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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8日至9日，“劉慈欣科幻小說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狀況”研討會在海南大學召開。本次研討會由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現代中文學刊》雜志社共同主辦。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教授、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院長劉復生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羅崗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科幻與創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巖教授出席研討會并致辭。來自國內外高校及文化科研機構的數十名學者、科幻小說作家、媒體記者等參加了本次研討會。現將會議綜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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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小說的文化政治

科幻小說作為一個書寫未來、想象未來的文類，它對現代文明、現代科技和現代邏輯的想象每時每刻都在變成生活現實。科學真切地成為生活世界變化發展的動力，科幻文學提供了對未來縱深感的想象、勾勒和體驗，不僅觸及未來學，而且包括社會學、文化學、政治學。

劉慈欣的魅力在于他在某種意義上的原創性寫作。盡管劉慈欣閱讀過大量科幻作品，但他的作品與他閱讀的文本不形成互文關系。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認為，他的寫作是某種“自動寫作”——他用近似十九世紀的方式寫作，一方面記錄自己的想象世界，一方面像上帝一樣自覺地創造世界。在創造世界的過程中，他自覺地履行著說書人的責任，使讀者產生新奇、刺激和震驚的閱讀體驗，使他的作品成為第三世界文學——不是詹姆遜意義上與第一世界“生死搏斗”的“第三世界文學”，而是舍伍德·安德森式的寫作，充滿著潛意識、攜帶著雜質和縫隙而又自洽和宏大。我們在處理劉慈欣小說及中國科幻小說時必須處理后現代主義語境中日趨消解的一些堅固概念——比如文學、等級、人與人性、救贖與意義等等。這些堅固的概念在當代的煙消云散和20世紀的工業、后工業社會的資本主義以殖民主義終結而全球化的歷史密切相關。

考察科幻文學作為意識形態力量介入具體的政治想象的過程，是文學批評乃至文化研究容易忽略的角度。北京大學王洪喆老師提出，我們應從社會史的角度在具體的歷史互動中理解文學。在美蘇爭霸意義上的科幻寫作的歷史語境中，美國科幻小說、美國政府以及NASA是高度關聯的，美國科幻小說成為某種意義上美國政府的應用文類。劉慈欣的《三體》依靠地外生命搜尋、宇宙社會學、角色扮演游戲、未來學、戰略科學與跨學科智庫搭建起了一部地球的未來史學，1970年代的故事起點設定提示這部未來史學所借用的工具包和社會想象均來自冷戰時代獨特政治體制和跨領域協作下的發明和實踐。這使得《三體》成為20世紀冷戰時期政治邏輯在未來舞臺的再次展演，體現了劉慈欣小說作為戰略文學的特性。

華東師范大學羅崗教授認為，劉慈欣的科幻世界有三重邏輯。第一個邏輯是從常規現實世界躍遷至科幻世界，或說從意識形態躍遷至烏托邦，貫穿劉慈欣小說的常常不是弱肉強食的邏輯而是以弱勝強的邏輯。從小說里的非常規戰、非對稱戰、極限戰中可以看到冷戰結構對劉慈欣的深刻影響。第二個邏輯是戰勝之后要改變游戲規則，這是劉慈欣的理想，也是自章太炎、康有為、毛澤東以來近現代中國人的理想。戰勝對手不是目的，還要因中國的加入改變弱肉強食的規則，章太炎所謂“文野之爭”的“文”就是重新定義世界的規則。第三個是劉慈欣小說的文化政治。劉慈欣在后冷戰時代的科幻書寫對應的是“整體性的世界有可能”的信念，這是劉慈欣的中國經驗。劉慈欣小說中的人物似乎是看不出“個人的主體性的成長”的“扁平人物”，不符合啟蒙主義及西方經典現代性的“文學性”標準。但他的小說新穎之處正在于提出某種跟個人主體相對應的集體性形象，對西方經典現代性“文學性”的標準進行了改寫，這個改寫回到文化政治的角度，就是第三世界的位置，或者帶有中國特色的高度政治化的第三世界的位置，并非僅是區別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必須把科幻文學放置在當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政治中，才能理解劉慈欣科幻小說以及當代中國科幻文學的潛力，科幻文學正是借助對“整體性”的世界的想象與書寫達到了其他文學不能達到的力度。

