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3年，卡夫卡寓居柏林，直面歐洲通貨膨脹之冬，也是自己生命之冬。倚仗一小筆退休金和“鍛造坊”出版社提供的一小筆稿酬，卡夫卡過著貧困、清苦的生活。這使他千艱萬難獲得的自立性灰飛煙滅。卡夫卡得悉妹妹奧特拉是布拉格猶太婦女聯合會的成員，就將地址寄去了，該聯合會把救濟品包裹郵至柏林。卡夫卡評論其中一個包裹：“這會兒它放在我們面前了，嚴肅得要死，沒有一小塊巧克力、一只蘋果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發出一絲地［的］微笑，它好像在說，現在靠這些麥糝兒、大米、面粉、糖、茶葉和咖啡過幾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樣，我們能做到的就到這一步了。”（《卡夫卡傳》，馬克斯·勃羅德著，葉廷芳、黎奇譯，下同）

卡夫卡似乎有先見之明，悲觀絕望，靜候死亡。巧克力和蘋果是西方社會優渥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卡夫卡最喜愛吃的東西，而此時它們成為匱乏物資。包裹僅為卡夫卡提供了維持基本生存的六種食品，其中的茶葉盡管微不足道，但是不容小覷。事實上，損毀卡夫卡健康的除了苦難，還有疾病，而治療疾病的一劑隱秘藥方便是茶療。長期以來，人們鮮少注意到茶療對于卡夫卡的身心健康的作用。卡夫卡收到包裹之后，馬克斯·勃羅德記載了一個細節：“在圣誕節和新年之間他發高燒，但又康復了。”（《卡夫卡傳》）這里的高燒和康復之間并無任何醫療介入，恰是一個自然痊愈的過程，其中也有回光返照之意。由此可以肯定，卡夫卡與茶療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一

卡夫卡一度相信茶療對于某些疾病的治愈作用。卡夫卡長期熬夜寫作，白天又飽受噪音折磨，睡眠對他而言彌足珍貴，而睡眠安好幾乎沒有可能性。醫生也斷言卡夫卡的睡眠尚有欠缺，并給出了茶療的建議。卡夫卡對此深信不疑，致信妹妹奧特拉：“越是睡不著覺，睡覺就越重要。肉食和療養院對睡眠只有壞處沒有好處。我昨天去找過大夫，他認為我的肺臟很好，也就是說，他認為肺部無礙。他也沒有反對素食，給我提了一些有關飲食和用纈草茶治療失眠（不是失眠，而是常常驚醒）的建議。我身邊沒有纈草茶。另外，這是個體貼人的好醫生，從布拉格來的約瑟夫·科恩大夫。”（《致奧特拉》，《卡夫卡全集》，葉廷芳主編，下同）這是1920年，卡夫卡因失眠歷經各種療法而失敗，整個人精疲力竭。在身體器官完好的情況下，卡夫卡不得不遵從醫囑和轉向茶療。卡夫卡稱贊約瑟夫·科恩大夫“體貼”“好醫生”，很大程度上是對茶療的急迫渴望和求愈心切，原因竟然是卡夫卡身邊沒有纈草茶。

茶療的治愈作用仿佛具有神奇的慣性力量，卡夫卡持續將它推向前。1921年12月，卡夫卡致信羅伯特·克羅普施托克：“我連閱讀的時間與氣力都沒有。曾有幾日不發燒，而現在體溫又上升了。醫生只給我開了藥茶。他的話假使我未理解錯，那么，這茶當含有硅酸。而且醫生說，他曾在某處（但愿不是在幽默雜志上）讀到過，硅酸能促進創傷愈合。您或許也可試試這茶。如果我上樓去我的住所，我就為您抄下處方。”（《致羅伯特·克羅普施托克》）這一次，卡夫卡簡直視茶療為珍寶，在身體狀況如此糟糕的情況下，只開了藥茶，相信茶中的硅酸能治愈創傷，并且把它作為“處方”推薦給羅伯特·克羅普施托克，甚是大膽而自信。可見，卡夫卡在生命的晚期已經與茶療緊密相聯，試圖抓住挽救健康與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

