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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納西?威廉斯回憶錄》是二十世紀傳奇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唯一一本親筆自傳，作者在書中坦誠地回顧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不僅披露了許多著名戲劇的緣起與創作過程，還忠實講述了其不畏艱難永攀藝術高峰的奮斗經歷。

“這是一本赤裸裸的‘懺悔錄’，作風大膽，美國文藝界為之咋舌，當然也有嗤嗤的笑聲。但威廉斯一向我行我素，旁若無人，他描寫人類感情從來不加掩飾，這是他作品感人的地方。他在自傳中，有勇氣把自己的內心感情和盤托出，實在也就不足為奇了。”

——白先勇

選 讀

我的青春期有很多困擾，我因此受到傷害，關于這一點我想已無須多言。這些困擾在青春期之前就開始了—我認為它們顯然早在童年時期就扎下了根。

在密西西比州度過的人生前八年，是我最為天真快樂的時光。這是因為與我們同住的親愛的外祖父母戴金夫婦使得家庭氛圍慈愛而和諧。還因為有我姐姐和我們家美麗的黑人保姆奧齊所在的那個天然、甜美的半幻想世界，它與世隔絕，別人幾乎都看不見，只有我們三人的神秘小圈子能看見。

那個世界與那段迷人的歲月，因我們突然舉家遷往圣路易斯而告終。搬家前我生了一場病，被密西西比州一位小鎮醫生診斷為白喉及并發癥。這場病持續一年，險些致命，不僅使我的身體、也使我的天性發生了巨大改變。患病前，我是個精力旺盛、生性好斗、幾乎愛欺負人的小男孩。而病中，我學會了一個人玩自己發明的游戲。

仍歷歷在目的有一種牌戲。不是接龍。那時候我已讀過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我將黑牌與紅牌當作為特洛伊城而戰的敵對兩軍。王族—希臘軍與特洛伊軍的人頭牌—是國王、王子和英雄；數字牌則是普通兵士。他們以這種方式作戰：我將一紅一黑兩張牌合掌相拍，臉朝上掉落在床的那張算是勝者。罔顧史實，特洛伊的命運僅憑這些牌的小小比武決定。

在生病和獨自游戲的這段時間里，我母親過度熱切的關懷種下了我的陰柔氣質，令我父親大為不滿。我注定將成為異類，偏離東田納西拓荒英雄的族譜。

我父親家世顯赫，而今至少在名聲上已稍顯沒落。他是這些人的直系后裔：田納西州首位參議員、金斯芒廷的戰斗英雄約翰·威廉斯，田納西州首任州長、“諾利查基人”約翰·塞維爾之弟瓦倫丁·塞維爾，以及西部領地（田納西成為聯邦一州之前的稱呼）首任總督托馬斯·拉尼爾·威廉斯一世。根據公開發表的系譜記載，塞維爾家族可以追溯到小小的納瓦拉王國，家族一員的保護人曾是波旁王朝的君主。后來家族依宗教信仰不同分為兩支：羅馬天主教徒與胡格諾教徒。天主教徒保留格扎維埃（Xavier）的姓氏；胡格諾教徒則在圣巴托洛繆大屠殺時逃亡英國，并更姓為塞維爾（Sevier）。圣弗朗西斯·格扎維埃（St. FrancisXavier）使許多中國人皈依天主教—在我看來，這是一項英勇卻不切實際的事業—他是我們家族最為世人所知的一位。