重慶大學李廣益副教授認為，《三體》不僅是存在主義寓言，更是隱含著劉慈欣生命體驗和人格理想的文化文本。《三體》中的羅輯富于存在主義色彩的成長過程指向人性的復雜與沉重。羅輯的困境以及克服，對應著當代中國的文化癥候。羅輯始則彷徨，終于決斷，將生命傾注于全人類的擔當。北京大學羅雅琳認為，《三體》系列的吸引力源自對于宇宙永恒沖突狀況的描繪。劉慈欣作品的啟示是不要寄希望于強力，而要從第三世界反抗殖民的歷史中找到解決混亂的藥方——第三世界知識人在反抗殖民、守護鄉土中彰顯的“游擊隊員”品性，以及中國在第三世界獨立運動中保持先鋒隊位置。從第三世界的經驗中為人類文明尋找道路是資本主義之外另一種普遍性的表達。這里的“第三世界”是一個建構性的概念，而不是一個自然的地理概念或者一個資本主義排序中的低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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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說的20世紀傳統

北京師范大學吳巖教授的主題發言以“《三體》的十年”為切入點，對近年來科幻創作和科幻研究的實際經驗進行理論總結。他總結了《三體》、讀者與作者的關系，《三體》、社會與科幻界的關系，《三體》、主流文學界與科幻文學界的關系；分析了《三體》的接受現狀以及科幻文學與主流文學、流行文學、科普文學、兒童文學等文學類型的關系。吳巖教授認為，以劉慈欣作品為代表的優秀科幻文本具有自我成長的能力，不僅能改變文類生存狀態，而且能挑戰社會、改變生態。但與此同時，被作家釋放的文本可能會制約作家的生存。科幻文學是一種不能普世化的獨特文類，具有獨特亞文化的科幻文學群體可能最終既不能被社會普遍接受，也不能被文學界普遍接受。科幻的獨特性可能一方面使它受到寵愛，一方面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海南大學劉復生教授認為，自獲雨果獎成為公眾關注的事件之后，《三體》進入了一個意義不斷增值的空間和過程，《三體》的意義生產進入到博弈的狀態。以劉慈欣為代表的當代科幻文學現在看來是革命性、解放性的力量，但是科幻文學一旦體制化會有其自身的問題，科幻被官方、民間充分關注可能存在潛在的風險。

北京師范大學賈立元博士對魯迅與晚清科幻小說的關系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剖析了以科幻小說譯者身份登上文壇的魯迅最終放棄科技救國的政治化理念、致力于建設喚醒現代人 “內曜”的“現代文學”的原因。對比20世紀早期科幻與當代科幻，他認為五四時期對“寫實”的提倡表明了對社會生活表象下隱含“鐵律”的信心——作為整體的、唯物的人類歷史，朝著合目的的未來做自我展開。而在當代中國這種想象失去了光環——如果沒有“整體性”和“鐵律”，當代科幻難以勾勒未來。北京大學吳寶林以劉慈欣的小說《詩云》為切入點，摒棄“技術與藝術對抗”的實體化解讀，把《詩云》看作是文學寓言。“詩云”窮盡了詩的可能性和生活的可能性，成了必然性和形式的牢籠，排斥了連上帝也無法預測的偶然性，因此也就沒了歷史，所以“詩云”大團圓的童話式結尾是一種悲觀的“終結”。文學的終結象征著我們的生活想象力的終結和生活本身可能性的終結。

