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一次文代會）對于中國當代文藝的意義不言而喻，它作為當代文藝的開端被學界廣泛認同，但對于如此重要的事件，相關的很多史實尚未得到呈現和解釋。事實上，第一次文代會并非只是以會議報告的方式宣告新文藝的誕生，在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對新的文藝方向的確認之外，這次文代會組織的很多活動，都是對“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實踐和預演，譬如美術作品的展覽、招待代表的演出等等，無不昭示著新文藝未來的方向。這些會議活動都有特定的程序和選擇的標準，其中蘊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文藝發展的未來設計。此次文代會招待代表的演出并不是單純為了娛樂，從劇團的邀請到劇目的排定，都著意于通過示范性的文藝活動，介紹、推廣革命文藝經驗，宣告新的人民文藝的未來走向。

一

第一次文代會的具體實施是在籌備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籌委會下設文學藝術作品評選委員會、演出委員會、展覽委員會、章程與重要文件起草委員會等。其中演出委員負責文代會期間的演出，由歐陽予倩（戲劇家）、李伯釗（人民文工團團長）、馬彥祥（華北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舊劇處處長）、馬思聰（人民文工團副團長）、賀綠汀（人民文工團副團長）、袁牧之（中央電影管理局局長）、汪洋（北平電影制片廠副廠長）、盛家倫（音樂家）、陽翰笙（劇作家）、史東山（電影導演）、丁里（華北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社長）、舒強（華大文工一團團長）、邵惟（華大文工二團團長）、吳雪（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劉郁民（人民文工團導演）、呂驥（音樂家）、李超（華大文工三團副團長）組成，主任委員是歐陽予倩，副主任委員是李伯釗、馬思聰①。

演出委員會下設五個組：（一）秘書組，組長馬彥祥，秘書劉念渠，秘書干事劉愛珠；（二）節目組，組長戴浩，負責節目的排定，兼及劇場的租用；（三）技術組，組長汪洋，負責輔助各團解決舞臺裝置與燈光問題；（四）宣傳組，組長蕭甲，副組長李凌，負責對外的一切宣傳工作及說明書的編印；（五）學習組，組長蕭甲，副組長柯靈，負責組織學習、訪問，整理戲劇展覽資料與布置展覽會場。

1949年4月15日，籌委會常委會在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演出委員會計劃“約請五大解放區及四大野戰軍的劇團來平公演”②。4月27日，籌委會分別致電加以邀請，筆者在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見到了幾封電文底稿，抄錄如下：

致第一、二、三、四野戰軍

東北、中原、華北解放區的電報：

前電想必收到。在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舉行一次全國規模的演出展覽，在交換及總結經驗上，在進一步推進工作上，在解決普及與提高的問題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決定正式邀請貴軍/區選派一個劇團帶著最好的節目，在五月底以前趕到北平來參加。當貴軍/區決定了劇團、行期、節目、人數，請即電告。

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

四月廿七日

致華東解放區的復電：

來電敬悉。我們了解貴區劇團在大軍南進中擔當的重要任務，仍然希望能選派一個劇團到北平來參加演出，盼即電告行期。

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

四月廿七日

致西北解放區的復電：

來電敬悉。我們以為西北解放區的戲劇，有著悠久而光榮的歷史與優秀而顯著的成就，在這次舉行的演出中，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請貴區還在大軍勝利南進的工作需要中，無論如何，選派一個劇團，在五月下旬以前，趕到北平來參加。這是全國文藝界一致的期望。行期決定，盼即電告。

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

四月二十七日

此后，對于這次演出，演出委員會經過討論，制定了劇團參加演出暫行辦法，并在1949年5月的《文藝報》刊出③。據當時工作人員的記述，此辦法“除了日期，因為文代會一再延期之故，差不多正好后移了約一個月外，其他是完全實行了的”④。參加演出的外地文工團人數約一千三百人，住宿由籌委會秘書處總務科統一辦理，先到的住在東總布胡同十號，后來的分散居住。參加演出的文工團的往返旅費、伙食及演出費，“完全是自己負擔的”，但每一場演出都有相應的補助，而參加演出的“梅蘭芳、周信芳與李少春，則純屬義務”⑤。

