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實主義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在討論當代小說創作時，現實主義顯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只要我們不帶著情緒和偏見來看從1976年“文革”結束后的40多年的小說創作，就會發現，現實主義的確是檢視當代小說創作成果的重要標尺。小說的很多突破都是在重新認識現實主義的基礎上進行的，在40年的探索、突破、發展過程中，作家們逐漸卸下現實主義厚厚的意識形態外衣，在現實主義的敘述中融入更多的現代性意識，大大豐富了現實主義的表現能力。在創作觀念越來越開放的背景下，我們應該認真總結現實主義在藝術表現上的無限可能性。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說，現實主義是最適宜于小說的敘述方式。現實主義遵循的是常識、常情、常理的敘述原則，這不是一個藝術風格或藝術觀的問題，而是一種講故事的基本法則。所以小說家進行革命，哪怕采取反小說的極端方式，革命可能帶來藝術上的重大突破，但最終小說敘述還是會回歸到現實主義上來（當然回歸的現實主義與過去的現實主義相比已經有所變化）。

文學的復蘇從恢復現實主義

本來面目開始

改革開放使一度停滯不前的當代文學得以復蘇和振興，而這種復蘇和振興首先是從恢復現實主義本來面目開始的。在“文革”時期，現實主義被過度地從政治的角度加以闡釋，從而使現實主義變得越來越面目不清。“文革”之后，文學界展開了持續的關于現實主義的大討論。新時期關于現實主義的討論經常是從對具體作品的批評而開始的。比如1978年盧新華的小說《傷痕》發表以后，上海《文匯報》就圍繞如何評價“傷痕文學”而展開了爭論，由此又引發出關于文學應該“向前看”還是“向后看”的爭論，文學是“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在恢復現實主義精神應有之義的影響之下，一批緊密貼近現實、回應社會問題的小說源源不斷地創作出來，并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如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張賢亮的《靈與肉》《綠化樹》，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等小說涉及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反右傾和“四清”運動，如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葉蔚林的《五個女人和一根繩子》，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小說深入到人們的心靈世界去剖露社會歷史的沉疴，如李國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王蒙的《悠悠寸草心》《蝴蝶》等表達了對黨和人民的關系的反思和對官僚主義的批判，如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陸文夫的《美食家》等小說延續了“五四”新文學中“國民性批判”的主題。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均張揚了作家基于啟蒙理性的信仰，展現了現實主義的力量，為新時期文學開了一個好頭。

現實主義深化了新時期文學的主題。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小說最大的主題。如諶容的《人到中年》第一次在小說中正面強調了人的尊嚴與價值。對于人性美的歌頌，則在愛情的領域里得到最集中的表現，如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賢亮的《綠化樹》等；新時期對“人”的呼喚還體現為個體自我意識的覺醒，確立了一種反封建的自我精神。諸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徐星的《無主題變奏》、韓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不同程度地再現了非理性主義“自我”的生存世界和生存狀態。

現實主義在重建意義中再顯輝煌

中國進入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這是一個完全不同于過去的時代，對現實主義文學提出了挑戰。顯然，那種完全形而下的敘事，是不可能真正再現這一現實的。作家們首先需要對時代特征作出新的意義闡釋。于是現實主義文學開始了重建意義的探索。這個重建意義是建立在對時代的新的認知的基礎之上的，它大大開闊了現實主義的敘述空間和敘述能力，也大大豐富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

重建意義是建立在中國現實新的生活和新的社會形態上的。面對日新月異的生活，作家們有一種熱情擁抱現實的沖動。徐坤創作《八月狂想曲》的過程就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遵命文學”的命題，在北京舉辦奧運前夕，有關部門希望作家能為北京奧運寫一部長篇小說。徐坤接受了這一挑戰。但她并沒有將此當成一個應景的宣傳任務，而是作為一次闡釋中國經驗的機會。她將北京舉辦奧運置于中國崛起的時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國的理念，給青春中國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輕的建設者，他們在為奧運建筑新的比賽場館，同時也是在建設中國的美好未來。

“中國經驗”對現實主義作家來說尤其重要，所謂“重建意義”，對于中國作家來說，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從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敘事。劉醒龍的《天行者》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這部小說是寫民辦教師的。民辦教師是中國教育事業在特殊階段涌現出的一種現象。劉醒龍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關注民辦教師，并對那些生活在艱苦環境中的民辦教師充滿了敬意。他懷著這一敬意寫出了中篇小說《鳳凰琴》，正是這篇小說，讓一直默默奉獻在山鄉村落的民辦教師站在了全國民眾的面前。到了寫《天行者》，則主要是一種思想的表達了，因為他對民辦教師這一中國特有的現象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在他看來，民辦教師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他通過自己的敘述，揭示出民辦教師的歷史價值。可以說，《天行者》是劉醒龍對民辦教師這一“中國經驗”進行長期思考的結晶。在劉醒龍寫作《天行者》時，全國的民辦教師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劉醒龍以他的小說為中國的民辦教師立下了一塊文學之碑，讓人們銘記他們的歷史功績。