海南大學李音副教授認為，盧卡奇所謂的“歷史小說”和羅蘭·巴特所謂的“現實主義小說”作為西方經典意義上的現代小說是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重建了一整套資產階級文明的主體價值、生活節奏、文化習慣和現實意義，許諾了歷史、進化論以及現代主體的敘述框架。19世紀下半葉，當西方經典現代小說、追求形式感的先鋒小說和后現代小說無法為人類文明及資本主義生活想象提供歷史動力時，科幻小說就興起并繁榮了。中國晚清的科技救國理念是作為維新運動中的物質革命和技術革命的一環出現的，包裹政治外衣的晚清科幻小說主要是普及科技知識，很少進行未來想象。在魯迅等晚清思想家看來，這其實不是現代文學。現代文學首在“立人”，把人對未來、對未知事物的想象力、人的興趣、人的精神的無限放大作為主要命題。只有人的求知欲、人對宇宙、人生以及現實政治的無窮想象力建立起來，一整套以現代主體為中心的科技、政治想象才能因之建立。

當代文學生產體制的變化意味著討論文學不能止步于文本，更要關注文學的生產方式。1990年代以后，當代文學格局面臨著“純文學”與“小時代文學”的對立，劉慈欣的出現對“純文學”主導的當代文學格局形成挑戰。羅崗教授認為，劉慈欣小說站在類型文學的主導地位上，占據了類似“小時代文學”的位置，有大量的粉絲、愛好者、閱讀者以及包括評獎在內的一整套科幻文學生產體制。另一方面，劉慈欣小說對當代中國想象的論述、對當代中國與人類文明關系的論述，超越了當代文學的思考強度，改寫了當代文學版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角度上有標志性的意義。劉慈欣提出的問題、思考的深度回應了以“純文學”為主體的當代文學本身思想的匱乏。

北京大學戴錦華教授認為，科幻文學作為一個文化工業制造的文類，覆蓋著從通俗寫作到單純文化消費品到后現代哲學的一個極廣泛的貫通，從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應用文類”到具有諸多曖昧不明的“文學性”的文學巨制。劉慈欣作品的革命性，不僅是對文學生產的體制、當代中國獨特的評價體制的挑戰，也是對市場、資本以及一種新的文化消費形態的挑戰，是對作家們攜帶的歷史記憶文化遺產的挑戰。太空歌劇和賽博朋克是科幻的兩種基本取向和類型，前者是向外的宇宙征服，后者是向內的全球漫游。太空歌劇是現代主義邏輯的最大化，是一個征服開發的過程，是一個人類基因播散的過程。而賽博朋克是反現代、反科學、反省現代文明的一種表述。這兩種邏輯構成了科幻文類自身的張力。這兩種類型指向冷戰時代美蘇競爭中的兩個主要的先進領域——一個是外太空的開發，一個是潛意識的占有。某種意義上說，劉慈欣的成功在于他的滯后，因為當科幻小說具有海伯利安式的元寫作的可能性的時候，劉慈欣仍然能夠用克拉拉、阿西莫夫的方式去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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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說的“文學”可能

北京大學楊宸受西方馬克思主義詹姆遜、盧卡奇等人提出的“總體性”概念啟發，用修正后的“整體性”概念表述劉慈欣小說中的道德問題、生存問題以及人性道德、生存功利與具體歷史情境之間的互動關系。他認為，在“缺乏思想”的當代中國文學場域中，在零散化、碎片化的社會語境中，《三體》既沒有躲進程心的“小宇宙”，書寫個人的“小敘事”，也沒有在大宇宙里依循著黑暗森林法則隨波逐流，而是通過構筑起一個“不可能”的想象世界，并以潛藏于其中的整體性意識趨向，為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代社會提供“史詩性的宏大敘事”，重新召喚并確認了體驗時間、反思價值的終極可能，從而以強烈介入現實的思想性，發出“整體性”的呼喚。

劉復生教授進而指出，用“整體性”表述“總體性”想表達的部分含義，關鍵在于如何富于形式感地講述現實。在技術上怎樣實現“總體性”，“總體性”怎樣與文本化結合，講述現實的方法怎樣生成藝術性，這一系列問題比較復雜，需要深入討論。198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受很多關于文學的“內”與“外”的想象的制約。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思想內容和藝術是可以二分的，“新批評”則認為“內”比“外”更重要，“外”不是文學的主要方面。實質上文學講述的內容可能恰恰是文學形式感的一部分，兩者無法分開。如何理清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是當前文學批評的難題。

