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卻聽得楊過朗聲說道：『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說著袍袖一拂，攜著小龍女之手，與神雕并肩下山。

——《神雕俠侶》

2001年11月，陳平原（右）與金庸在日本橫濱合影

報人、讀書人、商人

羊城晚報：蓋棺論定，您怎么定位金庸？

陳平原：很多人把金庸當作武俠小說家來看待，這當然沒錯。但他同時還是一個有政治抱負、有歷史眼光的報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在香港主持辦《明報》，親自寫社論，社會影響極大。他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很有政治智慧的，目光也很敏銳。其實，這在他的武俠小說中也能看得出來。他的小說對中國歷史及現實有很強的觀照，在當代中國社會進程的某些重要節點上，屢屢可以見到金庸的影子。這也是他的成就超越梁羽生、古龍的原因。

我不止一次提及，應該將金庸的武俠小說和同時期發表的《明報》社論對照著讀，那樣會有很好的發現的。另外，他的媒體事業應該作一個專題來考察。新聞事業是他的立足點，不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借助報紙來記錄乃至影響香港的歷史與現實，這是理解金庸的重要角度。

在小說家中，可以說金庸是最有學問的。他真的是一個“讀書人”，在如此專業化的時代，擁有廣博的知識，貫通古今與中外。武俠小說作為一個類型，有很難跨越的界限，但金庸以其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造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傳統武俠小說的范式，為武俠小說開創了新的天地。在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承上，很少有小說家能達到金庸的水平。

一個小說家能紅火一段時間，很不容易；而一個小說家紅火四五十年，那是個奇跡。無可諱言，金庸還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單純的小說家走不到他這樣的高度，比如，在小說改編成影視劇的過程中，他的掌控、授權、宣傳，體現了非同一般的商業眼光、能力和趣味。在商業化的時代，如何經營好自己，對于作家來說是一種本事。他了解信息時代讀者的閱讀興趣所在，不時在重要關節點“制造”新聞，擴大小說的傳播。一般來說，文人容易清高、空想，但金庸先生有足夠的想象力寫小說，也有足夠的智慧掌控商業運作。

羊城晚報：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里，金庸可不可以說是“百年一人”？

陳平原：在通俗文學里可以這么說，至于整個文學史，還有待論證。另外，這“百年一人”的說法，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不太好。

羊城晚報：不能和魯迅、張愛玲等人用同一個標準？

陳平原：請記得，二十年前金庸的一個囑托或抱怨：“我是一個小說家，不是一個武俠小說家。”我們必須正視他的這句話。說他是一個武俠小說家，是不是就意味著把他的小說成績放低了一個檔次？為什么魯迅、茅盾等人寫的小說，我們一般不會再加一個前綴？這涉及對現代中國小說的看法。金庸的“抗議”是值得注意的，他曾經說過:很多人是用中文寫西洋小說，我是用中文寫中國小說。他英文很好，讀西洋小說，但某種意義上，他的筆墨、結構、審美，和傳統中國小說聯系更加密切。我們曾經認為章回體的寫法是落伍的，出不了大作家；但現在看來，這種小說觀念必須調整。先不要忙著下結論，而是從文學類型如何運作、讀者趣味的形成、金庸小說的超越性等入手，逐漸逼近小說觀念的調整。

接受武俠小說的“江湖規矩”

羊城晚報：金庸小說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陳平原：個人才華是一個方面，香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香港給金庸的寫作提供了方便。香港的大眾文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非常興盛的，小說、電影、音樂是一個整體，有巨大的影響力。在那么一個特殊的年代，香港的商業土壤與文化基因促成了金庸的成功。

羊城晚報：為什么大陸會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這個時間點出現“金庸熱”？

陳平原：趕得早，不如趕得巧。金庸小說進入中國大陸時，恰逢改革開放，過去僵硬的文學觀開始調整，娛樂文化勃然興起。而在各種小說類型中，武俠小說可以說是最具有娛樂性的。在娛樂正當化的時候，我們遇到了金庸的小說及影視。另外，那個時候的娛樂方式比較單調，放在今天，影響不可能那么大。金庸小說被接受的過程，本身也是一面時代變遷的鏡子。

羊城晚報：武俠小說被人稱為“成人童話”，有些部分的寫作似乎有其不合常理處。金庸的小說主要是在報紙上連載的，據說有一次出差的時候，讓古龍代寫，古龍問有什么要求，金庸說：“不要把主要人物寫死了就行。”您對此是怎么看的？

陳平原：小說在報紙上連載，因為趕時間，不能停，必定有這樣的問題。但金庸小說在結集出版時，都做了認真修訂，把太不合理的部分修正了。至于江湖、游俠、武功等，屬于武俠小說的基本假設，不能動。不是所有小說都講究“真實性”的，就像現代派小說里也有傾向于寓言或象征的。京劇表演有各種程式，不能用“寫實”的眼光來審視，武俠小說也是這個樣子。你必須接受這種程式，或者說“江湖規矩”，否則你讀不下去。這與讀者的閱讀趣味有關，有人非常喜歡，有人深惡痛絕，但沒有高低之分。

一個時代的結束

羊城晚報：對于金庸的去世，您感到突然嗎？

陳平原：對于金庸的去世，大家其實都有心理準備。這些年，不時傳來金庸病危的消息。五年前，電視臺找我做專訪，已經預錄了關于金庸的訪談，估計很多媒體也提前做了資料準備。

兩年前，香港舉辦“我與金庸”全球華文征文比賽，收到近萬篇來稿，有商人，有官員，有教授，也有大學生、中學生。換句話說，武俠小說對不同年齡段不同層次的讀者至今仍有吸引力。某種意義上，這與當下中國對于傳統文化的提倡也有關系。當然不能只從武俠小說去了解中國歷史，但金庸的小說確實比其他類型小說隱含了更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談歷史、說宗教、講古琴、聊圍棋，很少有小說能達到金庸小說的高度。這也是很多海外華人在引誘后代學習中國文化時，往往讓他們先從看金庸小說或影視開始的原因。

羊城晚報：金庸的去世對于香港來說意味著什么？

陳平原：金庸的去世，或許可看作一個時代的結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香港文化在大陸引領風騷，而作為其標志性人物的饒宗頤、金庸恰好都在今年去世，一學者一作家，一雅一俗，都是香港特別精彩的文化人。這兩個人的去世，很讓人嘆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