籌委會于5月25日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決定參加大會評選演出的戲劇。6月5日至15日預演，使各劇團互相觀摩。26日開始正式評選演出，并決定增加邀請冀魯豫曲藝界及石家莊曲藝界參加評選演出。另外，“演出委員會并分出音樂評選演出組，現亦在選排節目中”，同時決定“在大會揭幕（六月二十五日）的晚上舉辦一個大型的晚會”⑥。然而，由于文代會一再延期等原因，日程的排定和節目的安排也一再更改。此間也有地方曾致電籌委會申請參加演出，根據筆者在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的發現，比如冀中區黨委宣傳部6月17日電告籌委會：“前冀中軍區火線劇社要求赴平為文代會演出《王秀鸞》（此劇為該劇社所創作現仍保留原來大部演員）請批準。如不需要，則另請允其酌派幾名優秀演員列席大會，希即復。”

抗敵劇社（1940年）

二

關于此次演出的劇目和具體日程，在筆者所見的資料里，《文藝報》《人民日報》《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以及當時在演出委員會工作的劉念渠、吳青編撰的《在人民的舞臺上》均有記載，但出入較大。筆者在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看到兩份文聯舊檔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招待代表演出日程》（以下簡稱《日程》），一份日程是排印版，標有“歸檔，一代會類，第17號”的字樣，一份日程是手寫油印版，內容相同，只是另外標注了每場的人數，少了“注意事項”等內容。油印版應為草稿，排印版為最后的正式日程表。此《日程》毫無疑問有權威性，但和實際的演出仍不相符。具體原因，劉念渠、吳青編撰的《在人民的舞臺上》中有解釋：“節目的排定，也頗費周折。代表們每天上午開大會，下午有小組會，精神很疲勞，所以原則上只能晚間演一場，并且要保證全體代表每一個節目都能看到。加以東北七單位到達最晚，節目等情況與演出的需要未能預先了解；演出中途華大文工一團的部分同志參加了出國文工團，準備九月四日在匈牙利京城布達佩斯召開的國際青年節中的演出，原定大會的節目就不得不停演了；此外個別節目的改動與增加，時間與場所的臨時變改，使原定的演出日程改動多次。”⑦

連環畫《王秀鸞》

排印版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招待代表演出日程》由演出委員會在1949年7月1日制定，具體如下：

根據《在人民的舞臺上》的記載，此日程有如下改動：7月8日除了晚間的演出，在白天由華大文工三團演出了《紅旗歌》（國民大戲院）；7月12日的演出改為一野戰斗劇社的《女英雄劉胡蘭》（國民大戲院）；7月13日改為三野文工二團演出《一樣愛護他》《碾勝利米》《立功花鼓》（大華電影院）；7月22日除晚間的演出，在白天由南方代表第一、二團演出《等因奉此》《南下列車》《血濺宋公園》（解放影劇院）；7月23日改為革命大學文工團演出《大秧歌舞》《夫妻識字》《一場虛驚》《王大娘趕集》（國民大戲院）；7月24日因故停演；7月25日白天上演了魯迅音樂工作團的《音樂會》（國民大戲院），晚上由梅蘭芳等演出《文昭關》《三岔口》《霸王別姬》（長安大戲院）⑩；28日，由周信芳等演出《蝴蝶杯》《四進士》等（長安大戲院）。《在人民的舞臺上》的敘述是可信的，作者親歷了整個演出過程，而且這個日程也在下文將要提到的很多與會代表的日記里得到證實。

此外，演出委員會還臨時組織了十場電影演出：7月13日是東北電影制片廠的《民主東北》《橋》；14日是東北電影制片廠的《解放東北的最后戰役》《回到自己的隊伍來》；15日是東北電影制片廠的《普通一兵》（蘇聯影片華語對白的翻版）；21日是啟明公司的《祥林嫂》；22日是昆侖公司的《希望在人間》；23日是文華公司的《夜店》；25日和26日是昆侖公司的《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上、下集；27日是昆侖公司的《八千里路云和月》；28日是國泰公司的《憶江南》。放映地點都在美琪電影院，前三場是下午兩點，后七場是上午九點半{11}。

從演出的節目、演出的團體來看，無疑以來自解放區的團體和作品為主，內容也多為工農兵題材。“參加演出的團隊……十之七八是曾在老解放區工作過多年的。演出的節目，無論在內容上和形式上表現了何等的多樣性，十之八九是一九四二年發表了毛主席所提出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針以后的作品。”{12}以文藝演出為契機，把革命文藝的經典作品推向更廣的范圍，這些交流、學習和示范無疑是確立中國當代文藝方向的重要舉措。

