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簡介：丁帆，學者。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1979年以來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四百余篇，有《中國鄉土小說史》等著作三十余種。

我插隊的地方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戀愛”電影《柳堡的故事》的拍攝地，一曲《九九艷陽天》至今還浪漫地流淌于街市巷陌之中。

寶應縣的行政區劃現屬蘇中地區，但是位于里下河平原的北部，其“高寶湖”（高郵湖和寶應湖）就是汪曾祺《沙家浜》描寫的背景地。寶應的建縣歷史很悠久，距今已有2200多年，始名為東陽縣、平安縣，后改為安宜縣，公元762年因獻定國“八寶”于皇帝，唐肅宗便在上元三年改為寶應元年，并賜安宜縣為寶應縣。

可百年來，寶應縣卻是里下河水鄉澤國水網地區最窮困的縣之一，尤其是我們去插隊的1968年，剛剛經過了饑餓時期，農民們為掙得一頓飽飯而拼命勞作，對于那種吃“公家飯”的人羨慕不已，如果能夠在公社的供銷社、糧管所之類的地方謀上一個臨時工，那也算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了。再不然，哪怕就是能夠在公社或大隊的中小學里做一名代課教師，也是榮耀無比的，走過泥腿子人群時也是趾高氣昂的。在這個有著尊師重教傳統的地方，一律稱老師為“先生”，我剛下鄉時認為這是一種尚未開化的蒙昧行為，是沒有進入現代文明教育的標志，直到我進入大學以后，人們將那些德高望重、學養深厚的老師尊稱為“先生”，我才悟到了鄉土文化才是保存傳統文明的最佳環境的道理。

我們生產隊的大田在河南，過一座橋就是河北面的大隊小學，除去大忙季節，上工和下工都無須隊長敲鐘吹哨，學校的鈴聲就是作息的信號。每天在田里勞作都可以聽到朗朗的讀書聲，中午放工就能瞧見小學生放學奔上那座木板拱橋歸家的身影，風一樣的隊伍在各家炊煙中穿行，構成了一道鄉間生機盎然的生活風景線。

鄉下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些木訥聽話的孩子，教書的先生們倒是有著幾多尊嚴和權威。

記得有個陳姓的老師尤其惹人注目，那油光水亮的二八分的頭發每天都用刨花水梳得一絲不茍，遠遠望去，猶如一口漆黑的小鍋扣在頭上。他身著藍色的中山裝，走起路來，總是手背在后面，踱著四方步，肩上挎著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嘴里不停地哼著跑了調的革命樣板戲。在一個小小的大隊小學里，他可算是一個大知識分子了，他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于曹甸中學念完了高一，教小學高年級的數學、語文，還加體育課，也算是個全才教師了。據說他跟上海知青學習，每天都把衣服疊得整整齊齊，壓在枕頭下面，第二天早晨還用飯盒裝上滾燙的開水熨燙一遍，那褲子一定是要燙出一道筆直的縫來的。每每在教室門前莊嚴地一站，便擼起袖子，看一下他左手腕上的那只二十六枚大洋買來的老舊了的鐘山牌手表，總是要注目近一分鐘后才肯緩緩地放下手臂。要知道，那個時代，手表乃是鄉村文明尊貴地位的象征，且他十分謙和禮貌，逢到熟人便一口一個“儂個”（當地方言，您的意思），遇到相識的文化人和官員，都是要伸出右手進行較長時間的文明握手禮的，若是遇到初次相識的文化人，尤其是大城市來的知青，他就顯得特別客氣，也常常讓上海知青回城探親時給他代購一些時髦的東西，大抵都是衣物鞋襪之類的上海貨。

學校就在供銷社的代銷店的側后方，我每次去代銷店買油鹽醬醋時，就可以聽到他上課的聲音，我在門外老遠的地方聽著他那帶著濃厚鄉音的普通話，不禁暗暗地發笑，不過聽慣了也就不覺得奇怪了。但是我頗不能容忍他的那種自創的朗讀方式，我曾親耳聆聽過他朗讀那首毛主席詩詞《水調歌頭·游泳》的情形。大概是因為要更好地表達出這首詩詞的意境吧，他用了一種獨特的節奏和語調來朗誦，其聲調的輕重緩急、抑揚頓挫則十分擰巴，開頭兩句“才飲長江水，又食武昌魚”猶如石破天驚，聲嘶力竭般的音響傳出足有二里地，而“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二句卻突然像蚊子在哼哼，站在教室門口都聽不清楚，下面亦復如此，顯然，他是把詞當做詩來斷句的。用古漢語的五音來考察，他的前兩句為最夸張的高音，再兩句是低徊如蚊聲的最低音，其中許多地方則是破了句的，他也渾然不顧，而最后結尾處倒正好是他放高音的時候，“神女應無恙，當今世界殊。”其尾音拖得奇長無比，那寶應里下河的口音簡直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沖出教室，響徹于云端，回蕩在里下河平原的湖蕩之中……他將“恙”字讀成了“姜”，把“殊”字唱成了“珠”，我之所以稱之為唱，這本是念唱詩詞的訣竅，并無大錯。但他卻是在無意識層面地吼吟，一個“殊”字本是陰平聲調，被他吼成了仄聲去聲的“珠”，且無限地拉長音節，乃至于臉憋得通紅，還掙扎著拖下去，直至氣若游絲。他鄭重其事地告訴學生，這就是古代詩歌的唱詩，此說似乎也是有幾分道理，只是他并不懂如何唱才是對的而已。多少年后，當我接觸到這方面的知識后，一種既同情又憐憫的意識爬上了心頭。在那個知識匱乏的時代里，一個小學代課教師那種追求知識和審美的精神，看似可笑，卻是一種高尚的品質，我為自己當時的嘲笑而深深地懺悔。那個時候，我天天讀唐詩三百首，也常常與本公社的一個知青唱和創作五言、七言，五律和七律，雖然均是幼稚的模仿，但也是宣泄悲情的一種方式。但由此便自以為懂詩詞，實為一種淺薄。

