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新文化史熱潮漸趨平靜后，戴維斯探索出進一步推進歷史學“去中心”的路徑。有學者評價說：她是一個完美的編織匠，把近代早期歐洲的偉人（和不那么著名的普通人）同無數的朋友、同事、學生和世界各地的讀者聯系在了一起。

2012年8月，多倫多暑熱如常，我卻在那樣一個夏天，感覺如沐春風，這份感受成為我向北京大學出版社推薦并翻譯本書的緣起。

此去多倫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拜訪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娜塔莉和錢德勒·戴維斯的家是一棟普通的三層紅磚小樓，距離多倫多大學歷史系和圖書館大約步行20分鐘。娜塔莉在郵件里細致地為我指示方向，詳細到一共要經過多少個街區——15 3/4。在仍然不時被批評者指摘為“過度詮釋”和“碎片化”的新文化史中，依據類似這樣的細節，可以演繹出許多天馬行空的解讀：這一定是一條她曾經無數次走過的路線，是從她工作過的大學到家的兩點一線；這是一位精研于近代早期歷史、對檔案文獻中的只言片語都一絲不茍的歷史學家；這位歷史學家的丈夫恰好又是一位成就不凡的數學家，精確到分數的日常生活難道不正折射了他們嚴謹、專業的研究精神和毫不妥協的人生態度嗎？

隨著國內學界對歐美新文化史的關注、介紹、研究與實踐的不斷展開和深入，我們對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名字及其作品早已耳熟能詳，戴維斯的諸多代表作品已被翻譯成中文，國內學者也已有不少專題性的研究成果問世，對其史學觀念和方法展開討論，其中既有總體性的評述，更有從某一具體角度切入的分析，如新文化史、歷史人類學、微觀史學、影視史學、婦女史、法國史、全球史等，不一而足，甚至還有若干篇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直接以戴維斯本人為研究對象。

在多倫多，與娜塔莉·戴維斯的幾次面對面的長談，令我對其史學觀念的理解和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更新。兩年多來，為了本書的翻譯，我一遍又一遍地細細閱讀她的文字，就一些細節的譯法與她郵件往來，最后在鍵盤上把它們敲成一個個中文的字符。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漸漸不再把自己當作一個史學史的研究者，越來越少地用專業的或“職業的”眼光來檢視作為歷史學家的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和這部被我譯作《行者詭道》的著作。

以下，我試著從一名譯者和讀者的角度，與更多的中文讀者分享自己在翻譯和閱讀這部作品過程中的感悟，以作譯序及導讀。

譯者與讀者

在讀者手中的這部書里，我有兩個身份——譯者和讀者。

作為中文版的譯者，我同書中主人公瓦桑或利奧所處的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幾乎沒有任何交集，距離他所成長的北非和伊斯蘭世界更是遙不可及，備感陌生。但是，翻譯的過程卻讓我通過戴維斯的寫作，輾轉進入瓦桑的世界。在本書中，戴維斯描述了許多不同類型的人際間的網絡關系，她將瓦桑置于這些網絡之中，考察他的家族與血統、婚姻與性、教育與職業、見聞與交往、信仰與思想、翻譯與寫作。其中，她借用伊斯蘭教圣訓學傳統中的“傳述世系”，探討了瓦桑所受的宗教、法學教育及其日后的寫作在伊斯蘭教學術、思想傳承系統中的位置。雖然瓦桑的名字并未出現在伊斯蘭/阿拉伯學術的傳承序列中，但通過其在意大利的寫作和交往，尤其是《地理書》從手抄本到被編輯印刷出版以及不同語言的譯本在近代歐洲廣為流傳，晚近以來，更是隨著其手稿的重新發現、研究視角的轉移和方法的更新，不斷衍生出新的研究和解讀。在這個知識傳承的世系中，有1550年《地理書》意大利文版的編者拉姆西奧，有此后各種歐洲語言譯本的譯者，有殖民時代的歐洲探險家和奴隸販子，有重新將瓦桑作品譯成阿拉伯語并帶回伊斯蘭世界的當代摩洛哥歷史學家，有把瓦桑作為主人公的小說作家、劇作家和紀錄片制作人，也有許多像戴維斯一樣關注瓦桑/利奧研究的歷史學家，最后還有像我這樣再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翻譯介紹到其他文化中的翻譯者。

