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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座城市》是波蘭詩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部散文、隨筆合集。此書一九九一年首次在波蘭國內出版，一九九五年由麗蓮·瓦莉女士譯為英語在美國出版，并加上了“論流亡、歷史和想象力”這樣一個副題，分別概括了全書三輯文章大致的主題。因此也可以說，三輯大體可以提煉出這樣三個關鍵詞，只是每個詞的意義都略顯寬泛。我想提醒讀者的是：此書的文章不是那種正兒八經的論文，其文體形式靈活而多樣，但是各篇的主題都是嚴肅的。部分文章偏向于回憶性的散文，部分文章則偏向于評析性的隨筆。

此書成于作者的盛年，又值歷史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想必各種問題紛至沓來，且作者充分調動了他所擁有的一切寫作資源，包括個人和家族的記憶、各種歷史事件的解密、作家和知識分子方興未艾的對擺脫歷史鉗制的努力、作為一名職業詩人對于詩歌美學內部諸多問題的思考，這些勢必造成了本書內容上的寬闊，甚或駁雜，必然也會給閱讀帶來一定的難度和挑戰。不過，我相信這也許恰是某些讀者特別期待的。

整體而言，這本書給我的感受，既是一部簡略的個人史（主要是精神史），也是一部帶有個人問題的哲思錄、詩學啟示錄。

本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長篇散文《兩座城市》，它有明顯的自傳和回憶性質，如同一篇“成長小說”。因為文體的緣故，我們有理由相信它的紀實性。兩座城市是指利沃夫和格里威策，前者是作者的出生地，后者是他童年和少年時生活的城市。利沃夫在文中屬虛寫，是一個“失去的城市”，只出現在上一代人的講述和作者的想象里；格里威策則是實寫，從不同角度折射出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后波蘭社會的一般狀況，特別是普通人生活的真實狀況——在這座“丑陋的工業城市”，“仇恨和絕望”無處不在。

扎加耶夫斯基將自己定義為“無家可歸者”：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出生不到四個月，因為國家版圖的重新劃分，就被家人帶到了原屬異國的另一個城市；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更為復雜：“出于偶然、命運的無常、本身的錯誤或氣質上的缺點，從童年或從鍛造他的年少歲月起，他就不能或不想與他成長、成熟的環境建立起緊密和深厚的聯系。”無家可歸，成為命運的一種安排；詩人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對這種命運的承擔與克服。“無家可歸，但也并不總是不快樂。無論怎樣，這個更糟糕的城市也給我提供了各種卑微的財富，首先便是頭頂的一個屋頂。”當然，我們不難想象，還應包括精神上的財富。事實上，我們從《兩座城市》這篇回憶錄中讀到的，無不可以理解為詩人在精神上獲得的財富，無論是上一代人“被割裂為兩截”的生活，還是他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給予他影響的人物。正如作者所說：“我生活在一種成長小說里。”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詩人思想的一個起點、想象力的一個源頭，以及他逐步提高的自我認識：“我懷疑，在許多交談者眼里，我也許是一個令人不快的、自負的自命不凡者……我是荒謬的。”“我是誰？一個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年輕的唯美主義者？然而，我不曾鄙視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如何生活，才不傷害他人，才能幫助他們。”在扎加耶夫斯基的思想里，有一種傾向，便是對于生活本身的熱情，其實它也深植于他的早年：

我體驗到某種全新的東西：一個人可以與他人同在，在團體中間，在一群人中間，卻仍然只是自己。一個人能敏銳、動心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同時不失去自我，或作為個體和普通人的特性。

需要說明的是，《兩座城市》并不只有抽象的議論，相反，它更多是通過細節的刻畫，達到對于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有這樣一個例子：

我們樓下的一個鄰居，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住所。有時他穿一件藍色睡衣出現在院子里。他也來自利沃夫。他屬于移民社區激進的一翼，并且拒絕接觸新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他穿睡衣走進院子，這樣，就沒有人會認為他離開過房子。不過是一個囚徒在監獄做一些身體的鍛煉。那時我不理解他，他讓我發笑；我現在想到他，想到一個人自己判自己多年的監禁，生活在那些沒有被打開過的旅行箱、后德國的墻壁、半明半暗的環境中，是怎樣一種苦難。他是一個老人，滿懷仇恨和絕望。也許他在夢里回到了逝去的日子，那個不得不離開的地方。這也許就是為什么他總是穿著睡衣。他生活在夢里，只是在夢里。他的睡衣，猶如一件潛水服；他潛入往昔，仿佛一個蛙人。