現實主義并不是簡單地說反映了客觀現實，現實主義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種處理現實經驗的能力。我們對現實主義有一種誤解，以為現實主義的作品最容易寫，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選對了題材就成功了的一大半。豈不知，現實主義是一種最艱苦、最不能討巧、也絲毫不能偷工減料的創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別辛勞的思考才能觸及現實的真諦，缺乏思考的作品頂多只能算是給現實拍了一張沒有剪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現實主義作為當代長篇小說的主流，仍然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而這種生命力首先來自作家的思想深度。以去年出版的三部小說為例：陶純的《浪漫滄桑》、王凱的《導彈與向日葵》和盧一萍的《白山》都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方法，而且三位作家都是軍旅作家。我發現軍旅作家在對待現實主義的態度上往往更加嚴肅認真，這是否與軍隊更注重鐵的紀律與不能馬虎敷衍的訓練有關系呢？三位作家對軍旅生活非常熟悉，也為創作做足了功課，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著自己的思考。

陶純寫革命戰爭有自己的反思。他塑造了一個特別的女性李蘭貞，她竟然是為了追求浪漫愛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來，傷痕累累，最終愛情也不如意。陶純在這個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這樣一層意思：愛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無關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燒。王凱寫的是在沙漠中執行任務的當代軍人，他對軍人硬朗的生活有著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對最基層的軍人有著高度的認同感。他不似以往書寫英雄人物那樣書寫年輕的軍人，因此小說中的軍人形象并不“高大上”，然而他們的青春和熱血是與英雄一脈相承的。《白山》稍微特殊些，作者現在退役了，但他寫的仍是軍隊生活，是他幾十年軍旅生涯的一次集大成寫作。而且《白山》又明顯地借鑒了現代派觀念，有很多現代派的表現方式，但基本是現實主義寫作。

既有現實主義傳統，也有現代主義傳統

現實主義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傳統，這是毫無疑問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就與現實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文學完全不能適應社會的急速發展，一批思想者要建立起以白話文為基礎的新文學，打的就是要緊貼現實的旗號。陳獨秀明確提出：“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后當趨向寫實主義。”在啟蒙思想的引導下，“五四”新文學開創出反映社會人生、改造國民精神的現實主義文學新傳統。現實主義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潮，有高潮，有低谷；有收獲，也有挫折。但無論如何，現實主義始終處在變化發展之中。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真實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現代革命的進程，奠定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核心位置。

20世紀80年代對于現實主義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在現實主義精神的指引下誕生的，至今仍在小說創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現實主義以外，我們還要看到現代主義對小說創作越來越強大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隨著現實主義成為主潮，因為各種原因，現實主義也被狹窄化、意識形態化、工具化，甚至在一定時期內，它約束了文學的自由想象。這也正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文學現狀，因此當時尋求文學突破的主要思路仍然是從現實主義入手。這一思路又朝著兩個方向進行：一是為現實主義正名，恢復現實主義的本來面目；二是以反現實主義的姿態另辟蹊徑。后者帶來了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潮。先鋒文學潮的思想資源基本上是西方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對當代文學的沖擊非常大，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作家，幾乎都是從模仿和學習西方現代派文學開始寫作的。但反現實的結果并非否定和拋棄現實主義，而是拓寬現實主義的表現空間。80年代的先鋒文學實踐，其先鋒性是有具體所指的。余華、馬原、格非、殘雪等這些年輕的實踐者完全以一種反叛的姿態進行小說寫作，他們反叛的對象非常明確，那就是當時正統的、已成為人們習慣性閱讀期待的所謂現實主義敘述的小說。他們反叛的武器同樣也很明確，那就是西方現代派文學。毫無疑問，當年他們的小說給人們帶來陌生感和新鮮感，盡管今天我們對這種陌生感和新鮮感已經習以為常，但當年這種陌生感和新鮮感不亞于給文壇扔下一顆重型炸彈，因為在這種陌生感和新鮮感的背后是小說觀的顛覆性改變，新的小說觀仿佛為小說打開了另一扇窗戶，讓人們看到了與過去不一樣的文學空間。當然，80年代的先鋒文學試驗只是小范圍的，客觀地說，那些當時給人們帶來陌生感的作品并不見得都是經典之作，也許這些作品因為開創性的意義而成為了文學史上必談的作品，但它們在藝術上的幼稚和不足也是被公認的。然而不能否認它們從此起到了無可挽回的“破壞”作用，即對現實主義大一統的文學格局的徹底破壞，或者說，它打破了傳統寫實模式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終結了一個被政治權威控制著的小說時代，中國的小說創作，從此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