戴維斯在本書中專辟一章論述同樣作為翻譯者的瓦桑，她引述了翁貝托·埃科有關翻譯的評論——“翻譯不但是語言之間的轉化，還是文化之間的互動，譯者需要找到合適的詞匯才能產生在原文語境中的同樣效果。”在此，在文本翻譯與詮釋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語言轉換和文化互動，既適用于500年前的瓦桑，也適用于今天戴維斯的研究，同樣也適用于《行者詭道》這本書的中譯。

翻譯的過程，也是一個深度閱讀的過程，任何一位翻譯者首先是一個讀者，而且是最認真的讀者之一。在翻譯的過程中，作為對戴維斯著作的補充，我也讀了英文版的《非洲記》和阿明·馬魯夫的小說，看了2011年英國廣播公司沿著瓦桑旅行路線拍攝的紀錄片《利奧·阿非利加努斯：兩個世界之間的人》。可以發現，這些文本（包括視覺文本）的創作者和詮釋者，不論是最初的瓦桑本人，還是以后的編者和譯者、小說家、紀錄片制作人或是歷史學家，他們不但有著各不相同的觀點和立場，更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和敘事技巧；由此，他們為文本的讀者構建了對瓦桑及其世界的不同認知，即便是同一文本的讀者，也會受到各自時代、地域、文化、信仰、政見、教育、性別、種族和階級等不同因素的影響而出現文本解讀上的個體差異。

在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中，讀者并不永遠處在被動接受的位置，晚近以來的閱讀史研究早已讓我們注意到讀者在兩者關系中的能動作用，在《行者詭道》里，戴維斯不斷地提醒我們，瓦桑不僅在身心上處在兩個世界的糾結之中，在寫作中也無時無刻不得不顧及其所要面對的兩個不同的讀者群體，這些顧慮直接影響到其文本中的內容、結構、文字和觀點等各個細節。在瓦桑之后，作為其文本傳承序列中的第一個環節，拉姆西奧在編輯手稿、準備出版的過程中，對文本的處理也受到了16世紀意大利讀者的宗教觀念和閱讀習慣的影響，戴維斯在研究中尤其重視比較手抄本與印刷版本之間的差異。甚至于，即使同樣是面向歐洲讀者的文本，一旦時過境遷，讀者對它的認知以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本書中最典型的例子出現在最后一章的結尾：在17世紀的西班牙宗教審查官看來，《地理書》就是一部宣揚伊斯蘭教異端思想的“大毒草”，而將它打入另冊、列為禁書。

戴維斯將這個插曲醒目地放在書的結尾處，雖未做更進一步的闡發，但其深意似乎是想要喚起讀者的共鳴和反思，是作者與讀者、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某種互動。

作者與行者

傳統的思想史研究，一般講究追本溯源，強調研究對象的主體性及其文本與觀念的原創價值和典范意義，挖掘和闡釋其中的微言大義，思想史也因此常常被描繪成人類歷史中的群星閃耀。但是，本書的作者戴維斯卻在研究中另辟蹊徑，她更加關注文本的傳播與接受，對于文本的創造者，則傾向于將他們置于特定時空和文化的語境中加以考察，注重他們與外界的互動。思想和觀念以文本為載體，自被創造始，便處于一種動態的變化之中，它們不僅會在傳播過程中發生形式和內容上的改變，更在讀者的接受過程中產生不同程度的重塑。

一如其以往的研究，戴維斯的寫作從手抄本、古籍和檔案入手，選擇了一個生動而神秘的普通人物，將微觀、具體的個案研究置于16世紀初地中海世界的宏大歷史敘事之中。其筆下的瓦桑或利奧，形象并不固定，跟他自述中的兩棲鳥一樣，因時因地變換著身份。為了說明這種身份和立場的轉換，戴維斯在行文中刻意地根據不同的語境使用他的阿拉伯名字瓦桑或其在意大利時自稱的約安拿·阿薩德，這個人物藉此周旋于北非與意大利、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這兩個世界當中。同時，戴維斯借伊斯蘭教教義中被稱為“塔基亞”的隱昧真實信仰的做法，為瓦桑的身份變換尋找法理上的依據，以此解釋其在意大利生活近十年的心路歷程。