我的祖父托馬斯·拉尼爾·威廉斯二世承先人之志，在失敗的田納西州州長競選活動中，將自己和妻子的家產揮霍殆盡。

諾克斯維爾那座威廉斯家雄偉的老宅子如今已改建成一所黑人孤兒院—也算得其善終。

采訪記者和訪談節目主持人最不厭其煩地向我提的問題是：

“你出生在密西西比州，那‘田納西’這個名字怎么得來的？”以上就是我筆名的由來了—也顯示了我南方人攀附家譜的缺點。

我父親科爾內留斯·科芬·威廉斯在成長過程中很少受到他母親溫情的影響，因為美麗的伊莎貝爾·科芬·威廉斯女士二十八歲時因肺結核過世。所以，我父親的性格粗獷而強悍。他在貝爾巴克爾軍校就讀時，也并未磨礪得溫馴些，大部分時間都因違反校規而在禁閉室里度過；禁閉室唯一的食物是大頭菜，這是他從不允許我們家飯桌上出現的一種蔬菜。在田納西大學學了一兩年法律之后，美西戰爭期間，他參軍當了少尉，感染傷寒，掉光了頭發。我母親聲稱，他仍舊很英俊，直到他開始酗酒。我從沒見過他戒酒和英俊的樣子。

不過，大量飲酒對一個密西西比旅行推銷員而言，算不上什么壞事。在電話公司短暫工作之后，他轉行做了皮鞋推銷員，這個四處走動的工作他做得很成功也很受歡迎，并且對撲克牌和輕浮的女人漸漸養成了興趣—這也是我母親的痛苦來源之一。

他的推銷工作大獲成功，因此國際鞋業公司調他到圣路易斯一家分公司做銷售經理—這次升遷使我們全家搬到了鞋業批發公司總部所在地圣路易斯，也剝奪了我父親賴以尋樂的自由放蕩的生活。

爸爸先于媽媽、羅絲和我去了圣路易斯。

他到聯合車站來接我們。我們離開那座設計奇特、面臨拆毀的灰色石頭建筑，經過了門外一個水果攤。我走過攤子時，順手摘了一顆葡萄。爸爸狠狠地朝我手上拍了一巴掌，低沉地吼道：“別再讓我逮著你偷東西！”

我父親個性中不討人喜歡的方面不勝枚舉，但我認為，比這些更重要的，我也希望遺傳到的兩大美德是：待人接物時的完全坦誠與完全真實，至少他問心無愧。

我們圣路易斯的第一個家在威斯敏斯特街，那是一條宜人的住宅街，路旁種著高大的行道樹，看上去簡直像是南方。羅絲和我交了些朋友，童年生活很愉快，我們和朋友一起玩“捉迷藏”和“小羊快飛”，在炎夏用花園的水管沖涼。我們家隔一條馬路就是洛爾萊游泳池和西區詩歌電影院，我們常繞著街區進行自行車比賽。羅絲走得最近的朋友是一個漂亮小孩，她母親是個勢利眼，常在我倆面前貶低我們爸媽。我記得她有一次說：“威廉斯太太走在街上總是像走在大西洋城濱海大道上，威廉斯先生趾高氣揚的，像威爾士親王。”

我不清楚為什么我們從威斯敏斯特街搬去了泰勒南街5號；也許是在泰勒南街的公寓曬得到更多陽光（我母親“肺部有個黑點”，正在休養）。反正，這使得我們的社會等級明顯下降一級，原先在密西西比州我們從不必考慮此事；先前交的朋友全都棄我們而去—在圣路易斯，居住地點至關重要。住對地方，上私立學校，參加圣路易斯鄉村俱樂部或聲望與之相近的組織，進馬勒舞蹈班，買對車，這些都至關重要。

所以我們只得去結交新朋友。

我很快就和一個鬧騰的小家伙要好起來，他叫艾伯特·貝丁格，和連環畫《搗蛋鬼》里的孩子們一樣頑皮。他的惡作劇我只記得一些：朝一個智障孩子家的窗戶扔石頭，把林堡干酪抹在別人汽車水箱蓋里。還有一個叫蓋伊·肖的紅頭發愛爾蘭小鬼，以推我進水溝為樂，這是他表示親熱的戲弄，但我毫不領情。起初，所有空閑的下午，我都和艾伯特一起玩，歡樂地參與他的惡作劇。我對他十分忠實，他對我也是。有一天，我母親突如其來地下了一道敕令。她說艾伯特對我有極壞的影響，不準我再找他。

