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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賽珍珠獲諾貝爾文學獎80周年紀念會在鎮江賽珍珠文化公園舉行。主辦方鎮江市賽珍珠研究會邀請到復旦大學陳思和、段懷清教授，《大地》1988年版譯者王逢振、作家薛憶溈、《大地》最早全譯者胡仲持先生之孫女胡孟崮、賽珍珠詩集《愛語集》衍譯者眭謙、文藝評論家韓傳喜、王雪瑛到會研討座談。作家王安憶題詞：重溫經典，再讀《大地》。著名作家格非、葉兆言、陸建德、劉宏偉等來信表示祝賀。

1896年賽珍珠隨父母到鎮江居住，并在這座江南名城讀書學習，在此成人成才成家，鎮江是賽珍珠的“中國故鄉”，保留了賽珍珠家族的在華遺跡文物，也是賽珍珠其人其著和文學創作思想的主要孕育地。1991年，鎮江市外辦、文聯、社科聯召開賽珍珠文學創作討論會，出版《賽珍珠研究》，為國內賽珍珠研究投下一塊基石。新世紀以來鎮江市成立了賽珍珠研究會，為全國唯一擁有賽珍珠學術社團的城市。

對此，陳思和表示：“鎮江的人民和鎮江市政府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賽珍珠，給她較高的評價，這是非常有眼光的。地方政府對一個西方作家給予這樣的關懷和評價，是不容易做到的，可能在美國也做不到。《大地》不僅僅是美國文學經典，也是中國的瑰寶。”

段懷清認為鎮江的賽珍珠研究會力量不可小覷，不僅僅將賽珍珠作為一個外籍作家來對待，而是大大拓展了賽珍珠研究的外延。

“上個世紀90年代來，中國學術的格局發生改變，地方學術和民間學術興起，甚至成為地方文史、文學研究方面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接觸過這些地方學者，他們的工作跟專業學術研究并沒有關系，但他們熱衷于與家鄉相關的學術研究，比如浙江海寧的一些學者研究金庸、徐志摩等。他們在地方文獻的編纂方面并不遜于專業的學院派。”

賽珍珠出生四個月后即隨作為傳教士的父母來到中國，之后在中國生活了將近40年。她的長篇小說《大地》描述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讓她在抗戰的非常時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讓很多美國人借此了解中國。關于賽珍珠的西方身份和中國敘事的特殊性，與會專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段懷清看來，西方的中國敘事，一開始不是寫給普通人看的，而是提交給教會的。“一直到傳教士二代，他們的中國書寫才慢慢開始關注中國大眾。而賽珍珠同中國孩子一起長大，這是她的真實體驗，不是虛構的。雖然英語是她的母語，但她用英語寫作實際上是有隔膜的，缺乏生活實感。中文和在中國的生活對于賽珍珠來說，將語言和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她社會體驗和對人性的認識基本來自中國，她的自然生命在中國大地上成長和成熟，同中國民間與中國土地是親密無間的。

陳思和講道：“賽珍珠在諾獎頒獎會的致辭中說：‘我受到的是中國的教育，我對小說的理解來自中國傳統對小說的看法’。賽珍珠曾翻譯《水滸傳》，譯為《四海之內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 : Shui Hu Chuan）。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賽珍珠的創作特點包括創作標準都是中國式的，如描寫描寫農民家庭的更迭，主人公成為地主，兒子一輩衰敗了，孫子一輩又起來了，這都是典型的中國理解。《紅樓夢》的家族描寫也是如此，而西方小說中的家族往往從盛而衰，最后就結束了。”

韓傳喜講道自己作為一個出生于農村、成長于農村，且在賽珍珠《大地》主要背景地生活了十年、有著深切鄉村經驗的讀者，在閱讀賽珍珠的鄉土小說時，感觸格外獨特。“農村生活的生活細節和場景被不斷激活，賽珍珠對農村本色、自然的敘寫，像一根根引線，牽出我農村經驗的千頭萬緒，堅韌而綿長。”

他認為，中國當代鄉土小說異常豐富，成果很多，但隨著后鄉土時代的到來，傳統的鄉村倫理、鄉村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鄉土小說作家鄉村經驗相對匱乏，本土化書寫出現了困境。“而像賽珍珠這樣本色、自然的鄉村書寫為鄉土小說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意義。與‘五四’時期的鄉土小說注重政治啟蒙和文化啟蒙相較，《大地》則有一種平實的‘同情之理解’。”

王雪瑛認為，中國和西方都有著不認同賽珍珠的聲音，因為她從來就沒有迎合過不同陣營的聲音，而是堅守著我思故我在。“比如她對西方教會在中國的做法，有過直言不諱的批評，她對國民黨當局也有過批評，這在當時的年代都需要勇氣。她的生命力在于復雜性，而不是單一性，對她的作品和思想認識都有著不同的聲音，是東西方交流的重要文本，是認識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的重要文本。”