三

按照演出辦法，除指定一場招待代表以外，其他演出可以向大眾售票。但演出開始之后，大會主席為了給文工團提供更多的相互觀摩和學習的機會，決定“盡可能的使各節目多演一場招待參加戲劇演出的文工團隊”{13}。《在人民的舞臺上》所記招待文工團隊的演出日程如下{14}：

組織演出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展示新文藝的成績，另一方面要給參演的劇團提供交流和學習的機會，通過演出交流來明確當下革命文藝的原則以及存在的問題：“我們說學習，一方面，首先就是向各團隊學習如何以戲劇為工農兵服務與如何更好的為工農兵服務，比較具體的說，即是：各團隊演了寫什么戲，用什么形式反映了現實，這些戲是怎么創作的又怎樣演出的，他們有著怎樣的特點，在廣大的觀眾群中發生了何等效果，以及，這些戲是如何生根、成長壯大起來的等等。另一方面，是各團隊及其工作者之間的相互學習，如何采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如何發現問題并試行解決問題。”{15}

尤其是對新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而言，演出所具備的示范意義更為明顯。“老解放區的文工團隊在共產黨的領導與培養下，在毛澤東的文藝方向號召下，正大步走向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這是新解放區、待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所急于要了解的、要學習的。”{16}為此，演出委員會成立了一個聯絡小組，由白楊、舒繡文、張瑞芳、歐陽紅櫻、歐陽敬如、黎莉莉、王蘋和華大二團王負圖、人民文工團韓冰、青年劇院段承斌等十人組成，在演出之前對幾個野戰軍的文工團進行了訪問。

同時，演出委員會成立了學習組，由賴少其、歐陽予倩、吳雪、柯靈、王負圖、馬彥祥、盛家倫負責計劃。計劃的學習方式是報告和座談兩種，其中報告擬定的內容為：如何為兵服務、如何為工服務、如何為農服務、國統區的斗爭經驗、國統區的學生劇運等。演委會學習組共組織了兩場報告，每場參加的人數約五百人。一場是6月15日在解放影劇院舉行的部隊文藝工作報告，由華北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蘇凡作題為《兵演兵》的報告，介紹了第十九軍的兵演兵運動，三野文工二團趙夫征介紹了渡江文藝鼓動街；另一場是20日舉行的工廠文藝工作報告，由阿英作報告{17}。

座談原計劃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以一個戲為中心，“先就《女英雄劉胡蘭》《子弟兵與老百姓》《大翻身》《紅旗歌》與《民主青年進行曲》五個戲來組織，各團隊先行自己討論，將總結由三數（原文如此——引者注）干部同志帶到座談會上來，經討論后，做出結論”；一種是根據工作性質分別舉行的，包括劇作、導演、演技、裝置、作曲，“由各團隊的這幾部門的負責同志分別出席，并請國統區的戲劇代表們分別參加”{18}。不過由于時間原因，僅舉行了一次關于《女英雄劉胡蘭》的座談。

《女英雄劉胡蘭》座談會6月24日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召開，由戰斗劇社主持，座談之前擬定了一份座談大綱，經演出委員會轉發給各文工團隊及戲劇代表。主要內容是對基本思想內容、結構、人物、作曲演奏、導演和演員、整個演出（包括舞臺各部門工作）有什么意見；如何吸收中國各地方戲劇優點，從劇本結構、戲劇音樂、場面安排、演員表演等方面討論如何創作民族的、有地方色彩的新歌劇。田漢、洪深、顧仲彝、白楊、舒繡文、張駿祥、馮亞超和各文工團隊的代表參加了此次座談。座談會認為這個戲的不足是“沒有把毛主席送給劉胡蘭的挽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深刻地表現出來”，但音樂方面“富于陜西的地方色彩”，同時也指出“在行軍工作最忙的當中，創造出這樣一個劇本，用以教育黨員和群眾，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