貝丁格太太氣不過，我記得她來找我母親理論。

“我兒子，”她宣稱，“是個血氣方剛的美國男孩。”接著，她皺眉瞥了我一眼，顯然在暗示我與此相反。

為和艾伯特重修舊好，我暗地里作過一兩次可憐的嘗試。但我溜到他家時，貝丁格太太對我冷冰冰的，艾伯特也是愛理不理。

“美國中產階級”生活中惡性的勢利行為，對羅絲和我而言是種全新的經歷。我認為這突兀又殘酷的發現對我們的人生產生了非常傷痛的影響。我們從沒想到，物質上的劣勢會切斷我們和朋友的聯系。大概就在那個時候，十一二歲時，我開始寫故事—或許，這是一種補償……

來說說我和黑茲爾的初次相遇。

克雷默家在我們家這一帶很漂亮的一條街上。那條街上全是住宅，一座栽滿樹木的公園鋪展在街中央，街名就叫“森林公園大道”。

一天下午，我聽到這條街后的小巷里有個孩子的尖叫聲。幾個小流氓不知為什么正朝著一個胖乎乎的小女孩扔石頭。我上前護住她；我們逃到她家，一路跑上閣樓，就這樣開啟了我童年最親密的一段友誼，后來發展為愛慕之情。

我當年十一歲，黑茲爾九歲。我們開始每天下午都待在她的閣樓上。我們兩個都是富于想象力的孩子，發明了許多游戲，我記得最常玩的一種，是把我們編的故事畫出來。黑茲爾畫得比我好，而我編的故事比較好。

黑茲爾的祖母克雷默老太太在圣路易斯的社交圈維持著相當活躍而重要的地位。她是婦女俱樂部的成員，開一輛閃亮的新“電動車”，很有派頭。

起初，看到我和黑茲爾玩在一起，而不是和艾伯特·貝丁格或拉克利德街、泰勒南街的野蠻孩子為伍，母親舒了口氣。

黑茲爾是個紅發女孩，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肌膚如珍珠般通透。她有異常美麗的雙腿，胸部發育得很早：她稍稍偏胖，這一點像她母親（她母親算是個胖子），不過身高夠高。其實當我十六歲、黑茲爾十四歲的時候，她已比我高出許多，在外頭和我走在一起，她開始習慣微微弓著背，以免身高懸殊令我尷尬。

我想，可以坦白地說，盡管幾年后我開始了同性之愛，她仍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的摯愛。

當我對黑茲爾的感情發展為戀情后，我母親便不贊同了，而且埃德溫娜女士似乎從來不希望我交任何朋友。男孩子們對她纖弱的兒子湯姆來說太野蠻了，女孩子們，當然又太“庸俗”。

埃德溫娜女士對我姐姐的友情和小小的愛戀，恐怕也是采取相同態度。對羅絲而言，這樣的態度造成了更多悲劇后果。

比起黑茲爾，埃德溫娜女士更不認同的是黑茲爾的母親弗洛倫絲女士。弗洛倫斯女士一旦走出家門便生龍活虎，熱情洋溢，收掩起居家時的絕望衰苦。她彈鋼琴不看樂譜，技藝高超，音量也不小，唱起歌來聲音美妙又雄渾。每次她來我們家，都會往我們那架立式鋼琴前一坐，彈奏幾曲時下最受歡迎的歌，在埃德溫娜女士聽來，自然是很不受歡迎的。

當然，埃德溫娜女士對這位留守女士的貶損之詞很委婉。

“弗洛倫絲女士，恐怕您忘了我們還有鄰居吧。科爾內留斯有時候講話聲大了點兒，樓上的埃布斯太太也會抱怨。”

弗洛倫絲女士常常這樣回答，大意是樓上的埃布斯太太可以去死，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上次我去圣路易斯，是圣誕節回去看看，我讓弟弟戴金開車載我，到我們童年住過的所有老地方繞了一圈。這是趟哀傷的旅程。威斯敏斯特街和森林公園大道已經完全失去了二十年代迷人的外觀。高大的舊住宅有的被改建成破落的出租房，有的拆建為毫無特色的復式住宅和小公寓樓。