我相信，這樣的敘述高過許多的長篇大論，其穿透力，完全是可以超越國界和語言的。可貴的是，在《兩座城市》里，這樣的文字隨處可見。

《兩座城市》之后，作者還有一部同樣具有自傳性的回憶錄《另一種美》，可以看作是其姐妹篇，后者既是前者的補充、延續，更是擴展和深入。

蘇珊·桑塔格在其長文《智慧工程》里說，扎加耶夫斯基的書“部分是關于掙脫歷史鉗制的沉思”，即“如何將自我從歷史的猙獰鬼臉和反復無常中解放出來”。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大體來說，扎加耶夫斯基不能算作“清算文學”的代表，他“并沒有再去提供一份譴責，直指歷史上的罪行和壓迫”。

從本書的第二部分來看，兩篇文章，矛頭雖然也會指向“罪行和壓迫”，但是文字的意義又不止于此，它們差不多都采取了巧妙的反諷方式，都有超出社會學研究的價值。作者給它們選擇了一個總題：“公開的檔案”。所謂“檔案”，公開就具有“解密”的性質，同屬于作者的“個人化歷史”的寫作。限于篇幅，具體內容不在此詳述了。

上帝在哪里？——在受苦里，還是快樂里，在一束光里，還是在恐怖里？在富裕而自由的城市里，還是在集中營里？當然，我知道，很幸運我知道，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后一部分并不困難。然而，如果上帝偏愛黑暗和恐怖充斥的地方，那意味著什么？啊，在美里面，我也感到神圣的存在，但是，對我來說那似乎不是同一個上帝。是的，我知道，一個人必須敞開自己，必須謙卑地接受到來的一切，而不是堅持要理解那些不可理解的事物。我不應談論這個，我是誰？冒險闖入一個屬于教士的領域？我只是一個門外漢，我應該保持在自己的能力、經驗和反思的范圍內。

譯者不能確定第二部分《春天的雷雨》有多少自述的成分（它講述的部分往事的確并不是發生在作者身上的），但是，它確實透露了詩人在移居巴黎后的一些信息。作者在出國后確實也發生過轉變，“朝向美學領域的飛升”。詩人的老朋友朱利安·科恩豪塞爾曾批評他改變了自己“集體的主題”，成了一個單純的“抒情詩人”。對于自己被指控為一個“淺薄詩人”，扎加耶夫斯基有過這樣的自我辯護：“在波蘭，很多批評家指責我，說我漂浮到了一個審美愉悅的輕浮海面。當然，這樣的看法并非是唯一的；波蘭也有批評家能夠公正地看我，他們認為我依然在對歷史做出反應，不過不再是以我年輕時習慣的那種方式。”

本書的第三部分題為《新拉魯斯百科小詞典》，作者以影響頗大的一種法語詞典之名，可能意在借喻本輯內容的廣泛性和靈活性。這一部分，主要是作者對于波蘭和歐洲幾位詩人和作家的精短評論，以及作者關于一些哲學和詩學問題的思考，大都不成體系，有時只有思考的結論，并無更多的論證。

就在完成《兩座城市》一書的翻譯后不久，譯者在波蘭文化網站上看到一條消息：扎加耶夫斯基在德國被授予以讓·埃默里的名字命名的“歐洲隨筆寫作杰出成就獎”。讓·埃默里是一位猶太作家，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一九六三年后以散文和隨筆寫作反思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而廣為世界所知。扎加耶夫斯基被視為一個“擅長多語種的波蘭人和一個世界主義者”，由奧地利作家羅伯特·梅納瑟領導的評審團做出了表彰的決定。評審團的授獎詞里寫道：

扎加耶夫斯基結合了明亮的政治意識和共情的藝術關懷……博學，而不自視其高；全面，而不流于瑣碎；反諷，而不憤世嫉俗。他帶領讀者穿行于歷史和當代的歐洲文化，使他們因此而改變、豐富，并更為清醒地意識到我們懸而不明的處境。

幾年前，扎加耶夫斯基也獲得過由中國詩人黃禮孩主持的“第九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以及在北京頒發的第四屆“中坤國際詩歌獎”。他的詩歌選集《無止境》和隨筆集《捍衛熱情》也由花城出版社收入“藍色東歐”第三輯出版了。總之，對于這位杰出的詩人和散文家、隨筆家，中文讀者開始逐漸熟悉起來。譯者希望《兩座城市》及《另一種美》的出版能對我們理解詩人的思想與寫作藝術有所助益。譯文中或存在這樣那樣的瑕疵，也請尊敬的讀者、師友們不吝賜教，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