當然必須意識到，卡夫卡無論在身體健康，還是在身體患病之際，總體上與茶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換言之，卡夫卡身體健康的時候，懷疑喝茶有副作用；卡夫卡身體患病的時候，懷疑喝茶有正作用。這樣，卡夫卡在二律背反的語境中，不停掙扎和反復言說茶療的兩極，沉浸其中欲罷不能。

1913年，卡夫卡和女友菲莉斯掀起了一場關于茶療的爭論，然而他試圖牢牢掌握主動權。卡夫卡竭力阻止菲莉斯喝茶，宣稱茶的刺激作用有害健康生活：“茶對你身體有益嗎？它不使你興奮嗎？你居然每天晚上喝這種讓人興奮的飲料！我從不想吃喝那些飯菜飲料，迫不得已時也只好為之，我和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同于人們所想。我寧愿吃這些東西。”（《致菲莉斯情書》）卡夫卡使用反問句和感嘆句否定喝茶的益處，緊接著聲明自己愛吃高熱量的食物以獲取快感，包括各種肉類、德國啤酒以及像水老鼠一樣的猶太香腸。卡夫卡懇切希望菲莉斯也遵從自己的飲食，甚至要求她以喝牛奶代替喝茶。

不管菲莉斯如何為自己的飲食辯護，卡夫卡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反駁。卡夫卡又致信菲莉斯：“如果說我出于對你極大的愛愿意你吃香腸、肉片和類似食品，因為在我看來那種改革既不美、不好也無益，我卻不喜歡你喝這么多茶，特別是有規律地喝茶。但你像所有對毒藥習以為常的人一樣為此辯護：你說，茶根本不濃，很容易忍受，你母親交給你此信并稱咱們的通信毀了你時，你可能也這樣回答她。你沒有低估茶的效力？”（《致菲莉斯情書》）卡夫卡在其他食物方面做出讓步，唯獨對于喝茶不甘妥協，連篇累牘地說教，甚至把喝茶比作喝“毒藥”，并拿菲莉斯爭取愛情自由的意志類比她喝茶的堅定決心，最后又以一個反問句企圖警醒她對于茶的認知能力欠缺。卡夫卡駁斥菲莉斯的措辭激烈而犀利，只是為了顧及自己的感受，一切以說服女友放棄喝茶的任務為中心。

不過幾天以后，卡夫卡主動向菲莉斯示弱、妥協，事件緣于他突發重感冒。在這封信中，卡夫卡開門見山承認錯誤：“我終于和別人一樣經常患感冒了，這大概也屬于去年夏天以來的所有新生事物之列。我感冒了，不知什么原因，盡管我的皮膚經過千錘百煉。難道最終是因為我沒喝熱茶，那種我認為（現在由于感冒，我的意見不再有分量了）我最親愛的人喝了易興奮的飲料？”（《致菲莉斯情書》）卡夫卡傳達了相當重要的信息：自己“千錘百煉”的身體很好；喝熱茶有益身體健康；沒有茶療，身體健康淪為空談。這個時候，卡夫卡認同了菲莉斯的生活理念，從而有意讓茶療參與了自己的生命歷程。

在喝茶有益身體健康的問題上，卡夫卡確實思想落伍了。西方傳教士自從來到中國，就看到了茶療純天然、無公害的特征。利瑪竇從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中，發現喝茶有益健康的確鑿證據：“這種飲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飲，并且總是趁熱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但即使經常飲用也被認為是有益健康的。”“這個習慣背后的想法似乎是它對肚子有好處，一般說來中國人比歐洲人壽命長，直到七、八十歲仍然保持他們的體力。”（《利瑪竇中國札記》，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喝茶苦口但利病，熱飲益健康，這使得中國人不僅壽命長于西方人，而且保持了良好體力。喝茶的健康療效由此可見一斑。卡夫卡的壽命僅為41歲，而菲莉斯的壽命長達73歲，也許和茶療的作用有關。