演出資料的展覽也是交流和學習的方式。第一次文代會籌委會設有展覽委員會，負責作品的征集和展覽。演出展覽的資料“是在短短不足三十天的時期內，由演出委員會分向各方面征集材料，由展覽委員會統一于美術展覽之內舉行的”{20}。展覽地點在北平藝專，7月1日預展，次日正式展出，至7月25日閉幕。華大文工一團、華大文工二團、華大文工三團、人民文工團、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戰斗劇社、抗敵劇社、革大文工團、華北平劇院、濟南大眾平劇院、大南勝利劇團等十一個劇團參加了此次展覽，另外還有華東、華中、西北各解放區的戲劇作品以及新解放區的西南劇展，華南的中原戲劇社、中國藝術劇社，上海的傀儡戲、影劇評論，粵劇及華南音樂作品等。總計展出“包括團隊史實（斗爭經驗）、工作成績，圖照，統計，海報、入場券、說明書，錦旗，劇本及戲劇出版物，手記，模型，犧牲同志遺物等等，還有一些電影照片，凡七百五十余件”{21}。

此次演出在代表中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將近一個月的演出，是這次文代會最具體而出色的表現。參加會議的代表說：‘有時在會場沒得到什么，在看戲中卻得到不少教訓。’”{22}戰斗劇社的演出人員回憶，《九股山的英雄》因為“內容站得住腳，有戰斗性，有生活氣息”，演出廣告刊出后，“從頭一場開始就天天爆滿，每天還有不少人買站票看演出，戲劇界的朋友為我們的演出舉行座談，中央廣播電臺播出錄音剪輯”{23}。很多參會代表在日記里都記載了他們觀看演出時的感受。王林在日記中認為華北文工團演的《民主進行曲》“比去年的改善多了，但時代比去年前進多了。其中最好的是描寫國特學生的陰謀活動，示威場面導演得好”。他在日記中還寫到，《炮彈怎樣造成的》“是成功的”。對洪深、張瑞芳等名人演《等因奉此》《南下列車》以及《血濺宋公園》，王林的評價是“諷刺國民黨區官僚生活甚生動”。三野文工團的淮海大合唱“戰爭氣氛濃厚”，王林認為，“這個偉大的歷史場面和英雄史詩，應敏感記錄下來傳之永久”{24}。

華東代表團的馮毅之在日記里也記載了觀看節目演出時的感受及見聞。他在日記里認為《上戰場》《買賣公平》《趙喜來慶功》“都是表現戰士生活，刺槍、射擊、進攻送炸藥、磨刀等動作都舞蹈化了，動作和音樂也很有節奏，大家覺得不錯”。華大文工三團演出的《紅旗歌》，他認為“相當成功”：“演員水平很整齊，對工人生活很熟悉，在表演工人作風和情感上，也很象那回事，沒有使人感到別扭和不舒服。落后工人馬芳姐的性格掌握很穩……她是具有工人性格的，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真實又可愛。”《民主青年進行曲》“黨的領導表現的很成功”，因此馮毅之認為“不但應學習這樣的創作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學習中，也應當學習這種優良作風和高貴品德”{25}。

當然，代表們對一些作品也有不同意見，如對《硫磺廠》《九股山的英雄》《不要殺他》多有批評。王林認為，李伯釗寫的歌劇《硫磺廠》實在不佳：“簡直是一堆淺薄的材料，即算一個總結報告，也不是個好報告。我是朝‘人民文工團’五個字去的，甚為失望。”{26}馮毅之在日記里還寫到，火線劇社演《王秀鸞》不如在河間時演得好：“最后一場倒是進步了。大春第一回回家對舞一段，穩重得平庸，不如早先的熱情奔放。勞動也是為了生活真實，而缺少藝術了……先入為主，不比前者強很多，觀眾是不能滿足的。劇本長，演四個半鐘頭。陳學昭看了直說哎，什么都搬上去了。”戰斗劇社演出的《九股山的英雄》的戲劇性和舞臺效果也遭到代表的批評，馮毅之在日記里就記載了一些代表的意見：“一啟幕就槍炮震耳。硝煙彌漫。這不是廣場是劇院，動用這樣強烈的效果是費力不討好。我身邊有個沉不住氣的同志說：‘不應當這樣搞法，觀眾怎么受得了！’立即有人同情說：‘表現戰爭這是最笨拙的方法，藝術應有藝術的特點和方法。’對這個劇沒有《紅旗歌》反映好。”{27}

