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近代以來，由于中國社會強烈的現代性與“面向世界”的訴求，人們熱衷于翻譯、引進各類西方著作，這有其歷史必然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自身文化的外傳，由此造成了“內傳”與“外傳”之間的嚴重失衡，也可以說是文化上的“逆差”。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漸強盛，經濟領域開始大步走向海外，而文化的對外傳播則長期踟躕不前。當然這種情況也在改變之中，尤其是前些年對“軟實力”、“國家文化軟實力”、“文化自覺”等的討論，以及后來的“一帶一路”宏大理念的提出，極大地提升了中國文化界的文化外傳意識。大約自2012年始，這一步伐開始急速加大，并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效果。

我以為，在其中出現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從被動輸出到主動傳送。從總體上看，過去的中國文化、文學等的外譯基本上有賴于少數熟悉漢語的國外專家的個人選擇，國內在這方面的作為則很少，但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中國各界從政府到企業、民間的主動性均大大加強，介入的群體越來越多，由此而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外推效應。二是模式上的創新。這是指打破了過去那種單邊運行的簡陋模式，而出現了中外積極合作的多樣化的運行模式。這首先是指中外合作翻譯與出版渠道的共建，譬如許多國內的出版社都與國外的相關機構聯手成立了中國主題圖書編輯室、期刊編輯部，甚至通過收購的方式，將國外的出版社納入囊中，以便直接將外譯的出版物推送到海外市場，各種不同形式的“中國書屋”、“中國書架”也紛紛在海外順利落地；再就是采取“請進來”的方式，如每年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海國際電影節、北京國際電影節等重大活動期間組織翻譯與出版、影視合作等方面的研修班，將世界各地的相關專家邀請到中國來，了解中國文化出版與影視等的情況，拓寬合作的機遇，收到了許多立竿見影的效果；更為進一步的則有“外國人寫中國”計劃等，這項計劃的開展，主要還是考慮到由各國的人士自己撰寫的對中國的認知與體驗，其傳播的效應常常會比翻譯書籍更佳，目前這一工作既有國家新聞出版署委托中國文化譯研網的項目，也有“駐地寫作”等模式。三是翻譯與出版的語種上有了極大的擴展，不再像以前那樣多囿于少數幾個大的語種，而是擴大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語種，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文化、文學的翻譯在今年有了急劇的增加，例如在西文與葡文翻譯與出版中，過去我們接觸很少的拉美地區也開始將視線移向中國作品。四是中譯外的品種或類型也在大幅度擴展，而不是限于過去著眼比較多的哲學、文學等領域，當前的外譯也覆蓋到了當代政治、經濟、農業、科技、社會科學、兒童讀物、漢語教材等。這是因為國外的精英很希望了解中國這些年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其原因在哪里，中國在未來究竟能在世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等等。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譯者則對農業種植、灌溉等書籍很感興趣，這與他們的實際需求是密切相關的。第五，通俗讀物的外譯相比過去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網絡翻譯也相當活躍，這在一定程度與“大眾閱讀”時代的到來是有密切關系的。

盡管各界已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倒灌“式的局面，但根據一些國外對出版物的統計數據，目前中國文化、文學的外譯與出版在國際上所占的比重還是相當小。原因有很多，無法一言而盡。就我自己的觀察，所存在的問題，一是對國外出版情況以及傳播流程等還不是很熟，譬如哪些出版機構是有真正傳播實力的，哪些譯者是更為專業的、投放與宣傳的著力點應當在哪里等，目前我們只是了解很小一個部分，這也造成外譯或合作時的誤差。二是對國外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接受需求不太熟悉，畢竟“海外”只是一個十分籠統的概念，不同國家、區域的閱讀趣味還是有區別的。三是優秀翻譯人才的匱乏，近來我們的出版與翻譯界盡管已經達成一個共識，就是要讓所在國的譯者來承擔中文外譯的主要任務，但國外出版機制造成了許多諳悉漢語與中國文化的專家不太愿意從事翻譯工作，有些年輕漢學家盡管熱情比較高，但要真正成熟起來還有待時日。四是在宣傳口徑上也存在一些問題，諸如“中國文化走出去”等口號，在對外使用時則容易引起誤解，會憑空增添一些阻力，許多外國人對一些帶有中國主體性措辭比較敏感，所以我們在對外宣傳時務必要有所斟酌，要傳達出他們更易接受的信息，要告訴他們，我們所從事的不是單純的“文化輸出”，而是多元文化的互享與互鑒，以及維持全球在文化生態上的平衡等等。

進一步加強中華文化對外傳播，大致而言，就是將粗放式的外推轉變為更為精準的外傳；進一步摸清國外的傳播流程與受眾心理，從信息上的“隔”走向“不隔”；不僅是自己來做，更要積極調動海外人士的積極性，讓他們更為主動地參與進來。

畢竟，我們的對外翻譯與出版工作，還只是剛剛起步不久，真正的嘗試算起來還只有幾年的時間，邁出的步伐已經算是相當之大了，因此一方面需要不斷地總結經驗，調整策略，與時俱進；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戰略的持續性、節奏性。長期努力下去，就一定會有更大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