本書英文原版的標題為“Trickster Travels”，之前在中文學界的有關介紹中通常直譯為《騙子游歷記》，另在不同的英文版本中還出現過兩個不同的副標題——“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和“The Search for Leo Africanus”。細細品味其標題，可以體會到主人公的身份變換在整個歷史敘事中的重要性，兩個副標題中對人物的指稱分別反映了從北非伊斯蘭教世界和基督教歐洲出發的不同視角，而“身處兩個世界之間”則顯示出其特殊的人生際遇和內心矛盾，由此引出后世學者們的苦苦“搜尋”。過去被譯作“騙子”的“trickster”一詞，實際上反映了戴維斯對瓦桑這個人物的理解，在此她借用了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有關“trickster”的人類學概念，列維-斯特勞斯在《神話學》（Mythologiques）中根據北美原住民的神話傳說，指出在二元對立的神話思想中，存在著某些處于兩個極端之間的“trickster”的角色，他們保留了二元性質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模糊的、矛盾的，或模棱兩可的甚至“狡詐”的特性，在對立的矛盾之間發揮著中間調和的作用。戴維斯在瓦桑敘述的鳥的故事里，發現了這種性格特征；在伊斯蘭-阿拉伯和歐洲的文化傳統中，也找到了相似的主題；瓦桑的經歷以及教義中“塔基亞”的隱昧原則也證明了其可能具有類似的性質。因此，“trickster”作為一個人類學、神話學的理論概念，也適用于對本書主人公的心理、性格和命運的概括，因而被素來青睞歷史人類學研究路徑的戴維斯采用作為書名。

然而，在翻譯的過程中，“騙子”一詞在現代漢語中相對較為明顯的負面含義似乎并不能反映戴維斯使用“trickster”時的深意，簡單的直譯可能會誤導讀者對人物的理解。推敲再三，又與作者反復討論，我們決定以“行者詭道”四字作為中文譯本的書名，一方面借用并轉換了《孫子兵法》中“兵者，詭道也”的句式，用“詭道”來對應“trickster”詞義里的機智、狡詐和計謀等意；另一方面，“行者”一詞，既反映了瓦桑旅行家、外交官的身份，又呼應到旅行在伊斯蘭教傳統中所帶有的修行、求知等內涵。

“行者”瓦桑的足跡，遍及當時伊斯蘭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格蘭納達、菲斯、突尼斯、阿爾及爾、開羅、麥加、伊斯坦布爾……又遠涉撒哈拉沙漠，南下深入到少有人知的黑非洲；更為難得的是，他在機緣巧合之間來到文藝復興盛期的意大利，與羅馬的教會上層和人文主義者皆有往來。憑著這不同尋常的經歷和見識，當受洗成為基督徒的約安拿·阿薩德在羅馬坐定著述、也成為一名作者的時候，在他為后世留下的文字中，展現了他所經歷過的那些豐富多彩、交錯盤結的世界及其文化。戴維斯在本書中所做的，便是由這些文本抽絲剝繭般地為我們展現瓦桑的人生經歷和精神世界，試圖透過這個微觀而具體的歷史個案來反思現實世界中的文化差異，乃至矛盾與沖突。

文化與空間

瓦桑的“詭道”，既有其自身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根源，更受到了所處時代的深刻影響。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中海世界，處于急劇的動蕩之中，政治和宗教的沖突不僅發生在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東方與西方之間，也存在于它們各自的內部，瓦桑獨特的人生經歷，以不同尋常的方式將各種文化因素和矛盾沖突交織串聯在一起，而他也在不同的時空語境中變換著自己的身份和立場。

作為研究者，必須在這樣的過程中調整自己的主體意識，更好地適應歷史的語境，“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歐洲主義者’，而是一個可以挪移位置的歷史學家。而且，當我在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進行寫作時，我總是試圖通過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眼睛來講述故事，即便只是一種精神上的神游”。也就是說，歷史學家的敘事是隨著人物及其語境的變化而轉變的，這種特殊的研究視角充分反映了戴維斯晚年的史學認識。2010年在挪威接受霍爾堡獎時，她用“去中心的歷史”這一概念來闡釋如何在歷史敘事中將宏觀的全球視野與微觀的地方性知識融匯整合在一起，她指出：“去中心的歷史學家講述過去的故事，并不僅僅從世界某一地域或有權勢的精英階層的優勢立場出發，而是在社會和地理層面擴大他或她的視野，引入多重的聲音。”

