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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民80周歲誕辰時，他的學生們為老師編了一套著作集，其中回憶師友和學生的一冊名為《卻話程門立雪時》。程正民出生在福建廈門，1955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習，60多年過去了，程正民先生依然在母校進行深耕細作式的思考和教學。雖然他的研究工作始終圍繞著俄蘇文學理論，但在這些文字的誕生過程中，他親眼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新中國文藝創作和文學理論的發展變化，并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從普希金到巴赫金： 俄羅斯文學批評史研究

1959年大學畢業后，程正民留在由黃藥眠先生帶領的文藝理論教研室工作，正式踏上理論教學和研究的道路，但是專門從事俄蘇文學和文論研究則要從60年代中期轉入蘇聯文學研究所后開始算起。雖然研究已經起步，但很快迎來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大批判”沒有產生什么學術研究。好在新時期很快讓研究者們重新獲得了學術生命，1983年，程正民參與了劉寧主持的國家社科“六五”重點項目“俄蘇文論史”的研究工作，共同開設研究生“俄蘇文學批評史”課程，編寫出版了一批教材和史料研究著作，這是他十年的學術沉寂之后厚積薄發的成果。90年代初，由于蘇聯解體，蘇聯文學研究所也就不再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程正民回到了中文系的文藝理論研究室，但他的研究路線還是俄蘇文論。

一開始，他的研究對象是19世紀俄國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簡稱“別車杜”）的文學批評。從他們的作品出發，程正民又一步步研究了普列漢諾夫、沃羅夫斯基、列寧、盧那察爾斯基、高爾基等人在20世紀所作的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批評。《俄蘇文學批評史》一書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將這八大代表人物從政治歷史上做了分野，并采用綜合性概論和批評家專論相結合的體例，將各流派的批評主張和發展變化納入到批評史體系中。程正民認為，“別車杜”所代表的是革命民主主義文學批評，列寧、普列漢諾夫、沃羅夫斯基所代表的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他發現蘇聯現實主義批評不僅是俄國現實主義批評的繼承和發展，而且是俄蘇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新階段。

在研究俄蘇文學批評史的過程中，他也發現在傳統的蘇聯文論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只關注藝術社會學（尤其是把文藝等同于政治和經濟的庸俗社會學）內容，而忽視了其實在20世紀俄羅斯研究界一直存在的豐富流派和思潮如形式主義等等，于是程正民開始轉向對這方面的研究，擴大了20世紀俄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范圍。實際上，這可能也是中國學者在進行研究時普遍存在的問題，不能把文學的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內容研究和形式研究、歷史研究和結構研究統一起來。為此，程正民花大量時間研究了普羅普的故事形態學、俄國形式主義詩學、維戈茨基的敘事心理學、洛特曼的結構主義詩學等，寫出了《歷史地看待俄國形式主義》《普羅普的故事結構研究和歷史研究》《維戈茨基論審美結構和審美反應》《洛特曼論文本結構和意義生成》等系列論文。他對這些詩學流派人物的研究十分重視藝術形式結構的研究，同時又努力繼承俄羅斯文論的歷史主義傳統，他們強調形式和內容的結合、結構和歷史的融合、內部和外部的貫通，這也是程正民希望中國學界在進行文學研究時應當借鑒之處。此外，20世紀俄羅斯詩學多元發展的局面也證明了，只有鼓勵流派和學派自由發展并形成它們之間的健康競爭，才能促進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繁榮。

文藝心理學研究也是程正民新時期文論研究的一個方面。在文學理論的教學和科研過程中，他一直對作家的個性和創作過程的奧秘感興趣，文藝心理學恰好為探討這些問題找到了一種出路。黃藥眠先生是最早鼓勵程正民進行文藝心理學研究的前輩，并建議他從自己熟悉的俄蘇文論出發，先從蘇聯的文藝心理學研究做起。在黃藥眠先生的指導下，程正民先后翻譯了蘇聯心理學家科瓦廖夫的《文學創作心理學》和文藝學家梅拉赫的《創作過程和藝術接受》，并在1985年第6期《文藝報》上刊登了《蘇聯的文藝心理學研究》一文。恰逢他的朋友童慶炳先生申請了國家“七五”社科重點項目——“心理美學（文藝心理學研究）”，邀請程正民和他的13位碩士生一同參加了這項研究。在《俄國作家創作心理研究》（1990）中，程正民從文藝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俄羅斯作家的創作心理，從作家個性和藝術思維的角度，試圖揭示俄羅斯作家的創作奧秘和底蘊，為俄羅斯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他通過文藝心理學理論深入闡明了作家藝術個性與藝術思維之間的關系，亦即作家童年經驗對創作的影響等問題。程正民指出，由于感性、理性等不同的思維組成要素在不同作家身上產生了獨特的效果，作家的藝術思維可以劃分為主觀型、客觀型和綜合型等不同類型，其中如普希金的創作個性是同詩人富于創造性、開放性和不斷變化的藝術思維相聯系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個性則是同作家充滿矛盾和活力的藝術思維相聯系。隨著研究的深入，程正民逐漸發現文藝心理學研究的局限性，那就是作家的創作心理其實不僅是一種個人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所以在研究中把文藝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結合起來是必然的。后來在對托爾斯泰進行的研究中，他就試圖指出托翁創作中的矛盾和藝術獨創性與俄國農民心理之間的聯系，指出托爾斯泰把俄國千百萬農民的真誠和天真、抗議和絕望都融入到自己的創作和美學探索之中。

