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0月25日，英國小說家麥克尤恩抵達北京，開始了自己為時八天的中國行。26日為他“中國行”的第一站——參加第三屆中國大學生21國際文學盛典，并發表了名為《如果有一天“人造人”寫出了小說》的主題演講。此活動之前，麥克尤恩也與人大課堂與人民大學創意寫作班的學生聊了聊寫作。

七十歲的麥克尤恩未顯老態，談吐舉止溫文爾雅，可能由于他小說過于光怪陸離，當懷著各種揣測去看向現實中的麥克尤恩時，倒覺得他過分友好和平靜。但是在聊天時，言談中還是透露出他幽默有趣的一面。

從《贖罪》《水泥花園》《在切瑟爾海灘上》《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到近年來的《追日》《堅果殼》......創作力依然旺盛的伊恩·麥克尤恩，某種層面上幾乎定義了讀者們對英國當代文學的全新認識。

麥克尤恩談在自己的工作狀態是每天九點就坐在桌前，需要喝咖啡，然后非常努力的先不看報紙，“但是一般都會失敗”。“我喜歡一邊有一個記事小本，一邊是電腦屏幕，我可以來回用。如果我手上有一個手機，我會很難集中精神工作。我夫人用一個軟件叫自由飛人，這個軟件可以讓我們好幾個小時不能上網，只能集中精神工作，我寫小說寫到好的時候寫到暢快的時候很難停止，我是逼著自己如果寫的好就一直寫下去，因為我知道順暢的一段是會完的，所以如果寫的很順我就逼著自己不能停。”麥克尤恩說。

你可以走出卡夫卡，但很難活著逃出納博科夫

麥克尤恩21歲開始讀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馬斯·曼，并且感到“他們似乎打開了某種自由空間”，然后他試寫各種短篇小說，“就像試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說形式成了我的寫作百衲衣，這對一個起步階段的作者來說很有用。”麥克尤恩談過很多作家對他的有影響，如他所言：“你可以花五到六個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羅斯，如果結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來還可以扮扮納博科夫。”

在現場，他談到，對自己影響最大的還是卡夫卡。“在卡夫卡之前，英國人寫小說都是尋常的戀愛、結婚、吃什么穿什么以及人的階級等等。我驚詫于當時英國文學界普遍的沉悶。但是直到我看到卡夫卡，他寫一個人醒來時發現自己變成了甲蟲，可是他最擔心的卻是上不了班，而不是變成甲蟲這件事。我喜歡這種幻想內容和現實情緒的結合，這就是我要尋找的，我想要的。”

“而我喜歡納博科夫是比較晚的事情了，在我的寫作時期中屬于很晚的階段，我喜歡和模仿是正常的，但是過一段時間就必須放下，然后發展出自己的想法。納博科夫有非常偉大的風格，他的句子非常緊湊，如果是進入他的小說世界并且學習效仿，你很難活著逃出來，當然你也會是一個快樂的囚犯。”

麥克尤恩也在游刃有余地從各個小說家寫作中汲取營養，有時甚至可以戲謔地應用，“比如《家庭制造》，是我在讀過《北回歸線》之后寫得一個輕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謝亨利·米勒，并同時用一種滑稽的做愛故事取笑了他一把。這個故事也借用了一點羅斯的《波特諾的怨訴》。《偽裝》效法了一點安格斯·威爾遜的《山莓果醬》。”

當被問起用多久的時間可以拋棄掉別人的影響，確立自己的風格時，麥克尤恩說：“七年。其實是五到十年，但是我很喜歡七，所以是七年。”

麥克尤恩談到寫作《堅果殼》是因為當時為了準備一個演講，他重新閱讀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所以哈姆雷特的情節就進入了故事中胎兒的敘述過程，不知不覺地，《堅果殼》就成了哈姆雷特故事的另一個版本。

麥克尤恩談到莎士比亞時說，“他對早期人類的現代性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刻。他讓我們看到有一個自我到底是什么意義。我讀書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學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對我們來說就像空氣、陽光，我們是非常幸運的，因為我們可以擁有他的語言，可以分享他的語言，所以我用我的小說去重塑了一次我跟莎士比亞的關系。”麥克尤恩說，在自己的小說生涯中曾有好幾次不再相信小說，覺得小說整個事情沒有意義，但正是這些他鐘愛的作品讓他一次次相信小說的美好。

