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期文學四十年”專輯編者按：

與“改革”時代同行的新時期文學深刻影響了當代文學史的走向與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值此“改革開放四十年”到來之即，我們“80后文學研究與批評”公共號約請一批青年學者，集中推出他們近年來對于重要文學史當事人與代表作家的訪談，以及這批青年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供學界更為歷史化地理解新時期文學。

黃平：劉青峰老師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訪談。適逢“改革開放三十年”紀念之際，“80年代”的諸多問題在大陸學界不斷地再次浮現。您與金觀濤先生作為80年代代表性的學者，在歷史、科學技術與古代社會、哲學、文學各個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超穩態結構》等代表作，深深影響了一代學人。而且，金觀濤先生主編、您作為執行編委的《走向未來叢書》對思想界有巨大沖擊與啟示。我曾跟隨程光煒教授做“八十年代文學”研究，今天的訪談圍繞您八十年代初以筆名寫的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展開。您能不能先簡要告訴我們當時寫這部作品的緣起與過程？

劉青峰：這篇小說寫于1972年，我與觀濤結婚不到半年。當時，觀濤在杭州塑料廠當工人，每天三班倒，我則在貴州清鎮中學教書。年輕人的共同點是愛好文學，我們也不例外。在文革年代，具獨立思想的文學創作不被官方意識形態所允許，只能是地下的。正是這類作品記錄了青年一代的新追求。除了《公開的情書》這個中篇以外，我們還創作了幾個短篇和一些短詩。

在1972年，由于1971年發生了“913”林彪出逃這一震驚中外的大事件，毛澤東思想開始解魅，但文革又沒有結束的跡象，全中國人都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特別是年輕人，倍感壓抑和黑暗。但這也是一段思想覺醒和為新時代來臨作準備的時期。文革中，人人被迫參加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對于精神活躍、有獨立思想的人來說，就只能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完全隱藏起來，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與其他人一模一樣。他們用獨特的方式，如極其私密的個人通信、與朋友共同讀書或聚談來構建另一種精神生活。《公開的情書》以書信體為形式，就帶有這一時代色彩。

以我們為例，1970年于北京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基層工作，也有十余個朋友的通信圈子。一天收到三四封信是很平常的，常常有五六封信，甚至十多封信。可以在一天內給同一個人寫兩封信。信有長有短，短則兩三行，長的可以上萬字。文革時期的信紙不像現在那樣講究，很薄很輕，一個信封可以放下十多頁。信中無所不談，談所想所思，談社會觀察，談感情，也談身邊瑣事，甚至是抄一本書、抄字典。一位分到河北貧困的衡水地區的北大朋友，常趴在坑上點著小油燈給我寫信。1972年我在杭州養病期間，我們就想如何利用大量的通信創作小說，記錄這一代人真實的內心世界。小說主要是我執筆，其情節和人物，也有相當多虛構成份。

今天有不少人研究1970年代中國年輕人的思想，我們認為，如果真想做好這一研究，就一定要設法找到當時不同的通信圈子，找到并研究他們的通信。這是珍貴的一手資料。

黃平：我查閱了一下，根據當時數據顯示，小說一稿完成于1972年3月，二稿完成于1979年9月，漫長的八年時間里，這部手稿有否在私下流傳？我了解到這篇小說先是以手稿和打印稿的形式在青年中流傳，1979年刊登在了杭州師范學院的學生刊物《我們》上，然后正式發表于1980年《十月》第1期。您還記得中間發生過什么故事？比如編輯部當時什么態度，怎么評價，提出了哪些修改意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你們決定將它拿出來發表？

劉青峰：看來你真是做了好多調研。確實，這部小說完稿于1972年春天，沒有想發表，也沒有寫作者名，抄在一本紅塑料皮封套的本子上，朋友們私下稱它為“小紅書”。小說先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一開始傳看的范圍，一是與我們通信的北大、清華同學朋友，另外一個途徑是通過我的妹妹劉進流傳到在內蒙插隊的高中生手中。去年12月22日《經濟觀察報》有一篇秦曉的長篇采訪，就談到他當時讀這本小說手抄本的情況。文革結束后，有的朋友開始把小說刻字或打字，于是又有了油印本。你提到杭州師范學院學生刊物《我們》，是油印的，登了《公開的情書》。1970年觀濤分配到杭州塑料廠工作時，他身邊集聚了一幫更年輕的朋友。他們在文革結束后上大學，辦民刊。其中，《我們》的主編陳越光和胡音后來都到北京參與了“走向未來”叢書的事業。