她所主張的“去中心”，不僅是所謂“自下而上”或是“從邊緣到中心”等在研究領域上的拓展，更是一種研究視角的多元化；歷史不是單線程的、孤立的演進，而是擴展為一種立體的、多重的、交錯的往復關系，也就是本書導論部分的主題——“交錯盤結”的歷史；她不是用某個新的“中心”代替傳統的分析體系，而是將分散的、個體的和微觀的“地方性知識”置于全球史的視野之下，從而完成去除中心的任務。

具體來說，在戴維斯的筆下，瓦桑的故事成為一個跨越地理空間、跨越不同宗教文化的歷史敘事；為了提醒讀者注意，戴維斯在行文中往往根據特定的情境使用不同的名字指稱瓦桑，在年份的標記上同時使用伊斯蘭歷法和公元紀年。她在本書中寫道：“我盡可能全面地將哈桑·瓦桑置于16世紀北部非洲的世界中，那里聚居著柏柏爾人、安達盧西亞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和黑人，而歐洲人正一步步在邊境蠶食滲入；盡力闡明他去意大利時所懷有的對外交、學術、宗教、文學和性別的觀點；揭示他對基督教歐洲社會的反應——他所學到的、他的興趣和困擾、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如何改變的，尤其是他在歐洲時是如何寫作的。我所描繪的肖像是這樣一個人，他具有雙重的視野、維系著兩個文化世界、時常想象面對兩種類型的讀者、運用由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中習得的技巧并以其自己特殊的方式融入歐洲的元素。”

在過去的許多研究中，我們一直把戴維斯看作當代西方新文化史的領軍人物；而在進入21世紀后，新文化史熱潮漸趨平靜，許多參與者紛紛轉向反思，或是嗟嘆“新文化史正在走向其生命周期的終結”，或是提出要“超越文化轉向”，戴維斯的史學實踐也沒有止步不前，在晚年依舊勤勉治學，結合了現時代的全球化趨勢，以“文化交錯”的概念整合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路徑，探索出了一條進一步推進歷史學“去中心”的路徑。根據她所提出的“交錯的歷史”（braided histories）之說（戴維斯也因此被戲稱為“編辮子的歷史學家”），有學者評價：“在她的作品中，秩序與僭越、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引人入勝的細節與宏大的圖景、同情、學術、想象的世界與現實的關懷，總是交織其間。她喜歡將自己故事里的歷史人物以及他們的所思、所想和所言與我們的方式相互推敲、往復。她是一個完美的編織匠，把近代早期歐洲的偉人（和不那么著名的普通人）同無數的朋友、同事、學生和世界各地的讀者聯系在了一起。”遠在中國的讀者，即使在時代和文化上距離本書所講述的主題十分遙遠，仍可從中深刻地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間及文化內部的動態關系，體會到個人在其中的情感、經驗和命運。

歷史與現實

娜塔莉·戴維斯的學術和人生，從來不是封閉在象牙塔里的，現實的關照和歷史的反思在她的研究中時時發人深省。

因為猶太人的身份，戴維斯自幼就對少數族裔在北美主流社會中的地位有切身而自覺的感受；在學生時代她便傾心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政治上傾向于左派激進主義的立場，博士論文研究的選題也以底層勞工史為對象、以社會史為路徑。她的丈夫錢德勒·戴維斯更出生于一個左派知識分子家庭，父子都是堅定的美共黨員；1950年代，戴維斯夫婦因為政治傾向而受到麥卡錫主義的審查和迫害，兩人被當局沒收護照、禁止出境，錢德勒更被記入黑名單而失去教職，并一度獲刑入獄。1960年代初，戴維斯夫婦不滿于當時美國的政治和學術氣氛，一俟錢德勒獲釋出獄，便選擇離開美國、移居加拿大，在多倫多大學繼續他們的學術生涯，并以此為終老之地。