80年代的先鋒文學作為一次潮流已經過去，如今現代主義也不再具有先鋒性，而是成為了作家們的家常便飯。但先鋒文學潮流的影響至今未消失，因為先鋒文學的實踐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傳統，這就是現代主義文學傳統，這一新的傳統也融入到了我們的文學之中。比方，被作為先鋒文學的一些顯著標志，如意識流、時空錯位、零度情感敘述、敘事的圈套，等等，在90年代以后逐漸成為一種正常的寫作技巧被作家們廣泛運用，現實主義敘述同樣并不拒絕這些先鋒文學的標志，相反，因為這些技巧的注入，現實主義敘述的空間反而變得更加開闊。現在我們的現實主義完全不是過去那種單一的寫實性的現實主義，而是一種開放型的現實主義，能夠很自如地與現代主義的表現方式銜接到一起。現代主義也不再把現實主義當成對立面來對抗了，那些先鋒小說家也知道如何借用現實主義的長處和優勢了。也就是說，無論是在現實主義作家筆下，還是在現代主義作家筆下，我們都能感受到現代主義傳統在起作用。

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

走向大會師

現代主義最初作為先鋒文學的思想武器，強調了對現實主義的對抗性。但隨著現代主義文學成為一種文學傳統后，這種對抗性逐漸被淡化，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和現代主義文學傳統這兩支隊伍最終走向了大會師。

莫言的創作歷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開始創作時明顯受到當時風行的現代派影響，但他的創作基礎仍是現實主義的，因此莫言在創作過程中會存在一個與馬爾克斯、福克納“搏斗”的問題，他說他那一段時間里“一直在千方百計地逃離他們”。從寫第二個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起，他有意要回歸到現實主義上來。然而莫言此刻的現實主義已經吸納了大量的現代派元素，呈現出一副新的面貌。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在授獎詞中特意為莫言的現實主義文學創造了一個新詞：幻覺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從這個新詞也可以看出，莫言對于現實主義的拓展是引起海外讀者興趣的聚焦點。莫言的幻覺現實主義的素材來自民間，民間故事和傳說的特殊想象和異類思維嫁接在現實主義敘述中，開出了幻覺之花。更多的在先鋒文學潮中涌現出的代表性作家進入90年代以后都出現了向現實主義轉型的創作趨勢。比如余華在這一時期寫的《活著》就被視為轉型后的作品。《活著》中的現實主義元素的確很突出，但小說明顯保留著余華的文學個性，具有強烈的現代主義精神。這也說明，現代主義文學已經成熟起來，不再需要采取與現實主義對抗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存在，而是可以吸收現實主義文學的寫實優勢，讓讀者更宜于接受其現代主義精神的表達。

現實主義文學更是以開放的姿態接受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的影響和滲透。在不少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都加進了一些超現實或非現實的元素。陳應松作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因為長年扎根于神農架，那里神奇詭秘的環境使他對現代主義又有了一種親近感，因此他的小說敘述中經常會出現一些超現實的想象。《還魂記》的構思完全建立在超現實的基礎上，作者采用亡靈敘事，讓死于非命的柴燃燈靈魂返鄉，通過亡靈的眼睛，作家能夠更自如地揭露出現實世界中種種隱蔽和潛藏的不合理現象。小說通過現代主義的表現方式，表達了這樣一層主題：現實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才是必須徹底否定的“超現實”。

孫惠芬在創作中一直堅持非常正統的現實主義敘述方式，但在《后上塘書》中她同樣大膽借用了非現實的亡靈敘事，她讓死去的徐蘭以一個的亡靈身份去觀察村里發生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孫惠芬完全是以寫實的敘述方式來處理這個亡靈的，因此她筆下的亡靈幾乎沒有超現實的成分，但它畢竟提供了一種特別的敘述角度，使全知全能的敘述更具有立體感。

張翎的《勞燕》是將亡靈敘事與主題意境結合得最為完美的一部小說。小說的主要情節是一位女性阿燕在抗日戰爭的坎坷命運，有三個男人在她的命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是她青梅竹馬的戀人，一個是中美合作訓練營的美國教官，一個是行醫的美國牧師。作者是通過三個男人的視角來寫這個女人的。女人在三個男人眼里分別是三種不同的身份。在她的未婚夫劉兆虎那里她是阿燕，而在美國牧師比利的眼里，她是斯塔拉，而美國教官伊恩則稱她為溫德。這樣的構思已經很巧妙了，作者張翎更是巧上加巧，她以鬼魂敘事開頭，讓三個男人死后重聚，從而克服了寫實性敘述在時空上的約束，亡靈打破的時空的局限，既可以追憶，又可以隔空對話，并進行事后的反思，三個男人超越時空表達了對同一位女人的愛與悔。小說主要還是依靠強大的現實主義細節描寫完成了對一個偉大女性的塑造，是一種具有世界視野和人性深度的戰爭敘事。