1978年初我們由鄭州大學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當編輯。這時，我們的全部興趣和精力已轉向學術文化探討和準備思想啟蒙的事業，對文學很少關注，也不曾想到要發表以前寫的文學作品。1979年夏天某日，一位在地震部門工作的朋友李革平到我們家聊天。她問：為甚么你們不把“小紅書“拿出來投稿？我們反問：發表它有意義嗎？她說：當然有意義。現在文學作品很多，都是對文革揭露性的作品，無非是傷痕、傷感；而這個小說不一樣，反映了年輕人積極向上的思想追求。不應該讓人們忘記文革中還有這一面。我們接受了她的意見，幷委托她寄給《十月》。

不久，《十月》編輯部按李革平留下的聯絡方式找到她。第二次電話中又約見，我倆是和李革平一起去編輯部的。主編蘇予女士和另一位姓張的編輯先生十分熱情地肯定了這部作品，蘇予在第一次見面時就坦誠地告訴我們，她年輕時曾受胡風一案所累。他們決定安排在《十月》1980年第1期上發表小說。記得他們提了兩個修改意見，一是指這作品太柏拉圖式了，戀愛中的男女間全部是通信；為了讀者看得下去，是否可以安排男女主人公見個面？另外，要求我們刪去一些太大膽的長篇論說。于是，我又改了一遍，刪了一萬字左右；但為了忠于七十年代時的精神原貌，小說沒有安排兩個主人公見面。這就是1979年的二稿。之所以要寫上這個日期，是想讓那些看過手抄本的朋友知道，這是一個刪節本。

黃平：《公開的情書》發表后引發了強烈反響，有評論家認為它“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青年面對的社會現實”，有的評論家認為它“重蹈著歷史上某些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革命家的舊路”，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見也很多。你們當時怎么看待這些評論，現在又怎么看？

劉青峰：小說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有點出乎我們意料。不久，《十月》編輯部就開始轉來讀者來信。來信越來越多，全國各地都有，包括新疆等邊遠地。各種職業的人都有，當然大多是年輕人。他/她們向作者熱情地傾訴，談自己的經歷和苦悶。我們最重視的就是這批讀者來信，對評論家的評論則不太了解。后來有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這本小說也曾被點名批評。好在我們在中科院工作，可以置身批判之外。上海一本法制刊物上有個“道德法庭”專欄，還有人撰文要把這本小說拿到道德法庭評判。我們沒有對這些評論作任何回應，主要是因為1980年以后，開始忙于其他我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

也正是在1980年初，《貴陽師范學院學報》在第1、2期上連載了我們談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長篇歷史論文，這篇論文同樣也引起極大的社會關注。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胡凡找上門來，力邀我們就這篇論文寫成一本專著，我們答應了。工作以外，全力投入《興盛與危機》的寫作。同年秋冬之際，胡凡和她的編輯室主任又來北京，提出要我們做一套以青年為讀者對象的叢書。這也正是我們想做的事，由此開始，投入后來的“走向未來”叢書的籌備。

你問我們當時和現在如何看對《公開的情書》的評論？其實，不論當時和現在，我們始終認為，一個作品一旦問世，它和作者的關系就不大了。特別是文學作品，一問世已經與受眾的閱讀史結合在一起了，不可能像學術觀點那樣不斷去細化、修改。隨著時代變遷，今天，沒有經歷過文革、甚至不知道中國發生過文革的年輕人，我們想，如果他們讀這篇小說，自然很難與這本小說共鳴了。

黃平：《公開的情書》主要由以老九、老嘎、老邪門、真真四個人于1970年相互通信的四十三封書信組成，一個必然會產生的問題是：那個年代通信是否是你們和你們的思想同道最經常的相互交流途徑，而頻繁的通信對你們的生活，對你們的精神成長以及對你們日后的學術表述是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劉青峰：前面已談了當時有精神追求的年輕人的通信情況。這一經歷對我們日后的學術道路和社會活動的影響是全面而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文革爆發時，觀濤是北大化學系學生，我就讀于北大物理系、后轉入中文系。文革中發生的種種悲慘、荒謬的事情，令我們產生巨大困惑。簡化而形象地說，中心問題是，為什么在聲稱以鏟除一切封建專制和資本主義剝削、壓榨為目的的社會主義國家，會出現全民對領袖的瘋狂崇拜，以至于比歷史上任何封建王朝更為嚴酷的專制獨裁在現實生活中復活？為什么在最崇高的道德理想名義下，可以做到毀滅全民良知，幾億人互相殘酷斗爭，令人的生命尊嚴掃地、人格分裂？文革的經歷和思考，使我們放棄了原先的專業，決定轉向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也準備在時機到來時重舉啟蒙旗幟。也正是這些私下的思想溝通，令我們結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在1980年代初有意識、有準備地投身于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的大潮。