克雷默家不見了：實際上，他們一家人，包括親愛的黑茲爾，那時都已不在人世了。

在這本“東西”里，這些話只能作為我對黑茲爾偉大愛情故事的前言，根本不足以表達我的情誼……

我在圣路易斯度過青少年時代，十六歲那年，生命中發生了幾件大事。就在那一年，我寫了《尼托克里斯的復仇》，第一次在雜志上發表作品，那本雜志是《怪譚》（Weird Tales）。那篇小說于1928年六月發表。同年，我外祖父戴金帶上我和密西西比三角洲一大批圣公會的女士一起去歐洲旅行。那次旅行的事稍后詳述。正是十六歲那一年，我的神經系統出現嚴重問題，這場危機的破壞性可能不亞于我姐姐二十多歲時持續對她造成精神損傷的那場病。

十六歲的我就讀于圣路易斯大學城高中，當時我們家住在恩賴特大道6254號一間狹小的公寓里。

大學城在圣路易斯不是什么高檔的郊區，我們住的區域比《玻璃動物園》里溫菲爾德一家略勝一籌，不過也只略微好一點而已：那是個丑陋的地方，公寓樓多半長得像蜂巢，水泥車道之間是太平梯和可憐巴巴的小塊綠地。

我弟弟戴金做什么事都鉚足勁兒，他將我們家屋后恩賴特大道上的那一小塊綠地整成了一個叫人難以置信的小菜園。就算里面種著花，也怕是掩藏在筍瓜、南瓜和其他可以吃的植物叢中了。

換作我，一定會在整塊地上種滿玫瑰，不過我猜也開不出花來。年少時的不切實際，可以說近乎荒誕的不切實際，完全沒有帶來什么成功的結果。我在圣路易斯及其近郊度過的那些年的記憶中不曾有過一朵玫瑰，除了我生命中活生生的那兩朵玫瑰—我的外祖母羅絲·O.戴金，當然還有我的姐姐羅絲·伊莎貝爾。

我青少年時期的問題，強烈地表現為一種病態的羞怯。如今已很少有人意識到，我一直以來，就算是在身為老同性戀的這些年里，都是一個極其害羞的人—年老之后，我用威廉斯家典型的熱心、吹噓與時而暴怒的言行來彌補這種羞怯。而在高中時期，我沒有偽裝，沒有虛飾。就在大學城高中，我養成了只要被盯著眼睛看就會臉紅的習慣，好像我背著別人藏了什么可怕卑劣的秘密似的。

各位應該不難猜到我的秘密，但是在這本“東西”里頭，我會為你們詳盡闡述，所說的全都是真實的。

我還記得常臉紅的毛病是怎么開始的。我想那是在一堂平面幾何課上。我碰巧朝走道旁看了一眼，有一個深色皮膚的漂亮女孩正好直直地盯住我的眼睛，我立馬感到兩頰發燙。我轉過頭來，臉頰卻越燒越燙。我的天，我想，臉紅是因為她看我的眼睛，或是我看了她的，假如每一次我看別人的眼睛都這樣該怎么辦？

我一旦心存這種噩夢般的猜想，它便即刻化為現實。

其實那次事情之后的四五年里，我幾乎從未幸免，只要有一雙眼睛—無論男女（大多是女性，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和這一性別的人在一起）—對上了我的眼睛，我就會感覺臉發紅發燙。

我是個很瘦弱的少年。我認為自己的言談舉止并無女人氣，但在我的心靈深處囚禁著一個小女孩，一個紅著臉的女學生，很像詩歌中所描寫的“你眉頭一皺，她就會顫抖”。不過，對于囚禁在我的隱秘自我（而且是多重自我）中的這個女學生，無須皺眉，只要別人的匆匆一瞥便會使她顫抖。