經典文學構成的文學史在維護自身領導權時會收編類型文學，因而包括科幻文學在內的類型文學常有很強烈的文學史焦慮。華東師范大學王峰教授對此提出質疑，他引用了喬納森·卡勒“文學性像雜草”的比喻，說明“文學性”是一個歷時性生產的過程，并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學性”。科幻文學的激進性在于它對經典文學所定義的“文學性”提出挑戰，它不是從人物、故事、情節、語言等經典文學的“文學性”標準進行判斷，而是定義科幻文學自身的“文學性”。

與從傳統意義上研究小說的美學風格或詩學特征相區別，西安交通大學王瑤老師以“驚奇感美學”的概念來定義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學性。劉慈欣“驚奇感美學”得以產生的原點是劉慈欣小說中的兩個世界——現實世界與科幻世界，兩個世界的“視差”之見構成“驚奇感美學”。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對象是現實世界——一個“常理”的、被現實深深束縛的、人試圖擺脫的“鐵籠”世界，而科幻世界是一個整體性的世界，不再是主觀的、個體的、碎片化的世界。羅崗教授進一步指出，傳統文學中對現實世界的逃離常借助于浪漫主義或現代主義，從個人的主觀性出發抓住生活中的某些片段以對抗對常態生活的厭倦，并賦予其某種審美性的超越意義。自從19世紀現實主義衰落之后，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擁抱的都是與個人主體相關的“碎片”的世界，科幻文學使“整體性世界”成為可能。

海南大學章顏老師對劉慈欣小說進行了闡釋學意義的解讀，認為劉慈欣小說中的“驚奇感”源自“宏大敘事”和“宏細節”的創作技巧，劉慈欣的科幻創作在思維方式上可分為展現科學之美的純科幻階段、重估人與自然關系的階段和描寫極端環境下人類行為和社會形態的社會實踐階段。寫真正的科學、用現實手法描寫超現實的題材，用過去式描寫將來的事物、對科技和進步保持樂觀的態度，是劉慈欣科幻文學創作的指導思想。

立足于劉慈欣文本世界內部討論敘事元素，日本東京都立大學上原香老師分析了劉慈欣小說《超新星紀元》、《三體》等小說中美女和美少女形象的塑造并考察其意義，從類型文學和日本新小說的視角分析劉慈欣小說的角色小說化。她建立了一個三足鼎立式的科幻、中國現代小說和角色小說之間的三角框架，試圖勾勒出劉慈欣在其間移動的軌跡。

北京大學羅雅琳提出，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獨特性在于一方面對“純文學”的“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提出挑戰，另一方面具有“新古典主義”科幻對科學技術的樂觀肯定態度和英雄主義情懷。劉慈欣科幻小說“以整個種族形象取代個人形象”，“一個環境或一個世界作為一個文學形象出現”的特點掙脫了“個人和社會的對立”、“個體就是整體”、“”限定在“人生觀或美的意識”等單一維度上的現代性霸權。

華東師范大學魏泉副教授從人性的維度解讀劉慈欣小說，認為其在對宇宙的神秘想象和對人性的反省認知兩方面有深刻啟示。在劉慈欣的整體構想中，愛是人類文明存在的理由，但面對來自太空的威脅感性之愛遠遠不夠，重要的是依靠理性找到正確方法，這依賴于人類科學發展和技術進步。人類文明的生存與發展，需以星艦文明的方式將地球文明播散太空，重建全新的宇宙觀和價值觀。而在對人類面臨的太空生存威脅的想象中，劉慈欣以弱肉強食的“黑暗森林”揣度宇宙生存法則，以斗爭哲學為底色的宇宙觀或多或少在潛意識層面折射出“文革”背景下的時代烙印，“宇宙社會學”能否在社會學意義上得到認可亦尚需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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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學的政治哲學

