白描出來，文字背后有撕心裂肺的疼痛，也有直抵靈魂的撫慰，與生活同步的介入感和代入感，讓這種同構性成為心理共鳴的基礎。梳理一下，我們看到的非虛構文學大致集中于鄉村考察、社會熱點、人物傳記和回憶錄等。包括《梁莊》《生死十日談》《羊道》《松塆紀事》《蓋樓記》；《中關村筆記》《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國，少了一味藥》《在東莞》《打工記》《上課記》《白老虎》；《瞻對》《回望》《甘南紀事》《沉默將軍》《既賤且辱此一生》《我們的抗日》《定西筆記》《寶座》《爽》等。《人民文學》的“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收獲》的“說吧記憶”、《當代》的“往事”和“紀事”、《花城》的“家族記憶”等，都算是對非虛構寫作熱潮的回應。

梁鴻的梁莊，使得鄉村話題以一種新的方式進入到公共話語空間。首先是中國經驗、中國故事和中國形象的具象化；其次是個人體驗的公共化和普泛化。鄉村問題在“三農”成為時代熱詞之后的那段時間，在公共話語層面的探討是從制度角度切入的，試圖解決的是農民的出路，農村的發展模式，農業的可持續增長。從“三農”問題提出，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頂層設計的出臺，困境和危局被轉換，路徑似乎也比較明晰了。而近幾年文科博士春節返鄉見聞，以鮮活生動的直觀性吸引大眾目光，很快成為新的網絡熱詞，從普遍點贊到成為炮轟對象，這中間個人話語與公共話語的分裂，公共平臺多種聲音的對抗，都是意味深長的。這是自媒體寫作時代的一種表象，也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縮影。非虛構寫作者的鄉村聚焦，寫作基礎是個人化的經歷體驗，包含著知識分子的精神鄉愁和文化鄉愁；同時也傳遞出中國社會轉型期比較普遍的心理焦慮和思想困惑。對于時代的整體走向和理想的社會形態，缺少足夠的認同感和預見性，作為人文知識分子，面對日益技術化的生活，不僅淪為生活的模仿者和闡釋者，其身份的自覺性和存在感還在不斷弱化，這些都使得非虛構寫作傾向于把個體與外界的緊張關系，轉換為客觀的鄉村見聞，以這樣回到生活本身的積極姿態，強化社會發展的主觀參與度。

非虛構寫作的兩難

非虛構寫作熱潮，是由媒體、寫作者和研究者共同推動的。其中既包括報紙、文學期刊、學術刊物等傳統媒體，也包括微博、公眾號、微信朋友圈等新媒體；寫作者以作家和學者為主；研究者主要來自文學和社會學兩大群體。公共媒體與自媒體的互動，作家與學者身份的置換，文學與社會學研究者的跨界，在非虛構寫作這個領域，表現得更為突出而直接。阿列克謝耶維奇獲諾貝爾文學獎，進一步提升了非虛構寫作的關注度，并且在研究領域，帶來了不少關于非虛構的爭議和分歧。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寫作，是個人化的，卻不是小眾的，雖然不乏個人感懷，民族創痛和社會苦難卻是她一貫堅持的主題。于她所經歷的時代而言，她從來不是一個冷漠的旁觀者，也不是一個狂熱的參與者，面對民族戰爭，公共政治，家國命運，個人生活，她始終保持敏銳的目光，審慎的觀察，理性的思考，冷峻的呈現，尖銳的追問，嚴肅的批判。她的寫作，超越了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籠罩，也擺脫了個人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局限，在他人和自我的講述中，不斷還原歷史，重建記憶。如果我們把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寫作作為鏡像，不難發現，我們的非虛構寫作還有很多值得去挖掘的題材和思想提升的空間。

較之文學虛構，非虛構寫作有著更明確的時間、事件、因果等要素。這種定位方式，便于個人記憶空間與公共話語空間構成等量的對話關系。這并不是說非虛構必須追求時代性，具備鮮活的時代性也未必能夠引起足夠的關注；另外，一些過于嚴肅沉重的歷史話題，同樣很難在大眾閱讀中喚起共鳴。具體到泛娛樂化時代，小說的非虛構與新聞的虛構，形成了吊詭的對應關系，即使我們可以從小說中看到更多生活真相，非虛構小說也無法與各種八卦新聞爭奪讀者，也無法成為指導生活的現實經驗。倡導非虛構寫作，無非是希望在認知、體驗和反思性上，給寫作者和讀者提供更多可能。無論是歷史敘事，還是現實關懷，非虛構帶來的是去蔽、復現和拉近。把長鏡頭中的鄉村生活、歷史事件拉近，把迷失在細碎感性中而遠離理性思考的讀者拉近。走出書齋的寫作者，帶著怎樣的眼光和初衷，走向鄉村、田野，走進車間、礦區，走進戰爭和政治運動、災難和歷史記憶，也是非虛構文學研究者一直關注的話題。知識分子求真的歷史使命感，文化啟蒙的立場，同情弱者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理想，不忘初心的家園情結，都是非虛構寫作的內在動力。當我們打開一個稍微廣闊的空間，非虛構寫作的出現，突破了封閉的文學觀，以及自我封閉的世界觀。當這種突破成為某種自覺意識，我們才有可能走出楚門的世界。社會發展總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也在不斷制造問題，虛構文學長久以來追求的價值理性最大化，是經由虛構之途抵達本質真實，提供的是問題的成因；而非虛構文學則試圖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無論是面對本質主義危機的世界秩序，還是充滿病態但超級穩定的社會結構，打破并沒有那么容易，疼痛也容易變成廉價的秀場，而這正是非虛構寫作需要避開的陷阱和無限可能之所在。