臉紅的習慣使我躲避親愛的朋友黑茲爾的眼睛。這發生得相當突然，黑茲爾和她母親弗洛倫絲女士一定都對我的新怪癖覺得驚訝又困惑。然而兩人都沒在我面前明白地表露出她們的困惑。

有一次在一輛擁擠的電車上，我緊張地沉默了一會兒，黑茲爾開口對我說：“湯姆，你不知道我從沒講過傷害你的話嗎？”

這的確是事實：在我們親密相伴的十一年中，黑茲爾從來沒有講過一句傷害我的話，我對她的情誼發展成感情上完全的依賴，也就是一般人眼里的愛情。我覺得弗洛倫絲女士愛我如子，她同我講話時又當我是個大人，講她與專橫的父母同住時寂寞而艱難的生活，他們所住的大房子在公寓樓和太平梯附近的那條住宅街上。

我相信是在青春期，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對黑茲爾有性欲望，當時的地點是在德爾馬大道上的西區詩歌電影院。我坐在她身邊，電影開演前，我突然注意到她裸露的肩頭，想要去觸碰，也感到生殖器的蠢動。

還有一次，我們在一個夏夜沿著森林公園的一條“情人巷”開車，車上還有弗洛倫絲女士和她的一個言語穢褻的女朋友。黑茲爾那輛綠色帕卡德轎車的大燈照到了一對正久久熱吻的年輕情侶，弗洛倫絲女士的女朋友尖聲大笑說：“我打賭，他的舌頭已經伸進她喉嚨一碼深了！”

這三位女士夏日傍晚常在公園的“情人巷”開車消遣，把車停在藝術山山頂，那里也有一對對情侶摟著脖子親熱。

我們看得開心，受到震驚我也覺得開心。

有一天晚上，我帶黑茲爾坐“J.S.”號游覽船游河。她穿了一件淺綠色雪紡綢無袖禮服。我們走到昏暗的上層甲板，我一手摟住她的香肩，就這么在白色法蘭絨長褲里“高潮了”。

我當時可尷尬死了！我們倆都沒提及我褲子前面那片昭然若揭的水漬，黑茲爾只是說：“我們就留在這兒，在甲板上走走，我覺得現在別去跳舞了……”

夜里坐船游河，在三十年代的圣路易斯是一項很流行的消遣。我曾經和肖托家一位美麗的小姐約會，肖托家族的顯赫家史可以追溯到圣路易斯仍屬法國領地的時候。我記得那是一次兩對情侶的約會，羅絲小姐也在。

我對肖托小姐很著迷，之后那個周末—當時我在皮鞋公司做事—我打電話給她，邀她再次約會，卻遭到了這樣的奚落：“噢，謝謝，湯姆，可你知道嗎，我患上了非常嚴重的‘玫瑰’花粉熱。”

我想她并不是在暗指我姐姐，說的應是真的玫瑰，但我此后沒再打電話約過她。她是位富家千金，在她初入社交界的時候，我絕非她可以為眾人接受的約會對象。

我應該照著年代順序敘述，但不知怎么的，就是沒法做到。

現在我的思緒又跳回十六歲，外祖父帶我去歐洲—在那里發生了一段神奇的插曲。

外祖父負擔了我歐洲之旅的費用。爸爸還給了我一百美元零花錢。

（零花錢在巴黎被扒手偷了，確切地說，是在觀賞埃菲爾鐵塔時。）

外祖父一行人乘的是“荷馬”號，這艘船曾是威廉大帝客輪船隊的旗艦。我們在午夜起航，那是場盛大的儀式，有一支銅管樂隊演奏，也可能有幾支，船和碼頭之間拋撒了一大片彩色紙帶。我記得應該還有許多氣球，當然大家也少不了叫喊、飲酒和歡笑。那場面非常像菲茨杰拉德和澤爾達的生活。