在20世紀俄羅斯的各種詩學流派中，程正民最情有獨鐘的是巴赫金的詩學，在他看來，巴赫金是20世紀俄羅斯文論的集大成者。巴赫金在中國的發現最初是由程正民的老師鐘敬文先生推動的，他在《巴赫金全集》的首發式上談到巴赫金的狂歡化思想和中國狂歡文化的關系，這給了程正民很大啟發，于是寫出了《巴赫金的文化詩學》一文，發表在2000年第1期《文學評論》上。在文中，程正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談的與其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不如說是巴赫金詩學，巴赫金通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來表達和闡明了自己的詩學觀點。程正民說道，“巴赫金的文化詩學研究給我最大的啟示是不能把文學研究封閉于文本之中，研究文學不能脫離一個時代完整的文化語境，要把文學理論研究同文化史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揭示文學創作的底蘊。” 在從事巴赫金的文化詩學研究后，程正民又繼續研究了他的語言詩學、體裁詩學、小說詩學、歷史詩學和社會學詩學等，這些研究的結晶寫在專著《巴赫金的詩學》中。“文學研究沒有什么靈丹妙藥，必須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層面進行研究，它們構成一個有機統一體，這是巴赫金詩學研究最富獨創性和最具特色的地方。”巴赫金的整體詩學又是以文化詩學為中心，因為文化豐富地積淀著、蘊含著和折射著各種社會因素，較之于政治和社會心理，文化本身同文學最為貼近。所以巴赫金通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說研究，深入揭示了兩位作家的作品同民間狂歡文化和詼諧文化（笑文化）的內在聯系，揭示了“那些真正決定作家創作的強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別是底層的民間的潮流）”（《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65頁）。在程正民看來，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專業化與狹隘化是一對難以解決的矛盾，巴赫金的整體詩學研究也許能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一種啟示。

文變染乎世情：文化詩學面臨的時代挑戰

幾乎在對巴赫金的詩學產生興趣的同時，程正民也開始了文化詩學的研究。伊格爾頓認為20世紀文學理論的重大變化始于俄國形式主義，他說：“如果人們想為本世紀文學理論的重大變化確定一個開始的時間，最好是定在1917年，這一年，年輕的俄國形式主義者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發表了他的拓荒性論文《藝術即手法》。”（《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頁）形式主義詩學剛在俄國崛起，巴赫金就展開了與它的對話，他認為形式主義堅持了“藝術結構本身的非社會性”，主張詩學研究應該從文學內部結構入手，但又不脫離社會歷史語境和文化語境。這正是程正民的老友童慶炳的理論關注所在。90年代初，童慶炳從對文藝心理學的研究返回到對文學審美特征的思考，文學理論應當面向語言和文體，他認為不能把“文體”單純理解為過去人們所說的“文類”或“文學體裁”，而是一定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文化精神。這個觀點與巴赫金的體裁詩學不謀而合。從文化詩學學科建設以來，以童慶炳和程正民為代表的學者一直堅持拓寬學術視野，以審美為中心，在中、西、古、今四個主體之間展開平等對話，既借鑒西方有益的觀點，又不失民族傳統。

不久前，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辦的“第二屆文藝學新問題與文論教學學術研討會”上，程正民仍然沒有停止對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發展的關注，針對文化詩學與文藝發展現狀的關系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回顧近60年的教學和研究道路，程正民告誡學生做文學理論研究最好以一個國別的文學和文論研究，或者一段文學史和幾個作家的研究作為基礎，只有真切地感悟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真正深入到歷史文化語境中去，才能避免干癟空洞，才能洞悉文學現象的歷史復雜性，領略生動的文學現象。而改革開放以來，當代文藝不斷發展更新的速度也對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要求，此前以審美為中心的立場受到了挑戰。程正民認為，文學理論的目的是把握復雜而多面的文藝現象，如果面對日新月異的文學現象卻仍然保持不變的文學態度，只會導致理論越來越顯得死氣沉沉、失去活力。“由于文化市場的變化，文化與科技的融合日漸增強，審美活動日益多樣，出現了一些新的文藝形態，比如各種網絡文學和視頻直播這一類日常生活審美活動。面對新的文藝現實，文論如何著眼于新的實踐進行理論闡釋，形成新的文學觀念，提煉新的文論話語，這是當前文論普遍關注的迫切問題，也是當前文論教學關注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