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0年代，度過反右與文革劫難的施蟄存，迎來了其又一次藝術生命。他繼續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從事教職，并開始帶古典文學的研究生。這一時期，他表現出旺盛的創造力，一方面從事《外國獨幕劇選》《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的翻譯與編輯工作，一方面在全國各大報刊發表了大量的隨筆雜文。與此同時，他開始策劃并主編《詞學》。

施蟄存主編《詞學》集刊的第1輯至第12輯，歷時20年。第1輯《詞學》出版15000冊，很受讀者歡迎，銷路很好。夏承燾致信施蟄存：“《詞學》問世，求閱者甚多，惟購買不到，甚以為憾。下次能否稍稍增印，以應各地詞友之需求。”施蟄存也希望通過香港的黃坤堯，將《詞學》帶入臺灣，用于文化交流。其后，他又托人將刊物帶到北美，希望《詞學》在海外產生影響。施蟄存還曾親自給《詞學》做廣告，于1986年12月8日給《書訊報》撰文《〈詞學〉第四輯出版》。在施蟄存等《詞學》同仁的努力下，這本刊物獲得了國內外詞學界的青睞，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詞學》創刊時，施蟄存原計劃將其辦成季刊，每年出4輯，但從實際運作的情況來看，施蟄存主編12輯《詞學》，歷時20年，時間跨度之久，出版周期之長，是施蟄存始料未及的。下表為《詞學》1至12輯的編輯與出版情況。

通過上表可以知《詞學》出版的情況，如按施蟄存一年出4輯的計劃，本該3年完成的12輯，卻整整花費了20年的光陰。施蟄存在策劃《詞學》時，尚是古稀老人，到第12輯出版時，他已近百歲光景。這并不能說承印《詞學》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消極對付，是當時整個出版環境使然，施蟄存在編《詞學》的同時，也在與上海文藝出版社合作，陸續編輯出版《外國獨幕劇選》，全6冊，也時斷時續，全部出版歷時11年。

1981年2月24日，施蟄存復黃坤堯函：“《詞學》至今未得印刷廠承印，似乎‘難產’，此間事事拖沓，辦事不能迅速，印刷廠如此之忙，亦未嘗估計到也。”1985年7月14日，施蟄存復上海文藝出版社金名函，談到與之合作的《外國獨幕劇選》，說：“第四集早已校了慶陽，還要四季度才出版，同我的《詞學》一樣，現在有點不想編書了。”1990年10月15日，施蟄存致鄭逸梅函：“《詞學》第8輯亦排好半年，至今不付印，無可奈何。”通過列舉這幾封信，可以看出施蟄存對《詞學》出版從躊躇滿志到無可奈何的心路歷程。

因出版時間的尷尬，有些作者的文章投給《詞學》后，遲遲不見出刊，于是發生了撤稿或另投的現象，對于這種情況，施蟄存無法埋怨作者，只能表示遺憾，他在《詞學》第4輯《編輯后記》中說：“我們不能刊登有時間性的文章，深恐印出來時，已成‘昨日黃花’。各地同志來稿，因本刊久無消息，而現在別的刊物發表。這些都是使我們深為遺憾的。”

《詞學》的《新出詞籍介紹》欄目，因出版時間關系，自《詞學》第7輯開始，該欄目不得不改名為《新得詞籍介紹》。施蟄存在《編輯后記》中說：“近年來詞學書籍出版甚多，編者未能及時見到，加以本刊出版遲緩，所謂‘新出’往往已是二三年以前之事。因此，從本輯起，該欄目為《新得詞籍介紹》，庶幾名實相副。”

令施蟄存痛心的是，因出版延緩，導致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文獻資料的流失，其中當數夏承燾的《天風閣學詞日記》。在創辦《詞學》之初，夏承燾將《天風閣學詞日記》交付《詞學》，供其連載發表，由于出版原因，才發表了該日記兩年中的9個月。1984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本《天風閣學詞日記》。施蟄存說：“我第一次翻閱這本印刷精良的《日記》，心頭著實感到難過。我的《詞學》如果能按我的意愿出版，從一九八一年到如今，至少已出版了十六期，夏老的日記，也該發表完了。而現在，兩年的日記還沒有發表完畢，十年的日記已印出了單行本。對于一個刊物編輯，豈不是一件傷心透頂的事。”

當然，施蟄存也為加快推動《詞學》出版做了很多努力，譬如想更換出版社，擴大《詞學》影響，加快銷售進度，引起出版社的重視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施蟄存動用自己的私人關系來加快《詞學》的出版。據盧潤祥回憶：“施先生知道我妻子在滬上一家大型印刷廠工作，就要我想辦法。廠房知曉情況后，安排了專人負責《詞學》印刷事宜，且每期作為‘急件’來辦，很快使刊物得以正常出版。”刊物出版后，盧潤祥去拜訪施先生，“進門，只見先生手捧剛剛散發墨香的《詞學》，十分高興。當即，他把一筆款子交給我，說，排這么一本刊物，不易，版式復雜，難字多。要我代他買點煙茶酒慰勞有關工友。見我執意不收，他又說：‘此是人情酬勞，你不要讓我過意不去，這錢，已在刊物的編校費中出賬，已是無法收回了。’我知道這實際上是施老自己的錢，他為學術慷慨解囊之舉，對工人同志勞動的尊重，令我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