卡夫卡對茶療的認知態度是自相矛盾、左右搖擺、陷于兩難窘境的。前文講到，卡夫卡贊美“好醫生”約瑟夫·科恩向自己推薦使用纈草茶治療失眠的建議，末了又一聲嘆息身邊沒有纈草茶。孰料半個月之后，卡夫卡獲取了纈草茶，卻又消極抵觸，并不專心致志地進行茶療。“一段時間以來幾乎不再存在的失眠現象，近日來又嚴重出現了。你從中可以設想，我為了與之斗爭而幾乎徒勞地一會兒喝啤酒、一會兒喝纈草茶，現在面前擺著安眠藥。”（《致奧特拉》）啤酒和纈草茶本是相克的療法，而安眠藥的加入更是雪上加霜。

三

卡夫卡對茶療的曖昧態度，其實早有端倪。1914年2月11日，卡夫卡致信格蕾特·勃洛赫——她與菲莉斯在喝茶態度上如出一轍——羨慕對方超好的睡眠狀態：“我很羨慕您的嗜眠癥。星期天下午在那昏暗的房間內，您該怎樣屈服于它的誘惑力啊！假如我能這樣就好了！假如睡眠能以某種方式光顧我就好了！牙疼的時候，由于它使我的頭腦變得遲鈍（疼痛本身已經消失，假如我早知道有甘菊茶，我早就喝了，但人們不能勸我服藥），我睡得很少，這兩天則幾乎不能入睡。”（《致格蕾特·勃洛赫》）卡夫卡飽受失眠以及隨之而來牙疼的摧殘，天真地以為通過喝茶就能達到減緩痛苦的目的，又固執地抗議人們勸服自己吃藥。卡夫卡像個孩子一樣大訴其苦，一連串的感嘆號流露出情感的飽滿和渴求。

卡夫卡打出的感情牌，使得觀念和茶療之間的相互溝通很不完美與和諧。其實，卡夫卡醉翁之意不在酒，虛晃一槍，投出的是愛情橄欖枝。卡夫卡幻想和菲莉斯的女友格蕾特·勃洛赫談戀愛，喝茶不過是他用來治療相思病的借口和謀略。故而，當真正的纈草茶被格蕾特·勃洛赫擺在他面前的時候，卡夫卡免不了玩弄“草蛇灰線”“柳藏鸚鵡”的語言游戲。1914年5月21日，卡夫卡致信格蕾特·勃洛赫，提筆即寫道：“我不需要喝纈草煮的水，格蕾特小姐，不要。”卡夫卡接著強調自然愈合法的基本思想，又哭訴面對失眠痛苦和喝茶療法的無能為力，左右為難。“事情既已如此，只好默默忍受，但有意識地去喝纈草水，且喝時還可能要不停地看茶杯里還剩多少，一方面希望能馬上喝光，另一方面盼望它能有些療效，這樣則太殘酷了，我可不是因為身體里缺乏纈草茶而睡不好的，我失眠的原因有許許多多，但肯定不是因為這個。”（《致格蕾特·勃洛赫》）這是唯一的一次表述，卡夫卡干脆利索地將茶療從治療方案中徹底否定掉，因為它只與因愛不得的“孤枕難眠”息息相關。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在疾病范疇內安排了罕見的“茶和蘋果”并置意象。卡夫卡給生病的密倫娜寫信——對方深受失眠或肺病的肆擾，反復提及“茶和蘋果”。“我將您信中這些因素排除在外，如：一文不名——茶和蘋果——每天從2點到8點。這是些我所不能理解的東西，顯然只有當面才能解釋清楚。”“眼前并不總是放著‘茶和蘋果’（盡管經常如此）。”（《致密倫娜情書》）卡夫卡對“茶和蘋果”的敏感，其實是對東方和西方兩種飲食和療養文化的差異對待，對前者的質疑和對后者的信任總是纏繞在一起。在小說《訴訟》中，主人公K.身體健康欠佳，卡夫卡為他設置了吃蘋果的場景描寫。“吃完蘋果，他覺得好受多了，心里充滿了自信。”（《訴訟》）卡夫卡卻是從來沒有為喝茶設置如此賞心悅目的描寫，而且恰恰相反，在茶療出現的地方，卡夫卡喜愛讓蘋果、咖啡、啤酒，甚至是藥物參與進來，達到破壞效果和氛圍的目的。卡夫卡不能理解密倫娜長期將“茶和蘋果”相提并論，認為這樣做沒有任何價值，個中寓意一目了然。