創造更完美和完整的文學世界

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都是作家把自己觀察到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獲得的經驗，重新組織成文學的世界，這個文學世界既與現實世界有關聯，又不同于現實世界，現實主義戴著理性的眼鏡看世界，現代主義戴著非理性的眼鏡看世界。當作家有了兩副眼鏡后，能看到世界更為復雜和微妙的層面。因此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大會師，應該為作家提供了更便利的條件，從而創造出更為完美和完整的文學世界。

張煒是新時期涌現出的作家，他的文學創作伴隨改革開放40年一直堅定地走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奉獻了《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一批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但他并不拒絕現代主義思想資源，因此他的現實主義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如2018年初出版的長篇小說新作《艾約堡秘史》作為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又具有強烈的象征性，可以將其稱之為象征性現實主義。小說通過一座毫宅來寫一位富豪，張煒賦予這座豪宅太多的象征意義，他花大量筆墨來寫艾約堡這座毫宅，豪宅與富豪同為一體，寫豪宅其實就是在寫富豪，而象征性的表現方式才能更加透徹地揭示主人公復雜糾結的內心。艾約堡這個神秘而又封閉的建筑，作為淳化寶冊的化身也就暗喻著當一個企業家把自己的事業做到特別龐大、足以富可敵國時，他們的內心會變得越來越隱秘，張煒就像一位心理分析師一樣走進艾約堡，小心翼翼地啟開淳化寶冊的心扉。透過這個人物隱秘的內心世界，我們也感受到了時代一步步走過來的足跡。淳化寶冊首先是一個平民化的“當代英雄”。淳化寶冊作為“當代英雄”的另一質地就是荒涼病。荒涼病，這是張煒在這部小說最令人叫絕的神來之筆。所謂荒涼病其實是淳化寶冊的心理出現了問題。當巨大的力量將淳化寶冊推向經濟帝國的最高位置時，他也就逐漸褪去了平民化的質地，他被強大的欲望、權力、爭斗所包裹，一顆平民化的心從此沒有了著落。張煒重點寫了淳化寶冊的一次自我救贖的努力。

葉兆言被認為是新歷史小說的代表性作家，他處理歷史的方式深受現代主義影響。他始終以歷史為寫作對象，但他的歷史敘述越來越趨于寫實和客觀。如他的新作《刻骨銘心》寫南京民國期間的歷史，寫的都是一個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寫他們的情感生活和他們瑣碎的人際交往，小說涉及許多重要的歷史大事件和大人物，比如北伐戰爭、西安事變、南京大屠殺，等等，但他并不是簡單地復述歷史，因此他在講述歷史故事前特意安排了講述現實故事的第一章，這一章以第一人稱敘述講了兩個現實的故事，與后面的歷史故事毫不搭界，但正是這樣一種錯位式的結構，使讀者在進入歷史之前先背上一個現實的包袱，讓你在閱讀歷史時會不斷聯想起現實的故事，逐漸發現歷史與現實的若隱若現的關系。

另一位現實主義色彩更純正的作家張平，最近出了一部新的長篇小說《重新生活》，從這部小說可以看出，他是怎么在思考現實方面尋求突破的。反腐是張平最擅長寫的題材，但這次他換了一個視角，他不是從正面表現反腐斗爭，而是從側面入手去追問腐敗的社會依存性。因此張平將視線轉向了腐敗官員的親屬們，寫腐敗官員被抓后對他們帶來的影響。張平將批判的鋒芒直指當下的社會現實，認為我們的社會生態有問題，普遍存在著一種縱容腐敗的社會風氣。如同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無論是學校的校長，還是年輕的班主任；無論是做房地產的經理，還是小飯鋪的老板，他們都費盡心機要沾上一些特權的光，從腐敗官員身上獲取一點好處。這是一種平庸之惡泛濫的社會生態，令人擔憂的是，人們一方面反感平庸之惡，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身陷平庸之惡之中。因此要徹底反腐敗，就必須將平庸之惡這個溫床和保護傘徹底搗毀。而搗毀平庸之惡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伸出自己的手。毫無疑問，這是建

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之上的嚴肅思考，同時在這樣的思考之中又閃爍著現代意識的光芒，

回首40年，可以充滿自信地說，中國當代小說無愧于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