必須指出的是，文革的思想文化專制引起很多人對中國封建傳統的反思，我們的反思獨特之處在于：我們明確意識到，中國當代文化和社會是在批封建、反傳統中形成的；那么，為什么反傳統不能擺脫傳統的桎梏？甚至喊得振天響的“革命”居然會有封建王朝更替的影子？這需要走得更遠、想得更深，更需要把中國近現代史和古代史統一起來的探索，并在研究方法上作出創新。事實上，也就是在寫作小說的同時，我們開始了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獨特性的反思，引進控制論方法，寫下中國歷史研究提綱。前面提到的《貴陽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的論文，就是對這一問題的初步回答。在胡凡等出版界朋友不懈努力下，1984年出版的《興盛與危機》，就是這一研究提綱的展開。

1989年4月我們到香港中文大學后，1993年出版了《興盛與危機》的姐妹篇《開放中的變遷》，用超穩定結構假說探討中國近代社會結構的演變。2000年出版《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去年又出版《觀念史研究》。由中國傳統社會到近代演變，從社會結構分析到思想史追蹤，再到深挖觀念演變的線索，這些論著的思考和寫作已持續三十多年，我們始終沒有忘記年青時代產生的問題。《公開的情書》只是這種探索精神以文學形式的呈現。至今，我們仍沿著這一探索之路往前走，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黃平：能否告訴我們在那個年代你們接觸了哪些書，又有哪些書深刻地影響了你們的世界觀，甚至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

劉青峰：文革前，少年時期我們都愛讀科幻小說，也讀了大量的蘇聯和俄國的理論和文藝作品，特別愛看蘇聯出版的《知識就是力量》雜志。文革中，能公開讀的書很少。我們的讀書圈子中，也傳看灰皮書和黃皮書。當時有的書是可以公開讀的，如《馬克思、恩格期全集》。在北大文革高潮時，觀濤就躲在沒有暖氣的閱覽室讀馬恩全集。從馬克思追溯到黑格爾，再用系統論批判黑格爾，這一切構成了我們獨特的思想成熟之路。而我則摘抄魯迅著作和對國外存在主義的譯介，以及先鋒小說的創作理論。

黃平：作品后記中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今天的文學家與科學家有著相同的使命。科學家在發現新的世界、新的自然規律；文學家則應該努力發現新的人、新的生活準則。”這后半句很車爾尼雪夫斯基，也很80年代，您今天還堅持這么認為的嗎？或者還需要做些補充？三十年后重讀《公開的情書》，隨著時間的推移，您覺得它有否顯露過時之處，或者相反，它呈現出新的意義與價值？

劉青峰：青年時代我們都很喜歡俄國文學，可以說和其它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俄國19世紀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對我們的成長影響很大。但《公開的情書》并不是俄國文學思想影響的結果，它是文革中獨立反思的產物，展現一種全新的生活態度和境界。它或許可以歸結為：精神獨立，忠實于自我，熱愛國家和民族，并以大無畏的反思精神去表現這種真愛。至今，我們仍堅持這種態度。我們的研究著述出版后，海外不少學者把我們劃入反傳統的代表人物，但我們并沒有理會這種標簽。

至于《公開的情書》今日是否過時，這不應由我們來判斷。對我們來講，它代表擺脫了僵化教條束縛的人生觀和愛情觀。和當今專業化、市場化的知識分子不同，我們常把自己稱為“殘存的理想主義者”。進入21世紀后，中國國力強盛了，配合“大國倔起”，尊孔復古和供奉祖宗文化成為時尚和潮流。對這種潮流而言，我們是不識時務者。我們認為，中國人至今并沒有認真地、深刻地反省一百五十年來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特別是還沒有從文革災難中汲取教訓，就開始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中國特殊，自以為世界第一，真是可悲之極。你問《公開的情書》出版三十年后呈現出什么意義與價值，我不知道今天還有多少人記得這本小書；但可以肯定地說，書中高揚的自我解放、獨立思考、不迎合潮流的精神，并把這種精神和生命意義貫穿到生活、包括愛情的每一個側面，在今天中國人中仍很希缺。