四

毫無疑問，茶療的本質不是快速消除疾病，準確阻止疼痛在敏感的人體器官上蔓延。喝茶從東方到西方之所以廣為流行，不是“處方”本身有普遍效力，而是因為它的作用位于人體運作最普遍的形態之中。茶療獲得了自然與人工的某種平衡結果：一方面是它偶然降臨到藥劑身上的自然屬性，另一方面是它涉入人體運作最普遍作用的效力。這樣的折衷符合茶療最理想的醫學思想。卡夫卡犯了一個觀念上的錯誤，想當然認為茶療可以方便快捷地包治百病。故而，當自我想象與茶療效果不能彼此黏合，卡夫卡走向否定與肯定的兩個極端。卡夫卡致信費利克斯·韋爾奇：“我不喜歡茶療，但是也許我再也說不上有什么保健品能治療我的肺病。只有這一個，即一件西服上衣，是這種療養所需要的，它后面的口袋可以放個暖水瓶，但露出半截。”（《致費利克斯·韋爾奇》）卡夫卡徹底否定茶療的同時，又懷抱欲罷不能的思想，其實也暗示了某種根深蒂固的肯定作用。卡夫卡運用西服和暖水瓶的類比，使得這種矛盾的心理仍然不斷地衍生出長段過程。

卡夫卡將茶療的隱喻與象征色彩寫進了小說，有意與現實生活互相映照，二者形成復合關系。一方面，卡夫卡否定了茶療對于人物健康的治愈功能和作用。在小說《城堡》中，主人公K.隨時攜帶“定神飲料”，用于防治身體不適。然而閱盡人生浩劫之后，K.明白了一個深刻道理：“他那副寒磣相并不是感冒引起的，而是天生的，喝什么健身茶都治不了。”（《城堡》）盡管K.喝了不計其數的健身茶，但是勞累、疲乏、打盹、睡覺仍然構成了生命常態。這對于身負進入城堡重任的人而言，無疑極具消解和諷刺意義。

另一方面，卡夫卡又肯定了茶療對于人物健康的治愈功能和作用。在小說《回憶卡爾達鐵路》中，“我”罹患了一種被當地人稱為“狼咳”的不治之癥。令人驚訝的是，“我”原本等待血管爆裂而死，卻也因為茶療而迎來了轉機。“……沒過多少天，咳嗽便不見了，那是一種茶醫好了這種咳嗽，那位火車司機答應給我帶這種茶來，但他向我解釋，我必須在咳嗽開始后第八天才飲用這種茶，否則它就沒有效。”果不其然，茶療讓“我”獲得輕松、緩和，咳嗽逐漸減弱、消失。

總而言之，卡夫卡對茶療的態度不斷地搖擺。茶療，可以說是卡夫卡用于調度短暫的人生姿態的一種措施。開始，茶療在卡夫卡那里并不完全具有用武之地，卡夫卡對茶療的戒備不曾真正地煙消云散，反而曠日持久地深涉不理解之中。卡夫卡對茶療的排斥、猜忌、糾結，直至末年的松懈、妥協、屈服，都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長期斗爭和對話。后來，斗爭受到了拆解，對話得到了諒解，茶療一躍變為卡夫卡生命的基本結構和人生的組成部分。在這個長久的對抗之后，茶療終于被卡夫卡名正言順寫進話語的本源了。

此時，卡夫卡大限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