不同于官方的公開報道，代表的日記更偏重于藝術層面的分析，同時不乏批評性的看法，但批評的主要是節目的表現形式。可見當時文藝界的思想狀態在過渡時期的不確定性，對新文藝政策的理解也存在差異。尤其是解放區和國統區作家在藝術觀點和表現方法上“矛盾更大”，譬如“《三世仇》把死人抬上舞臺，《劉胡蘭》（應為《女英雄劉胡蘭》——引者注）在舞臺上鍘活人，戰爭劇用炸藥爆破”，國統區戲劇專家對此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不是現實主義的藝術，而是庸俗的自然主義表現”，但解放區的戲劇工作者“不能接受”，認為這些表現手段“達到了強烈的效果和藝術真實感”。6月25日第一次文代會黨組干事會上，周文就認為，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代表“在藝術觀點和生活作風上都有隔離”，國統區的代表認為解放區戲劇的政治性太強，藝術性太低，太粗糙。解放區的代表則答復，“要為工農兵服務就是這樣，高深的藝術群眾不能接受”{28}。

第一次文代會雖然正式宣布了新的文藝方向的確立，但文藝界其實還是面臨著統一文藝思想和文藝表現形態等諸多難題。第一次文代會的演出，以及演出委員會組織的學習和交流，其目的也恰恰是在如何理解和表達新的文藝方向等問題上確立一致性。第一次文代會結束后，很多代表也表達了觀看戲劇演出的感受。上海代表陳白塵返滬后表示：“這一次參加文代大會對個人來說得到很多的感觸。觀看了老解放區作品展覽會及各劇團的演出，驚人的成績，告訴了我，新的藝術是富有生命力的，這是一次文藝的大革命，我雖然僅只到了北平，但是看了老解放區的作品和演出，就等于到了老解放區一樣。”因此在他看來，這次大會給了他一個向老解放區同志學習的機會。熊佛西、藍馬等人則表示要在思想各方面都繼續學習{29}。他們表達了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的態度，這是解放區文藝的方向，也是第一次文代會所要推行的文藝發展道路，不管這種態度是否真誠，新的文藝方向顯然已經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梅蘭芳在第一次文代會

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

四

此次文代會的招待演出無疑顯示了解放區文藝的特征，以及它在中國當代文藝中的核心位置。正像張庚在第一次文代會所作的報告《解放區的戲劇》里指出的，《白毛女》《血淚仇》《王秀鸞》《赤葉河》《反“翻把”斗爭》《紅旗歌》《民主青年進行曲》《炮彈是怎樣造成的》等作品“都是作者們深入群眾生活，體會政策并在創作過程中吸收了群眾意見，甚至和群眾共同創作而產生出來的”，因此具備了這些特點：（一）內容上，較一般作品反映現實為深刻，典型性較多，教育意義較大；（二）在形式上或語言上吸收了民間文藝中的優良成分而又大膽發展和提高了它們；（三）在導演、表演、音樂、舞蹈，以至裝置、服裝上，有一方面或幾方面的創造；（四）特別值得提起的是，這些作品和演出全是和當時的具體政治任務相結合，并且是結合得較好，而非脫離現實斗爭的{30}。

此次演出的很多作品在解放區早已被確立為經典，譬如《反“翻把”斗爭》反映東北土地改革運動，中共東北局在1947年曾“以該劇深刻反映現實，對當前土地改革工作深具教育意義，特予該劇作者及演出人員記大功一次，亦予物質獎勵”{31}。第一次文代會前，《人民日報》也曾刊文推介《王秀鸞》：“勞動能創造幸福，生產是發家致富的根本，但舊社會有多少勞動工人、農民埋頭苦干，勞勞碌碌一輩子，臨終還是撈了個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因為舊社會是一個制造窮困的剝削社會。王秀鸞這一個劇充分的說明了：只要你肯勞動，你就是象王秀鸞那樣柴無一根、米無一粒，在共產黨領導下扶助下，同樣也能發家致富，大囤滿小囤流，得到幸福的生活。”因此在新的時代里，在“革命要在全國獲得勝利的時候”，《王秀鸞》所倡導的勞動具有了“響應毛主席號召”“提高生產”的當下性意義{32}。