控制句子，給人物自由

麥克尤恩也談到，自己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如何結構自己的小說。

“感覺現在新出現了一個需要解釋你自己寫的東西這樣一個行業：你需要再寫一個短篇小說去解釋你的小說，但是其實寫小說的樂趣就是它不斷帶來驚喜，一個東西可以引申另一個東西的產生。小說的兩個主要的元素像繩子擰在一起一樣：情節會派生角色，角色會影響情節，這個技巧是非常復雜的。寫小說最開心的是，給你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一個本來很邊緣的角色發展得非常燦爛，或者一個角色的行為把你的情節拉到一個新的階段，當你寫到最后你會完全忘記了發生的過程，所以解釋真的很困難。”麥克尤恩說自己的寫作就是控制自己的句子，但是給人物以自由。“我對我寫下的句子有我非常堅持的控制，我寫完句子的時候會不斷回頭看。”

但他表示，自己也很樂意聽到評論家們的聲音，他們有時候把作家都不知道的東西寫下來，盡管有的評論家是為了寫而寫。“我昨天知道，有中國評論家說，剛看到我的小說時，覺得我很邪惡，并說不想見到我。“麥克尤恩接著說：“我很期待見到他。”

關于所謂的“邪惡”，麥克尤恩也有自己的回應，他談到自己故事的主人公的確很多都是邊緣人，自己的身世和經歷也讓他對自己的階層產生焦慮，“在讀當時的文壇大人物安格斯·威爾遜、金斯利·艾米斯和艾麗斯·墨多克的作品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無計切入。我不了解他們描述的中產階級世界，對西利托和斯托利筆下的工人階級世界也完全陌生。我要找到一個與歷史和社會都剝離的虛構世界。所以這些人物身上都帶有我的氣息，我的孤獨，我對社會肌理構造的無知，連同我對融入社會肌理，發生社會聯系的渴望。所以他們就這副怪樣子出來了。”麥克尤恩在一次訪談中說。

麥克尤恩很強調寫作時的“試錯”：“有時我本來想沿著一個方向寫，但是最后機緣巧合地偏離了，這種機緣巧合地錯誤也給我一些啟示。”麥克尤恩也談到，在小說《阿姆斯特丹》中就有很多類似的情況發生。”

或多或少的，我們寫了同樣的小說

麥克尤恩說，即便他很努力地把寫的小說和自己的生活留出一個很大距離，回頭看時，自己的生活還是以隱喻的方式藏在自己的小說中。“寫小說是很尷尬的事情，要打破這種尷尬是很難的。正如有人說過，沒有人能寫五百字的小說，而在其中沒有暴露自己的性格。”麥克尤恩說。

但是不同于很多作家的一生跌宕，麥克尤恩過著迥異于他小說的一種平穩安定的感情生活：“過去22年，我有著非常愉快的婚姻，這個是要靠運氣的，可能對有一些人，婚姻的體制是不好的，但是對我來說是非常適合的。”

七十歲的他，也有現階段的思考，麥克尤恩說：“如果對世界失去好奇心就是靈魂的一種死亡，對于一個將近70歲的作家來說，我需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危險，如果有一天我對世界的好奇心減退，那我就應該退休了。”

現在麥克尤恩仍然對很多事情充滿好奇，“我最近就在思考，機器有沒有它自己的意識，我也在思考政治，英國最近做出脫歐的選擇，是我非常關心的問題。我是一個怎么樣的人呢？你可以說我是一個報紙的癮君子，好像是吸毒一樣，我是不能一天不看報紙的。我對科學的興趣也一直保留，不管生命科學還是物理學方面的東西。”

翻譯家黃昱寧談到麥克尤恩的《我的紫色芳香小說》時說：“七十歲的麥克尤恩，在這篇小說的寫作中，進入他最舒適的區域。主人公的年齡、身份、熟悉的人事物，都與他相仿。英國文壇半個世紀的變遷被剪成碎片，均勻地灑在字里行間。這個故事當然關乎道德，竊名逐利者的逍遙法外，讓人無法不被文學生態圈的荒誕所震撼——但它更關乎時間。在小說里，作者、讀者與媒介之間的關系，是黑色的，是諷刺的，但也是懷舊的，傷感的。”

她引用了麥克尤恩書中的一段話：“有時候，深夜，我和他圍爐而坐（那是個很大的壁爐），喝著酒，把這樁古怪的陳年軼事——這場災難——翻出來，于是，他又跟我講起了他那套經過多年打磨的理論。我們的人生，他說，總是交織在一起。萬事萬物，我們都討論過一千遍。我們讀一樣的書，經歷過、分享過那么多事情，所以，我們的觀念、我們的想象以某種奇特的方式熔鑄在一起，以至于，最終，或多或少地，我們寫了同樣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