“賽珍珠是一個深愛中國大地的作家，中國是她生命中的重大情結。我們在評論和分析她的文本時，都不能忘記她對中國深深的眷戀。”

賽珍珠的長篇小說《大地》最早由胡仲持翻譯，1933年在開明書店出版。座談會現場，胡仲持的長孫女胡夢崮講述了胡愈之和胡仲持1930年代初到上海拜訪賽珍珠的經過。

“那天，兄弟倆應約到賽珍珠居住的旅館，到了樓下，二人卻躑躅不前。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紹興方言（上虞土話）賽珍珠聽不懂。胡仲持雖然精通五國語言，英語特別好，但不善言表。他們商量半天，還是讓胡愈之用英語主談，到樓上，賽珍珠開門迎接，開口就用地道的鎮江話表示歡迎。這使得兄弟倆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放心，于是三人用鎮江話和上虞話交談，賽珍珠聽不懂上虞話的地方，他們就用英語加手勢做翻譯。賽珍珠當天就授權胡仲持首譯《大地》這部名著。”

魯迅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指出：“關于《大地》的事，日內轉胡風一閱。胡仲持的譯文或許不可靠，倘若是，對于原作者，實為不妥！”

關于魯迅為什么批評胡仲持，胡夢崮詢問過她的兩位爺爺。胡仲持搖頭不語，胡愈之告訴胡夢崮：“胡風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大地》，說該書丑化了中國農民的形象。日本人增田涉認為胡風的批評不對，賽珍珠沒有丑化中國農民的形象，為她抱不平，就給胡風的老師魯迅寫了一封信，請魯迅轉告胡風，不要誤解賽珍珠。魯迅答應轉告并寫了信。魯迅和胡愈之胡仲持兄弟既是師生關系，又是極為親密的朋友。胡風對《大地》的批評是否正確？對胡仲持譯本是否有錯？魯迅均未作批判，‘倘若是’就是不確定。對于日本友人的要求，也不能推托不轉告。對于日本人的看法一時解釋不清，魯迅便以‘倘若是’向日本友人做個交代而已。這是魯迅的推托和攬責之語。”

胡夢崮講道：“對胡仲持首譯《大地》，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學博士梁志芳的文章曾比較、推敲《大地》的三種譯本，她認為胡仲持最為準確地表達了原作者的意思，真正做到翻譯《大地》的‘信達雅’。因此她稱胡仲持為斯諾、賽珍珠的‘中國知音’。”

作為《大地》的另一譯者、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王逢振研究員分享了1988年漓江版《大地》的出版經過。

“改革開放初期有兩家比較好的地方出版社。一家是江蘇譯林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文學。另一家是漓江出版社，當時主要出版翻譯作品。大概是1980年和1981年前后，出版社要出版一批翻譯作品，大家提出了很多想法，其中之一就是選擇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進行翻譯出版。后來要求認領任務。因我當時即將去美國，查資料很方便，便認領了《大地》。出版社又提議將《大地》三部曲全部譯出。我當時還推薦了另外幾位學者一起翻譯。每位的翻譯風格和語言自然有些差異，雖然經過統稿，不過確有不足。但必須肯定的是，譯者都是科班出身，水平都很高，沒有亂來。”

“我當時在美國，為了寫好譯者前言，做了很多資料的收集和準備。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一是《大地》在當時美國圖書館的借閱量是很可觀的；其二，我遇到的大部分外國人表示，他們想進一步了解中國，想到中國來，都是因為看了賽珍珠的《大地》。可見，《大地》當時在美國的影響之大。”

有觀點認為此前言是為賽珍珠翻案，對此王逢振也進行了說明：“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國內對賽珍珠基本采取回避或否定態度。因為新中國剛成立時，政府希望賽珍珠和斯諾等人來為新中國吶喊。但當時賽珍珠拒絕了，我們覺得她很不友好，后來因為她對‘反右’的看法以及對中國政府不太友善的觀點，我們開始排斥她。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從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出發，公正地來看待她。賽珍珠在20世紀50年代是被列入麥卡錫主義黑名單里的。”

復旦大學陳思和先生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文學批評界最早發文重新評述《大地三部曲》的學者。1989年10月25日《海南日報》發表陳思和的《洋女子筆下的中國家庭》，他依據漓江出版社王逢振譯本（他也提到胡仲持譯本），認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寫賽氏條目的專家“受樣板戲的影響，才得出那模棱兩可的指責”，還講到《大地三部曲》中“由阿蘭到梅琳，賽珍珠寄寓了她對中國婦女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此文與魯迅博物館姚錫佩的《〈大地〉和〈西行漫記〉》（載《社會科學戰線》第四期）幾乎同時發表。陳文雖然篇幅不長，發表于省級黨報，但可謂新時期賽珍珠研究的“嚆矢之篇”（裴偉陋見），此文后收入陳思和學術隨筆集《羊騷與猴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題目改 。1999年，郭英劍編《賽珍珠評論集》（漓江出版社）亦選錄，標題依據《羊》改為《〈大地〉三部曲》。