《九件衣》則被視作舊劇改革的典范，在東北文藝工作會議上得到普遍好評，獲得了哈爾濱市政府的獎勵，被認為是“改造舊劇以來很有成績的劇”，說明“中國舊劇經過改造以后，正向為人民服務的途徑邁進”{33}。《戲世界》雜志則把《九件衣》視作舊劇界的轉折：過去的戲劇界只知道“在一個死圈子里轉演些固定的舊戲”，“為什么一出戲（舊戲），你也演他也演，總有些人在爭著看，其實觀眾看的不是戲，而是在捧角，自己享受一些精神上的愉快，這些錯誤的觀念，以往多少年來都是這樣，伶人是為藝術而藝術，看戲的觀眾是去欣賞藝術，去捧角，去出風頭”。新的時代里，“從來演戲的伶人們，應當消除過去錯誤的觀念，認清自己的責任，應當上演有益群眾的戲”。而《九件衣》是純正、沒有毒素的平劇，是群眾的戲，因此應“多多排演九件衣，看戲的人們也應當多看九件衣，因為新時代的藝術是群眾的，我們由群眾里出來，而且要再走進群眾里”{34}。此外，《野豬林》《四勸》也被視為舊劇改造成功“很好的例子”。《四勸》是“最新的嘗試”，“用現代服裝，描寫現代事實，而能協調不生硬收到很大的效果”{35}。

第一次文代會結束后，一些節目被留下繼續在北平演出，據《人民日報》報道：“東北文教隊來平參加文代會，演出工人歌劇《立功》及農村劇《陰謀》，獲得各界贊譽。尤以《立功》一劇博得全市工人熱烈歡迎。市總工會根據工人要求，特請該隊留平，自本月十四日起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演出《立功》劇，招待工人。據估計此次來觀此劇的工人將有十萬，包括產業、手工業、搬運等工人。”{36}

還有一些節目被會議代表帶回地方進行排演，如《紅旗歌》的作者魯煤曾回憶：“一天上午我和代表們一同觀看此劇。幕間休息時，上海代表團幾位老戲劇家找到我，說他們回上海要排演此劇，讓我介紹該劇的創作情況。”{37}第一次文代會結束后，軍管會文藝處副處長于伶由北京返滬，“帶來老解放區名劇《紅旗歌》劇本，該劇本已由劇影婦女協會話劇電影組獲得，即將籌備排練演出”{38}。此劇演出陣容強大，由上官云珠飾馬芬，黃宗英飾金芳，傅慧珍飾小蘑菇，吳英飾大梅，張鴻眉飾仙妮{39}。周揚1950年在《人民日報》發文談論《紅旗歌》時說：“《紅旗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慶、蘭州等城市陸續演出，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特別是工人們的歡迎。在上海已連演一百四十八場，現在還在繼續；在南京的演出也突破了從來該地話劇賣座的記錄。”{40}在魯煤看來，他創作的《紅旗歌》廣受歡迎的原因在于，它表現的是一個政治性主題：“歌頌共產黨，歌頌民主，歌頌工人階級。”通過看這出戲，觀眾“了解到共產黨是真心實意尊重、愛護、關心老百姓的，和壓迫、剝削、殘害老百姓的國民黨反動派完全不同，從而增進了對共產黨與人民政府的熱愛與擁護”{41}。

第一次文代會結束后，這些作品得到了進一步的經典化，成為代表中國當代文藝方向的典范之作。周恩來1949年8月4日在給袁牧之的信中再次肯定了第一次文代會的演出節目，并建議列入故事片拍攝計劃：“四十二部故事片，應將這次文代會中演出各戲算入，如白毛女、赤葉河、王秀鸞、劉胡蘭、紅旗歌、青年進行曲、炮彈怎樣造成的、無敵民兵、九股山等等均可拍制成片。如嫌短，則可將兩出戲當作一部片。如此，可調一兩個文工團來參加拍制，甚至前線文工團亦可參加。腳本、導演、演員均有，再加新聘的編、導、演參加工作，既有實際工作可做，又可彼此學習，無須等候半年一載才有東西拍。如能在半年內拍出這樣的十個片子，則對于國內外的宣傳將大有裨益。”{42}

此次參與演出的《王秀鸞》《女英雄劉胡蘭》《赤葉河》《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血淚仇》《紅旗歌》《王克勤班》《不要殺他》《兄妹開荒》《團結立功》等，都入選了新華書店出版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這套叢書1948年由周揚主持編選，“是解放區近年來文藝作品選集，這是實踐了毛澤東文藝方向的結果，這套叢書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43}。這套叢書作為禮物送給了第一次文代會每一位參會代表。出版委員會為了創作新小人書，早在1949年6月14日就召開座談會，認為應創作新內容的小人書作為示范，并確定了《新兒女英雄傳》《白毛女》《王秀鸞》《九件衣》等二十余種{44}，很多同樣是此次文代會招待演出的節目。可見，經典化的形式是多樣化的，且在內容上多有重合，正是通過各種方式的不斷強化，這些來自解放區的作品被一步步塑造為具有示范意義的“典范”。