黃平：今天來看，《公開的情書》在文學史中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原因很復雜，涉及到歷史的變遷、文學規范以及研究風尚的轉移。你們如何看待文學史，又如何看待《公開的情書在》在其中所處的位置？

劉青峰：談到文學史必須講一下我們對文學社會功能的獨特看法。在寫《公開的情書》時，我們就認為文學除了是個性、個人情感、生活經歷和態度之表達外，它還有一項特殊的功能，這就是發現新人和新的生活準則。該看法和目前世界對文學的評價不同，和中國文學界的視野更是大相徑庭，因此它被忽略是理所當然的。

今天，在全球化、商業化大潮中，文學越來越退到私領域。如果文學的功能僅在于個人情感和經歷的表達，當多元社會中人之情感體驗失去公共性時，文學的存在難道是為了暴露隱私嗎？顯然不是！文學是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它應具有發現新人的功能，這是我們對文學和文學史的定位。也許，《公開的情書》本身就是例子，它預示著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將出現一批新人。

黃平：讀你們的文集，除了《公開的情書》，你們還寫過長詩《太陽島的傳說》，幷且似乎認為這篇長詩比《公開的情書》更有意義，因為它記錄了青年時代的巨大創傷、理想以及對中國命運的預感。我想知道，這三個詞對你們而言是否意味著衡量文學作品的重要標準？

劉青峰：是的，我們更重視《太陽島的傳說》這一電影詩。這個作品寫于1975年海城大地震后，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當時，整個中國陷入一種焦急地等待和不知所措的狀態。全中國的人都在等待大事變的來臨，又不知這一巨變會以何種方式發生。長詩的情節在一個孤島上的地震預報站展開，島上存留著大量古代人留下的創制輝煌的巨大石像。三個人物是三代人，生活在石像巨大的陰影中，他們之間互不說話。因為那個年代，說話除了表態和說謊外，并沒有真實的溝通意義。種種測試表明大地震隨時會發生，但到了那一刻地震并沒有發生，反而是新生命的誕生。有個朋友后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政治預言：文革隨著毛澤東病逝結束，中國并沒有發生大動亂。我們有地震活躍期的生活體驗，又對科學感興趣，找到這樣一種創作形式寫作，至今難忘。寫完這個作品后，我們就告別了文學寫作。

黃平：作為那個年代的文學親歷者與當事人，今天你們怎么看80年代以及80年代文學，又怎么看90年代以來，中國這二十年的當代文學創作，如果你們還有時間關注的話？

劉青峰：前面已經說過，文革中的文學寫作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或1990年代，那時是為自己創作，從沒想到要發表什么的。《公開的情書》之所以面世，也是聽從了朋友的建議。小說發表后，我也曾參加過北京的一兩個作家文藝家活動，發現自己對文學圈子中的人和事完全不了解，興趣和心態亦不相同，后來也就不參加這類活動了。對8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學創作，讀得很少，也不太了解，無從評論。

黃平：你們的學術活動涉及許多領域，這可能就是你們很早就中斷了文學創作的主要原因。那么，能為我們說說在你們的歷史視野與現實視野中，有什么問題比文學更重要、更急迫、更尖銳？關于八十年代，或更早，或近二十年來的一切，你們覺得哪些話有必要對我們說？

劉青峰：其實，對每一個人來說，從事文學創作還是學術研究，或社會活動，可以有不同的選擇。選擇的不同，并不代表其重要性的排序。每種選擇都代表了一種人生道路。我們認為，作為對人精神世界的探索，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同樣有意義。對探索者而言，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做到不迎合潮流，不媚俗，始終為自己寫作，為尋找真理而活著。

《公開的情書》提倡對人生和愛情真誠而徹底的態度，塑造了以探索作為終極關懷的理想主義者人格，我們堅持自己必須始終如一地實踐這一理想。今天，我們都到了退休年齡，有四十年中國大陸的生活經驗，在香港也已生活了二十年；去年又到了臺灣任教，過著兩岸三地“空中飛人”的生活。我們有散步的習慣，常常用已故的美國思想史家史瓦慈的一句話形容并勉勵自己：“在暮色蒼茫中匆匆向前趕路。”因為年輕時代提出的問題，至今仍令我們困惑。我們愿以開放的心靈，繼續走探索之路。 （原刊《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