劉慈欣小說中常用的手法是設置極端情境和例外狀態，在處理緊急狀態中突出主權的合法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大先副研究員認為，劉慈欣小說在結合盧卡奇的“總體性”和布萊希特的形式變革的同時，灌注了科學技術的幻想試驗，在類型文學中發展出一套冷峻、平面化、非人道主義的科幻現實感，體現了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在思想觀念上，劉慈欣傾向于通俗文學的保守，在政治哲學上演繹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和契約關系，最后似乎又回到永恒回歸式的救贖之中。劉慈欣的廣受歡迎某種意義上暗合了大國崛起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情緒。

從喬治·巴塔耶“耗費”思想（非生產性消費）和鮑德里亞的“象征死亡”等理論資源出發，北京大學王昕討論了劉慈欣作品敘事中的“不等價交換”。在《微觀盡頭》、《宇宙坍縮》等小說中，劉慈欣對空間和時間進行總體性翻轉。在《朝聞道》等小說中，一種抉擇性另類價值的在場讓讀者得以超越構筑在等價交換原則之上的當代資本主義視域。《中國太陽》等小說的敘事破壞了只講求投入產出、經濟效益至上的日常性世界，敘事中的不等價交換在等價交換的世界中召喚一種殊異政治經濟結構的蒞臨。

科幻的政治哲學批評的任務在于對未來生活方式的不斷思索。中國人民大學馮慶認為，無論是追求史詩性敘事的《三體》，還是有“現代寓言”意味的短篇小說，劉慈欣作品都帶有濃厚的中國現當代政治歷史的痕跡。當我們跳出當代文學批評的框架，在思想史的視野中考察科幻寫作，可以發現科幻文學寫作與啟蒙的文明史和政治史相伴隨。海洋文明的文明史觀崇尚哲學文明和技術進步，共同體、傳統信仰與探索之間存在張力，以擴張來創造新的政治關系。大陸文明的文明史觀則崇尚禮樂文明與師道尊嚴，是個體與整體和諧相處的文明史，追求與自然保持和諧。而現代中國正是工商業技術啟蒙與農業禮樂啟蒙的重合。《鄉村教師》、《歡樂頌》等小說都呈現出把分散的個體重新變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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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題材與當下中國的文化狀況

劉慈欣科幻小說在主題意義上介入了當代文化狀況。羅崗教授認為，《三體》第一卷從文革講起，但劉慈欣的文革書寫與“傷痕文學”不同之處在于對“紅岸基地”的描寫。劉慈欣在《三體》英文版序《東方紅與煤油燈》中將人造衛星、饑餓、群星、煤油燈、銀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災等相距甚遠的東西的混雜纏繞，其實是對當代中國狀況的把握。一方面是極度的現代，甚至到了后現代之后。另一方面，是很多同時存在的前現代的貧困、落后甚至丑惡現象。兩方面并置，有利于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尤其在新媒體發達之后經常出現的兩種看似悖論的信息：唱紅中國的信息拼命講好處，唱衰中國的信息拼命講壞處。劉慈欣并非要有意闡述這種狀況，但至少他找到一種方式試圖在小說中把握這種狀況，以形式化的方式即文學的方式把握這個時代中并置的兩種截然相對的東西。

中國科幻電影應致力于表達現代中國的經驗和情感，為當下中國錯綜復雜的集體無意識賦形，在當代世界電影的發展和當代中國文化結構中把握中國科幻電影的走向。中國藝術研究院孫佳山老師認為，在《未來水世界》、《后天》、《2012》、《阿凡達》、《云圖》、《星際穿越》等科幻題材影片中，由生態話語驅動的自然、宇宙和人類社會、人類活動二元對立式的二分法，體現了全球新自由主義話語的一體兩面：在經濟上，市場和自然、宇宙一樣，都是均衡有序的、和諧穩定的有機體系，具有完善的、自律的自我調節機制；在政治上，國家只能做好“守夜人”的角色，絲毫不能干涉市場的環境和秩序，就像人類應該遵守自然和宇宙的規律和法則一樣。不僅如此，新自由主義還以生態話語為節點，充分消化了在啟蒙時代蘊藏的反現代的審美現代性因素——即與科幻題材差不多同時誕生的、對自然的崇尚和對人類社會的工業化進程相抵制的浪漫主義文藝思潮。海南大學朱杰副教授認為，劉慈欣科幻小說的獨特性在于將對未來的想象和對當下尖銳社會問題的密切關注結合，進入科幻文學“介入”現實的寫作自覺。《三體》等小說從宇宙的尺度思考人類命運時依然不忘在不同場合引入對基層民族命運的思考。而《三體》的電影改編是否還能保有這種獨特性令人深思。中國科幻電影應立足于“科幻”與“中國”，警惕被以“游戲”、“炫技”為目的的“3D奇觀電影”和以“盈利”為目的的好萊塢“產業化”“大片”模式所掏空。