第一次文代會期間的戲劇演出被稱為“第一步豐收”{45}，盡管在表現形態上存在不同意見，但這些演出無疑代表了“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方向。作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性作品，它們的示范性意義不言而喻，這些作品不僅供參會代表學習、觀摩，而且逐漸被引介到全國范圍進行推廣，昭示著文藝新的階段的開始。

注釋：

① 參見劉念渠、吳青《在人民的舞臺上》，詩劇文出版社1949年版，第44—48頁。

② 《文藝工作者代表會籌委會常委開會》，載《人民日報》1949年4月16日。

③ 《文代籌委會近況——之二》，載《文藝報》1949年第2期。

④⑦⑩{11}{13}{14}{16}{17}{18}{19}{20}{21}{45} 劉念渠、吳青：《在人民的舞臺上》，第52頁，第56頁，第56—58頁，第61頁，第55頁，第59—60頁，第62頁，第64頁，第63頁，第65—66頁，第66頁，第66—67頁，第11頁。

⑤ 劉念渠、吳青：《在人民的舞臺上》，第52頁。關于演出費用問題，文代會副秘書長陳企霞說過，馬彥祥是文代會演出方面的負責人，“有一次，為了要求梅蘭芳演出一次出錢的問題，馬與我在電話里商量演出報酬，我當時并不了解梅的演出是不能少錢的，曾向馬提議減少演出費用（這費用當時覺得很大），馬發脾氣把電話掛了，卻到周揚同志處說我發脾氣把電話掛了”（陳恭懷：《關于父親的〈陳述書〉》，載《新文學史料》1998年第1期）。

⑥ 柏生：《全國文代籌委演出委員會將舉行戲劇評選預演》，載《人民日報》1949年5月28日。

⑧ 演出的場所中，國民大戲院原屬中電三廠，解放影劇院由建國東堂更名，民主劇場原名開明劇場，美琪電影院和長安大戲院則是私營的。

⑨ 演出的劇目為冀魯豫民藝聯的落子《東北大軍三路進關》、墜子《二元成親》，北平曲藝公會的單弦《大生產》、琴書《三女拜壽》、牌子戲《十女夸夫》、評書《渡烏江》、平韻大鼓《三勇士推破船》、梅花調《勞動女英雄》、相聲《婚姻與迷信》。

{12}{15} 劉念渠：《在這次大演出中學習》，載《文藝報》1949年第9期。

{22}{35} 浦熙修：《文代大會盛況記》，載《文匯報》1949年7月29日。

{23} 嚴寄洲：《賀龍與戰斗劇社》，載《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1期。

{24}{26} 王林：《第一次文代會期間日記》，載《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4期。

{25}{27}{28} 《馮毅之六十年作品選》，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483—484、486頁，第479頁，第462頁。。

{29} 《參加文代大會代表返滬 給文藝界帶來新的使命》，載（上海）《大公報》1949年8月6日。

{30} 張庚：《解放區的戲劇》，《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版，第189頁。

{31} 《創作土地改革劇本成功 東北文工團獲獎》，載《人民日報》1947年7月25日。

{32} 梅德善：《介紹歌劇〈王秀鸞〉》，載《人民日報》1949年6月11日。

{33} 《〈九件衣〉即上演》，載《生活報》1948年第13期。

{34} 《應看九件衣！藝術定要走進群眾里去》，載《戲世界》革新第27號，1949年4月23日。

{36} 《“立功”繼續演出將有十萬工人觀眾》，載《人民日報》1949年8月17日。

{37} 魯煤：《〈紅旗歌〉：從解放區到全國》，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第4期。

{38} 《于伶返滬帶來名劇〈紅旗歌〉》，載《青青電影》1949年第21期。

{39} 《紅旗歌演員排定》，載《青青電影》1949年第23期。

{40} 周揚：《論〈紅旗歌〉》，載《人民日報》1950年5月7日。

{41} 魯煤：《從石家莊出發：打著紅旗進北平》，載《新文學史料》1998年第1期。

{42} 周恩來：《給袁牧之的信（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頁。

{43} 《廣告》，載《文藝報》1949年第1期。

{44} 《創作新小人書座談會》，載《人民日報》1949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