我尤其記得平奇·賽克斯，她有一頭染成紅色的短發，腳蹬一雙細高跟舞鞋，當船鳴笛廣播“開船”之時，她興奮得手舞足蹈（在甲板上，我和外祖父在她身邊）。平奇，一朵未婚的南方之花，我猜當時她已年近五十。她未婚想必是有什么法律程序的原因，因為她早年絕對是個尤物。其實她風韻猶存，只是臉上的妝化得怪模怪樣，為了拼命掩飾實際年齡，又穿上鞋跟很高的鞋、短裙和其他少女的裝扮。

我很喜歡平奇小姐。雖然我仍舊為羞怯所苦，卻幾乎不怕她。

在海上航行的第一天，我喝了生平第一杯酒精飲料。那是一杯綠色的薄荷甜酒，在甲板上的酒吧喝的。

半小時后我就暈船得厲害，之后大約五天的航程中一直都暈船，待在一個沒什么通風設備也沒有舷窗的客艙里—我們一行人住的不是頭等艙。

乘客里頭有一位舞蹈教師，在1928年夏天這第一次橫渡到歐洲的航行中，我記憶中最愉快的時光，就是和這位年輕女士共舞，特別是跳華爾茲的時候。當年我舞技精湛，我們如澤爾達所說，“在舞池中旋轉，旋轉，又旋轉”。

那位舞蹈教師年約二十七歲，她在舞會上跟一位德沃船長惹人注目地互相調情。我記得某天晚上的一段神秘對話。我是指，這段對話當時在我聽來很神秘，且令我很不安，如今我還記得一清二楚。

德沃船長不喜歡我和舞蹈教師老待在一起。航行臨近終點的那天晚上，我們三人在船上酒吧里的一張小桌邊坐著，德沃船長看了我一眼，對舞蹈教師說：“你看得出來他將來會是哪種人，對嗎？”

她說：“我覺得，十七歲的年紀，還不能確定那種事。”

當然，各位知道他們談的是什么，但是當時的我還困惑不解—至少現在看來，我聽到那段對話時是困惑的。

我就要講到自己早年發生的一次極可怕、近乎精神錯亂的危機了。我恐怕那次危機的發作難以為人理解。

它起始于我在巴黎一條大道上獨自漫步的時候。我想盡量詳述一下，因為這對我的心理特質有重要影響。我走著走著突然想到，思考的過程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個謎，復雜得驚人。

我感覺自己的腳步越來越快，仿佛試圖將這個想法拋在身后。它已經轉化為一種恐慌。我加快腳步，開始流汗，心跳加速。當我走到我們一行人下榻的羅尚博酒店時，已渾身發抖、大汗淋漓、魂不守舍了。

這次旅行中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我都被這種對思考過程的恐慌所包圍，而且這一恐慌愈演愈烈，我覺得自己離發瘋只有一步之遙。

我們沿著蜿蜒的萊茵河作了一次美妙的游覽，從北普魯士的一個城市一直航行到科隆。

在河船的露天甲板眺望兩岸，滿是郁郁蔥蔥的山丘，山上有不少帶塔樓的中世紀城堡。

這些我都看在眼里，盡管內心快要發瘋。

科隆最主要的觀光勝地是古老的大教堂，那是我一生見過最美的大教堂。它自然是哥特式的，對一座普魯士的教堂來說，設計得非常精致優美。

我對思考過程的恐慌達到了高潮。

我們走進大教堂，美麗斑斕的光芒透過巨大的彩色玻璃窗涌進來。

我驚慌得喘不過氣，雙膝跪地祈禱。

同行的人離開后，我仍跪著祈禱。

接著發生了一件十分奇妙的事。

我要說，我并不輕易相信奇跡或迷信。但當時發生的是一次奇跡，宗教性的奇跡，我向各位保證，我告訴你們這件事，并非想謀求圣徒的地位。其時，好像有一只無形的手放在我的頭上，那觸碰的一瞬間，我的恐慌便如雪花般輕盈地消散了，即便它之前像鐵塊似的快要把我的頭頂壓碎。

