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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文學遺產》編輯部邀請部分中青年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改革開放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中青年學者座談會”，共有十五位學者代表20世紀70—80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出席會議并發言。

會議由《文學遺產》副主編竺青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致辭。劉躍進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幾個發展階段，認為老一輩學者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其深厚的文獻功底和對方法論的不懈探索的基礎上。新一代學者則應關注：我們將來要做什么樣的學問？未來二十到四十年的學術應當如何發展？古代文學學者除了在研究中獲得自我的精神寄托，也應該得到整個社會的認可，實現學術研究的現實意義與社會價值。

古代文學研究取得的成就

顏子楠（北京師范大學）根據自己對海外漢學界的觀察，認為改革開放之后古代文獻整理等基礎工作的蓬勃發展，不僅得到海外漢學界的贊嘆，而且使海外漢學研究對中國學界產生了文獻依賴，這也是國內的古代文學研究成就之一。張巍（華南師范大學）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多元化。古代文學史被看成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審美觀念演進的歷史、文體形式與文學技法發展的歷史、文學語言復雜化的歷史，這些都豐富和深化了學界對于古代文學史性質的認識。第二，研究的深化、細化與交叉化、綜合化。一方面，古代文學研究產生出眾多的研究分支；另一方面，它又與其他相關學科充分地交匯融合，從而形成一些跨學科性質的研究領域。第三，文學古籍整理的全面推進和大型古籍數據庫的建成，為古代文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便利。

當前古代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古代文學界的中青年學者總結過去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中暴露的問題，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發表了意見：

第一，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根本目的。

古代文學研究不能滿足于簡單的成果累積，而應時刻關注并回應時代需求，只有回溯到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才能不走彎路，不偏離學術初衷。要求我們回歸對經典文本和經典作家的關注，從文獻整理、基本史實的研究上升到藝術與理論的研究。前者屬于“發現性研究”，后者則屬于“創造性研究”。

第二，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改革開放之初，古代文學研究邊界迅速拓展，大量學術空白得以填補，但也存在“跑馬圈地”、研究深度不足的弊端。姜榮剛（許昌學院）認為，跑馬圈地式的淺層次“開荒”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更不會導致學術研究領域和論題的枯竭。在這些表層問題被刨去之后，顯露出來的才是真正的學術問題。葉楚炎（中央民族大學）認為，要在宏觀研究圖景之下展開精細化研究，這不是對宏觀研究圖景見縫插針式的策略性趨避，而是對既往學術結論的一次整體性復驗。

潘務正（安徽師范大學）認為，在經典化的過程中，有些之前不被關注的小家在某些機緣下也能轉化為大家；而文學史的真實生態也正是大家獨領風騷、小家遍布文壇的狀況。在古代文學研究中，中心與邊緣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邊緣往往可以轉化為中心。

第三，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與范式。

在探索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過程中，學者在運用西方的文學理論與學術方法時，容易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姜榮剛認為，盲目的拿來主義和盲目的民族文化本位都有失偏頗，西方理論應用于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問題，往往并非西方理論本身出了問題，而是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對西方文學理論鉆研得不夠透徹。未來的研究者應該做的，是杜絕對西方理論的生搬硬套和濫用，而不是對新鮮事物的一味拒斥。

第四，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格局與視野。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文學”的概念外延異常龐雜，這使得古代文學研究很難局限于文學一科之內，而必須具備跨學科視野。葉楚炎認為，跨學科研究既是對于文學賴以為生的現實歷史情境的回歸，也是青年學者在以研究的方式彌補其學術視野的不足。姜榮剛認為，完全遵循晚出的“純文學”概念，與僵化地恢復古代的“文學”概念，都是極端的做法。古代文學研究從根本上講，仍是一種歷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盡量接近歷史語境，因此擁有現代的文學觀念并不影響對其進行歷史的研究。潘務正認為，在尋求跨學科視野的時候，也不應放棄文學本位。為此，他提出了“文學技法的社會文化史分析”這一概念，既照顧到文學本位，又能以多學科交叉的方式進行縱深挖掘，從而提高研究質量。吳真（中國人民大學）則通過對戲曲研究現狀的反思，揭示了非文學化的戲曲研究路徑所面臨的窘境。胡琦（香港中文大學）認為，古代文學研究應會通諸“代”以觀其“古”，既需要在具體的議題上有“小同行”的切磋，又需要整個“古代”“大同行”的相互砥礪。

卞東波（南京大學）認為，中國學者應該將眼光擴大到整個東亞古代文學，不僅研究中國文學對東亞漢文學的影響，而且要研究東亞漢文學獨特的美學意義及其對中國文學的形塑作用，這樣才能看到中國古代文學的世界性與“超域性”。程蘇東（北京大學）認為，對于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無法脫離世界文學史以及普遍文學理論研究的視野。那種認為基于傳統中國“文學”概念而寫成的文學史就是一部與世界普遍的“文學”觀念、與作為客體的“文本”自身的理論無關的本土文學史的觀念，在實踐中是難以成立的。

古代文學研究的前瞻

與會學者還結合自身的學術專長，為古代文學研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

蔡丹君（中國人民大學）提出三點具體的建議：第一，要走出“文學成就史”和“名家名篇研究”的模式，進一步地在歷史時代與地理空間變遷的多維視角中去關注文學史的生成；第二，集部文獻的研究，需要從“文獻知識”逐漸過渡到“文獻思想”的階段，要帶著問題把版本研究推向更為細致的層面；第三，努力建構適用于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文本理論。

曾祥波（中國人民大學）結合唐宋文學研究（特別是杜甫研究）中的問題，提出三點建議：第一，不能忽略文學文獻研究中的一些“源頭性”問題；第二，注意對文學文獻中的規律性現象進行總結；第三，通過對一代作品的全面細讀，在該時代知識世界中理解文本的原有屬性，從而獲得新認識。

李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認為，俗文學文獻在史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學科中已經成為極為重要的材料，但其文學性仍有待深入發掘。如何提煉它所包含的文學要素，視其為一個文學文本，是俗文學研究的首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