劉慈欣在國際科幻權威獎項中獲獎，是我們所面臨的當下中國、世界的文化處境的一個例證。中國科幻進入國際視野與中國在世界的可見性直接相關。戴錦華教授認為，討論劉慈欣的意義在于他以某種方式剛好代表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劉慈欣的寫作豐沛地攜帶當代中國社會的文化癥候。劉慈欣的精彩想象諸如“黑暗森林”的邏輯和“文明降維”邏輯下文明與文明之間的關聯，貫穿著強大的發展主義的信念。《鄉村教師》中教育與啟蒙的信仰，《流浪地球》中在太陽熄滅時駕駛地球逃離太陽系的豪情，這樣的發展主義信念傳達出當下中國的精神狀態和社會生態信息。中國人文學界應該嚴肅地通過閱讀科幻文學——一個世界范圍之內的通俗文類，以另外一個方式切入和體認正在形成和變化中的文化生產。數碼轉型與生物學革命標志著現代文明的巨大突破，但生態和環境危機又限定了文明的上升空間，這種情勢勢必造成“大時代”，而非把我們引向文化的黑暗森林的“小時代”。“大時代”中的“中國崛起”把中國推進到現代文明的領先地位，必須為現代文明提供解決方案，當代中國人借助科幻討論這個議題非常恰切。在世界范圍內，文化工業在通過抹除歷史縱深埋葬文明史中20世紀這個“極端的年代”、“例外的年代”，通過壓縮歷史、人為地制造坍縮、人為地否認歷史使20世紀不在場，使變革、創造的可能性消失。這導致我們無法體認時間的過程，我們把親歷的甚至塑形我們的歷史當做了異質性的歷史。1950-1970年代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成為整個中國文化敘述當中的褶皺，成為一個幽靈性的存在，每一次幽靈返歸時，我們覺得他危險，感到恐懼與威脅。在一個多重歷史性到來的時刻，作為當代中國人應在反省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反省和批判現代主義。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批判作為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所能解決的問題，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在現代主義范疇之內。聯系中國崛起的事實，中國文化、中國主體、中國價值如果能夠成為中國的現實出路和人類的未來選擇，它勢必包含古老中華文明中攜帶的巨大資源和智慧，而不再是現代主義邏輯的自身完滿和自我表述。在世界范圍內表達的東方文明和東方智慧，面對被西方中心知識命名的“神秘主義”，在中國文化和資源中尋找對應物作為現代主義的的批判思想來源，才是今天真切的文化命題。

科幻文學對現實與未來的想象力，對歷史社會的賦形和敘事能力，以及由此而表現出來的整體的“文學性”，必將對當代文學創作格局產生沖擊。以劉慈欣為代表的當下中國“科幻文學”創作，既可以促使我們在全新語境下重新思考“純文學”的現狀，又可以促使我們從“科幻文學”對“未來”的想象中反思我們對于歷史和當下的理解；它既與今日“科幻”題材電視、電影的風行有相當的關聯，又與所謂“技術文化”、“賽博格”、“后人類”等一系列重大命題密不可分；它固然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后現代轉向”的標本，但顯然又是獨具特色的當代中國文化狀況的體現。在這個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的“聚合點”上，劉慈欣創作的“文化”意義，也就格外值得深究。

本文收錄于《劉慈欣科幻小說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