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恰滿40周年。無論是在中國歷史上，還是世界歷史上，中國的改革開放都是一次偉大的歷史實踐，也是一次深刻、偉大和輝煌的歷史轉型。我們的文學，不僅是這一轉型中的重要方面，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還以自己的方式書寫和回應了這一轉型。正是以這種書寫和回應，我們的文學介入和參與了這一轉型，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承擔起了自己的責任與使命，同時也完成了自身的轉型。

40年來的中國文學主要以現實主義的精神和創作方法一方面書寫了改革開放這一歷史轉型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這一轉型之中廣大民眾的精神與生存，也得到了深刻的書寫。就前者而言，從新時期之初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何士光的《鄉場上》、張煒的《古船》到新世紀以來賈平凹的《秦腔》等許多小說，包括其間一度形成潮流的，從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文學、90年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到21世紀以來的“底層文學”、“打工詩歌”，鄉土中國的現代轉型在我們的文學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書寫。我們的工業改革、城市化進程、政治領域中的反腐倡廉、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財經風云……我們的文學均有真切生動和波瀾壯闊的書寫。正是在對歷史轉型的深刻書寫中，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作為代表的“中國人”的精神與生存也得到了豐富的表現。陳奐生（高曉聲《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高曉聲《李順大造屋》），馮幺爸（何士光《鄉場上》），喬光樸（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李向南（柯云路《新星》），高加林、孫少平（路遙《人生》《平凡的世界》），隋抱樸、趙炳、趙多多（張煒《古船》），金狗、夏天義（賈平凹《浮躁》《秦腔》），李高成（張平《抉擇》），曾本之（劉醒龍《蟠虺》）和唐老爹（朱輝《七層寶塔》）等眾多人物形象，不僅與改革開放的歷史轉型深刻關聯，并且在其中各自表現出了自己的特點，與大量作品中其他更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一起，展現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人”的命運與生存，同時也是我們的文學尤其是現實主義文學取得成就的重要標志。成功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是現實主義文學的應有之義，也是衡量作品對改革開放這一歷史轉型書寫得是否成功、是否深刻與有效的重要指標，但近些來，我們的文學界特別是文學研究與批評界，相比于上世紀80年代許多專門性的“人物論”寫作，對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問題缺乏應有的重視，上述經驗顯然應該為當下的文學充分總結和記取。

40年來，我們的文學正是在對改革開放這一歷史轉型的書寫與關注中，探索、創造、形成和堅持了一種具有新的時代內容和歷史特點的人文主義價值理念，并以此來回應歷史，介入和參與到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

這種新的人文價值理念，我以為首先在于對人的重視。具體的人，是文學也是歷史轉型的核心。我們的歷史轉型，目的就在于廣大“中國人”——中國人民的福祉，因此關注人、書寫人，特別是關切與書寫改革開放時代中人的狀況，關注歷史轉型中人的悲歡、人的命運、人性所受到的考驗、人與人之間從倫理到政治、經濟等復雜關系的調整，便構成了40年來中國文學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方面的每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莫不是以對人的關切、人的表現而產生影響，或者獲得文學史地位的。包括上述很多典型人物形象在內，40年來中國文學對人的書寫，完全可以成為一個重大課題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二，現實精神和歷史意識。文學對改革開放歷史轉型的書寫，不僅表現在像如上所說的作家作品那樣以強烈和自覺的現實精神去直面現實、書寫現實，還表現在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反思歷史，并將現實置放于歷史的發展脈絡、本質與邏輯中來作理性思考，這樣一來，現實問題的來龍去脈和癥結之所在，不管是現實問題中“人”的問題，還是“社會性”的問題，很容易看得清楚。不僅能夠形象生動地說明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也能使作品獲得了思想藝術深度。新時期之初的很多改革文學作家同時也兼有反思文學作家的身份，或者他們的文學創作中也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意識，便緣于此，比如高曉聲、陸文夫、張賢亮、張煒、李國文、賈平凹和蔣子龍等。而張煒的《古船》、余華的《兄弟》、莫言的《生死疲勞》、賈平凹的《老生》、劉醒龍的《黃岡秘卷》，則是在更加漫長的歷史時段中，從歷史的根部與方向回看現實，作品的風格雖各不同，卻都具有特別的深沉與冷峻。

第三，高度自覺的自我意識。我們的作家正是在對改革開放的書寫、關注與思考中，激發和釋放出自我意識。很多作家不僅因此而勇于思考，探索創新，分別形成了自己的創作風格，還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思想文化與文學觀念。以充分自覺的自我意識為基礎，作家們的豐富獨特的個體多樣性，共同形成了健康、正常、充滿活力的文學生態，也促成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自身整體性的歷史轉型和不斷的發展變革。

與工商經濟、科學技術等其他社會領域一樣，改革時代的中國文學生機勃勃，新人輩出，思潮迭起，現象紛繁，處于健康良好的文學生態，這一方面有賴于我們的作家積極地以充分自覺的自我意識來回應時代，參與和介入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去；另一方面，也有賴于改革開放的歷史語境，有賴于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對作家與文學的自我意識、個體多樣性及文學生態的充分尊重和努力維護。我以為這與上述的諸多方面一樣，都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文學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對于我們的文學如何書寫和回應“永不停步”、仍在進行的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不斷取得新的成就，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