眭謙是賽珍珠詩集《愛語集》的衍譯者。據他介紹，該書由紐約John Day公司出版，Jeanyee Wong負責設計，一共收錄賽珍珠23首短詩，賽珍珠的全部詩作應當不止于此。眭謙分享了該書中的一段出版說明：

在公眾眼中，賽珍珠并不寫詩（雖然她在自傳中透露了幾首），她一生中寫了幾十部小說散文。但詩屬于她的私人領域，《愛語集》中的詩篇都題寫在她的珍藏冊和日記中，其中保留了她私密的文字和思想。”總體來看，《愛語集》雖然是由零散的作品編輯而成，但可以視為賽珍珠關于生命、自由與愛之間關系的系統思考。

如何真正讀懂賽珍珠的作品？

談及賽珍珠作品的閱讀，薛憶溈分享了 “文學的讀法”與“文化的讀法”。

關于文學的讀法，薛憶溈認為有兩個主要問題值得特別關注：一是如何理解賽珍珠的文學價值。他認為賽珍珠的“碎片化”和不講究形式的寫作風格一方面被動地來自《圣經》寫作風格的熏陶，而另一方面正如她自己早年在題為《東西方小說》的演說強調以及后來在諾貝爾演講里重申的那樣，是受到了她自幼就著迷的中國古典小說的影響。

“而翻譯在賽珍珠作品形成過程中的特殊作用是更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賽珍珠曾經強調自己的寫作是分兩步走的：首先是用漢語完成遣詞造句，然后再將語句‘翻譯’成英語。也就是說，賽珍珠的作品首先存在一個屬于作者隱私的漢語‘初稿’，然后才出現為讀者共享的英語‘定稿’。這兩種語言相互交流的創作過程在包括《大地》三部曲在內的早期作品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跡。這從那些作品里對專有名詞（如中國的人名）、普通名詞（如傳統甚至新生事物的名詞）以及更富情感特征的感嘆詞的那種‘中式處理’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薛憶溈認為，與文學的讀法相比，文化的讀法在賽珍珠研究具有更深的意義。他相信這就是最著名的賽珍珠傳記（彼德·康Peter Conn出版于1996年的賽珍珠的文化傳記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凸顯“文化”一詞的原因。

在薛憶溈看來，對賽珍珠“文化的閱讀”至少有如下這樣一些關鍵性問題：

首先是占據20世紀人類歷史和文學核心地位的“身份問題”。賽珍珠作為一位具有非常特殊的“移民作家”終身都在遭受著“身份問題”的困擾。她曾經說自己在中國人面前感覺自己是美國人，而在美國人面前又感覺自己是中國人。這還只是問題的一角，她還在宗教和世俗之間掙扎，在精英和大眾之間掙扎……她遭受的是一種多重的身份危機。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滿這種與身份相關的“多重性”和“危機感”。

第二，賽珍珠式的關于“中國”的寫作為什么會在三十年代初期出其不意地擊破“偏見的長城”成為美國圖書市場上連續兩年的頭號暢銷書并且對隨后美中關系（甚至整個西方世界與中國的關系）產生長時間的巨大影響？賽珍珠的文學傳奇為認識文學與市場和社會的復雜關系提供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角度。

第三，賽珍珠不僅在中美關系“世俗化” （也就是擺脫宗教陰影）的過程里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她在“紅色中國”被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接受的過程也發揮過不可替代的影響，同時，她對美國民權運動的形成、對世界女權主義的興起以及在扭轉對智障兒童的偏見等方面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她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當代賽珍珠研究的任務就是重新評估這份構成復雜的文化遺產的價值。

薛憶溈強調未來的賽珍珠研究不應該僅僅是文學研究的分支，而更應該是文化研究的一個門類。他尤其不主張在賽珍珠研究里過分突出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因為確立賽珍珠歷史地位的關鍵事情是1930年底在美國具有絕對權威的“每月讀書會”對《大地》的發現。八年之后的諾貝爾文學獎作為一個引起爭議的重要插曲，不過只是增加了賽珍珠非凡人生的戲劇性。

最后，薛憶溈高度評價最新的賽珍珠傳記（希拉里·斯波林，Hilary Spurling出版于2009年的《埋骨：賽珍珠在中國》，Burying The Bones : Pearl Buck in China）的最后一章。他認為引自賽珍珠本人的那一章的題目“優越感的惡臭”（The Stink of Condescension）道出了關于賽珍珠人生和寫作的關鍵詞：賽珍珠全部的人生實踐就是向“優越感”發動一場持久的戰爭。她向所有的“優越感”開戰：種族的“優越感”、宗教的“優越感”、語言的“優越感”、性別的“優越感”、文化的“優越感”、政治的“優越感”……她的文學傳奇正是那一場又一場與“優越感”惡斗留下的遺跡和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