十七歲的我沒有絲毫懷疑，那是我們主耶穌的手憐憫地觸碰我的頭，驅除了逼我發瘋的恐慌。

每當我離開外祖父的視線，離開同行的女士們，外祖父總要擔驚受怕。他不愛責罵，也不是個嚴厲的人，但等我回到他身邊時，他說：“我的天啊，湯姆，我們回到車上，發現你不見了，可把我們嚇壞了。有位女士說你跑出了教堂，說我們能在酒店找著你。”

在那之后的大約一個星期里頭，我的心緒都出奇地安寧，這才開始體會到初次歐洲之旅的樂趣。但無止境地穿梭于藝術館，依然只能偶爾引起我片刻的興趣，此外的時間，我仍舊覺得身體不勝勞累。

不過對于“思考過程”的恐慌已全然驅散，大約一周沒有出現了，身體的疲勞也漸漸隨之消失。

這次游覽最精彩的行程在阿姆斯特丹，更具體地說，是當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奧運會。我們看的是馬術比賽，就在觀賞這場比賽時，我的恐懼癥有過一次短暫而輕微的復發。

我原以為，科隆大教堂的那次“神跡”已完全驅除了恐懼癥。這次復發雖然較為輕微，卻令我十分困擾。

當天晚上，我獨自出門，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這時出現了第二次“神跡”，消除了我的恐懼。神跡發生時，我正在作一首小詩。那不是一首好詩，除了最后兩行可能還不錯，但既然要記起它來很容易，請允許我引用在此。

街上的陌生人走過我身旁

一群一群源源不斷：他們行進的步伐，

在我耳中單調地踏響

麻痹了我的感覺，撫平了我的恐慌，

我聽見他們的笑聲與悲嘆，

看著他們無盡的雙眼：

忽然間我熾熱的哀傷

冷卻如余燼飄落雪上。

這首小小的詩是對于身為眾生之一的認知—一種很重要的認知，至少在追求心神安寧時，它或許是最為重要的認知—多樣的人類有多樣的需求、問題和情感，自己身為其中一員，并非獨特的造物，而只是眾多同胞中的一個，是的，我覺得，這是我們所有人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應形成的最重要的認知，尤其在當前時期。認知到我的存在、我的命運可以像灰燼落在一大堆雪上那樣輕輕消散的那一刻，我以相當不同的方式重新體驗了在科隆大教堂的經歷。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前一次經歷的續篇和發展：首先，那只神秘的手觸碰了我孤僻而痛苦的腦袋，隨后是溫和的教誨或者說宣示，使我明白盡管我的腦中危機正盛，這個頭腦仍只是街上擁擠人群中的一員。

我從歐洲回國后，在圣路易斯大學城高中還有一年的學業。我的學校生活也比以往更好過一些了。比如，在英語老師的建議下，校報邀請我記敘我的歐洲之行，我寫了一系列小品文，沒有一篇提到在科隆和阿姆斯特丹發生的神跡以及我經歷的心理危機，不過這些文章使我在同學中有了一席之地，我不只是全校最靦腆的男孩，也是唯一去國外旅行過的人。

但一如既往的是，我幾乎完全無法在教室大聲說話。老師們已經不再問我問題，因為以前他們問我，我回答的聲音沒什么人能聽清，我會慌亂得收緊了喉嚨。

至于那種恐懼癥，對思維活動的可怕本質所抱有的恐慌，再也沒有出現過。

我向各位誠實起誓，我從未懷疑過上帝的存在，當我處于危急狀況，在我認為需要求得主的垂顧和—我深信—主的介入時（這種狀況不少），我也不曾忘記跪下祈禱。

你們之中一定有些愛挖苦的人會覺得，我在和瑪麗· 璧克馥搶風頭，她寫過一本書，叫《不妨與上帝親近》。

沒事。如果有必要這么講的話，我這把年紀，在當年已可以和璧克馥小姐相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