非虛構對立面是網絡文學，類型小說，穿越和玄幻，以非虛構作為抗衡顯然是不現實的。即使是純文學，當下虛構文學的主流同樣是小時代小敘事，越來越多的年輕作家對鄉土敘事不感興趣，時代、家國、民族等大詞也很少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中。而非虛構中的回憶錄和個人生活史，并不是私小說，雖然講述和記錄的多半是個體經驗，話題卻往往是公共性的，而且田野調查者大都站在公共知識分子立場，寫作初衷也多是現實關懷和思想啟蒙。泛娛樂化時代，公共經驗表演化，公共意見民粹化，已經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非虛構寫作可貴之處在于堅持話題公共性，又拒絕被公共話語通約。以非虛構文本中的鄉村題材為例，梁莊也好，松塆也好，這些鄉村形象是具體可感的，是與個人命運息息相關的，非虛構拓展文體邊界的同時，也延展了文學的倫理邊界和認知邊界。

非虛構寫作的選擇

非虛構寫作是有立場的。田野調查作為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方法，資料收集整理的過程，也是思考和研究的過程。寫作者通過親身經歷，他人口述，文獻歸納，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某一歷史片段、社會現象、公共事件，或者村莊、家族、個體命運，而這種呈現，首先都包含著一定的價值判斷和文化立場。以王小妮、孫慧芬、梁鴻、李娟、黃燈、喬葉等女性寫作者為例，她們筆下的鄉村現實與日常生活，不僅真切感人，而且有著明確的問題意識。有趣的是，個人化寫作中的女性視角引發了學者的關注和討論。我們去關注非虛構，研究非虛構，既對這一文體形式感興趣，也對非虛構作者的思想傾向、情感立場，甚至性別敘事傾向感興趣。

非虛構作家是在場的。王春林認為，“非虛構”文學的鼎盛正是因為寫作者對曖昧復雜的社會現實有所勘探、辨析；而讀者從閱讀中能獲得關于當下復雜社會問題的文學性解答。（王春林《長篇非虛構文學寫作的一種趨勢》）或許對任何社會問題給出明確解答，都不是文學的責任，不過，身處媒體虛構信息泛濫的娛樂化社會里，愿意去追問真相肯定是非常可貴的。當代中國社會始終處在轉型期，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思想文化等領域，都在經歷深刻的變革。寫作者身在其中，面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各種大大小小的事件，難免深受觸動。日新月異的發展形成了令人暈眩的陶醉效應，卻又難免感到不安和深深的無力感。物化、工具化的過程非常迅疾，多數人被裹挾其中，不斷追逐占有，同時搖搖欲墜，非虛構試圖打碎這些幻覺，直面現實的傷痛和荒誕，用自己的方式傳遞真實的聲音。寫作者無論是作家、學者，還是記者、打工者，通過口述史、田野調查、獨立鏡頭，為我們提供的都是一種抵抗。拒絕被異化，也拒絕被同化的追求，其實是一種反撥，是對自我和世界的雙重性確認。

純粹的個人化寫作，與公共閱讀期待之間的錯位和耦合，也為我們帶來了許多思考的角度。非虛構試圖打破寫作者和閱讀者的相互嘲笑與懷疑，讓喧囂的生活，適度回歸理性的沉默。這一寫作姿態既來自西方的社會學、人類學影響，也來自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非虛構的現實主義與虛構的現實主義二者之間，不僅僅是敘事的危機，更主要的是生活的危機。放大一個點，還原一個世界，帶著感情和思考，提供更豐富的認知理解可能，是非虛構寫作者大體相似的初衷。一方面，我們習慣于以群體主義的模糊邊緣自我保護，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完全放棄把自我標記出來的內在心理指向。所以，非虛構寫作緩釋了時代參與者的焦慮感，而社會觀察者的憂患意識，最終還是把個人的聲音轉化成了時代的聲音。

和一位作家聊天，說起還有很多題材，比如說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生態，比如說移民、拆遷、上訪、災后、失獨，比如說環境污染、民間宗教信仰等話題，都希望看到更多非虛構作品。除情感復制以外，走馬觀花的掠影，居高臨下的靜觀，時代洞察力的貧弱，獨立思想能力的匱乏，也是非虛構寫作要克服的巨大障礙。隨著遠離現實生活的網絡文學日益覆蓋，純文學寫作者對宏大敘事也在逐漸失去興趣，文學與生活的距離還會不斷拉大。如果說，我們的生活本身有太多虛構、虛偽和虛幻，那么，追求真實，追蹤事實，追問真相，始終都是非虛構寫作最重要的社會價值。非虛構寫作是文學多元化的表現，或許可以說，這種寫作范式的影響及意義，不僅僅是文學史的，也是思想史意義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