1950年代的極端政治氣候，讓正值博士論文寫作關鍵時期的娜塔莉被沒收了護照，她因此無法再去法國收集資料和閱讀檔案，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也使她對其所關注的16世紀法國出版商和印刷業主們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那些早期新教印刷業主，因為私自出版反

天主教言論的論著和本國語言版《圣經》，要面對更為嚴峻的風險：他們可能會被處死在火刑柱上”。出于種種現實與歷史的聯系，她將研究方法轉向利用美國國內各大圖書館所藏的歐洲近代早期印刷書稿，通過分析文本，對16世紀法國里昂印刷工業進行社會史的研究，從而另辟一條歷史研究的新路徑。

循著這一路徑，戴維斯穿梭于現實與歷史之間。1960年代，戴維斯憑借在多倫多大學獲得的臨時教職，頗為艱難地開始了職業歷史學家之路。在當時仍然由男性白人占據主導的北美學術體制內，戴維斯同許多女性學者一起，積極致力于通過學術研究和政治斗爭的方式突破性別歧視、推動女性地位提升。在16世紀里昂女性手工業者的研究中，她發現了婦女在近代早期歐洲社會中的重要經濟地位；通過考察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等 女 性 作家，她還原了婦女在歷史寫作和文學創作中的積極作用；在《邊緣婦女》（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一書里，她重新審視了女性在歷史中的邊緣化地位。在多倫多大學，戴維斯與吉爾·康維（Jill Conway）等婦女史家合作，開設了北美高校中最早的婦女史和社會性別史研究課程，她們也在大學內部積極地為女性教職員工和學生爭取更為平等的工作、學習機會和待遇。婦女史和性別研究的治史路徑與女性主義的政治立場，是戴維斯畢生傾力堅守的重要原則。1987年，戴維斯順利地被推選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這也是素來保守的美國歷史學會在歷史上的第二位女主席，前一次女歷史學家當選主席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硝煙正酣的1943年。

在現實的工作和生活中，戴維斯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參與社會和政治活動，實踐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在學術中，則以嚴謹的治史態度，通過著作中“批判性的鋒芒”來實現自己的“執著和踐履”，“我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去理解過去，圍繞著它進行研究以獲得盡可能多的證據，檢驗我手頭的證據，盡我所能來解釋它，使提出的各種問題和材料所顯示出來的東西有一個好的結果”。她接著又具體談到史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認為：“歷史學通過它所能賦予你的視野、通過你可以據以作為出發點來觀察和領會當前的有利位置、通過它所能給予你的智慧或耐心以及那種令人沉穩下來的對于變革發生的可能性的希望，來為人們提供服務。”

在本書中，這種觀念主要體現在瓦桑所身處的兩種文化、兩種宗教之間的特殊位置與當代現實的對照當中。戴維斯試圖透過這個歷史人物，以突破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和宗教信仰的排他性，更好地理解個人、群體、信仰和民族在歷史中的真實經驗，用更為多元和變化的視角理解歷史人物的身份認同及其具體的思想和行為。當這種觀念被投射到當今時代，即轉化成充滿激情的現實情懷。2009年，在為回顧個人學術生涯的訪談錄《歷史的激情》英文版所寫的后記里，戴維斯用了相當的篇幅評論奧巴馬作為第一位非洲裔美國總統的當選及其現實意義，稱之為“一個偉大的充滿希望的歷史時刻”，對于未來寄予了美好期望。時隔近八年，斗轉星移，當現實政治再次發生變化時，也許我們只有回到歷史當中才會有所理解。

歷史與現實的相互關照，是戴維斯的學術生涯的寫照，也是她對于歷史學的理解。如其所言：“我試圖用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去理解歷史和當今世界的悲喜劇；但在現實主義中仍懷有著對人類行為的熱情關注與希望（毋寧說是一種信念）——總有人能挺身而出譴責不公、冷漠、殘暴和壓迫。”在這一意義上，對于中文的讀者而言，本書所講述的16世紀的故事并不古老，北非和意大利并不遙遠，瓦桑或是利奧也并不陌生。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本文為《行者詭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譯后記。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