社員們在大田里勞動，聽到學生伢（當地方言讀xia）子齊聲跟讀，那忽高忽低的誦讀，飄忽于田野地頭，讓多為文盲的廣大社員們以為是在上音樂課。雖說學生們那夾雜著錯別字的忽高忽低的齊聲朗讀讓我暗自噴飯，但是那個聲音伴著田野里無垠菜花和麥浪翻滾的畫面，久久回響印刻在我的腦畔，那個滑稽可笑的畫外音猶如魯迅先生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描寫的那樣：“……先生自己也念書。后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著……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里，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著，向后面拗過去，拗過去。”每每讀到這篇名作的時候，那個陳先生的行狀就會活靈活現地浮現在我的眼前，那形象不是長衫者，而是穿著筆挺的中山裝和筆直的西褲的先生，二八分的發際下，那伸長了的青筋暴突的脖子和漲紅了的面龐，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里，久久揮之不去。

小學里所謂的體育課，就是讓孩子們玩上一堂課而已，至多就是做做廣播體操，最奢華的項目就是把那只破舊的籃球拿出來，讓學生們搶著玩了。等大家玩了一陣以后，陳先生就會一聲哨響，讓大家列隊看他投籃表演。那時大隊沒有固定的教育經費，就讓隊里的土木匠用幾塊爛棺材板拼成了一個十分不標準的籃板，到公社的農具廠打了一個鐵箍釘上去當籃圈，再用一棵水杉樹干做了籃柱，豎在教室前面的小操場上。每到此時，小學生們都睜大了眼睛看著先生表演球藝，包括那些才上五六年級卻已經十五六歲的半大伢子。先生站在五米開外，采取的是“倒馬桶”式的投籃方式，盡管如此，也只能十中兩三個，一俟投中，學生們就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這球金貴，一般是不讓學生們投籃的，時間長了，有些考取公社中學的學生回來后，帶著籃球來這里投籃，竟然達到了十中五六，被陳先生在辦公室的窗口看見后，臉就拉得很長。放學了，陳先生從辦公室出來，往日的學生們都畢恭畢敬地喊他一聲“陳先生”，他卻未理睬，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了。

陳先生病了，每每路過橋北，聽到的是一個慢聲細語的女聲在朗讀課文，語調里仍然夾雜著寶應方言腔調，卻是柔曼多了，據說那是一個寶應縣城里的女知青來做代課教師了，可是，聽慣了陳先生那充滿激情的朗誦，如今沒有了那種喧囂和熱鬧，學校似乎有些沉悶與死寂，在大田里勞作的人們似乎也有些落寞，喃喃地說：“陳先生的病不知什么時候會好呢。”我也以為，當陳先生那洪亮的聲音竄入云端的時候，給那苦難寂靜的時代帶來的是一抹閃亮的活氣。

上個世紀70年代初，我被抽調到公社供銷社去搞“一打三反”，在工作組里做秘書工作。那一年的經歷真是一部長篇小說的絕好素材，各色人等都聚集在這個非城非鄉的狹長的集鎮里，每天都上演著一出出充滿百般世相的活劇。在這里，我只能截取公社中學的幾幕場景進行描摹，試圖還原那個時代的歷史現場，笑也好，哭也罷，那都是讀者諸君的權利。

公社中學比大隊中心校大多了，除了中學外，還附設了一個中心小學，操場上的籃球場矗立在一隅，讓周遭顯得十分空曠，那也往往成為公社開萬人大會的場地。籃球場也較標準，籃板、籃筐和籃柱基本是按照標準尺寸定制的，材料也比較考究，不僅籃板上了白漆，周邊涂上了黑框，連場地上都畫了石灰白線，真像那么回事。閑時，我們往往約上一批知青去打球，人多打全場，人少就打半場。公社中學教師大約十幾個人吧，其中只有一個兼職體育的先生會三步上籃，和我們一起打整場籃球是他最愉快的事，因為他從師范學校畢業以后就沒有再打過一場球了。于是，籃球賽就成了公社所在地的一場盛大的體育狂歡節，不僅男女知青和中學生來觀看，連集鎮上的年輕人都來觀摩，甚至那些從鄉下來趕集、交公糧和買東西路過操場的公社社員都駐足下來看個稀奇。尤其是那勾肩搭背、指手畫腳、嘻嘻哈哈的女知青和“二妹子”（電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主角，成為我們稱呼寶應鄉村女青年的指代詞）們的出現，給球賽的場面平添了許多的熱烈與激情，打球的隊員個個生龍活虎，積極地拼搶，努力地投籃，誰也不愿下場讓人替補。那簡直就像是一次草原的那達慕、西雙版納的潑水節、苗鄉的對歌節，我不知道當時這種水鄉集鎮里的籃球賽是否具有現代意義的相親功能，反正我就知道其中有些男女在此相會后，是找人提親了的。但是，一出讓人出乎意料的悲劇也因此產生了。

那個會打球的中學教師并非本地人，他是地區師范學校畢業后分到這里當老師的，學歷雖然不算高，但是，在一個偏遠的水蕩地區的公社中學里，那就算是一個大才子了，據我所知，中學里僅有的一個被尊為“大學問者”的語文教師原來是50年代從師范學院畢業的，下放到這里有些屈才，讓他大有懷才不遇的感覺，鮮與人交往，但是當地的人們對他卻是十二分的尊重，一口一個“大先生”，簡直就是一個鄉間的魯迅先生。而那個會打籃球的中師生在公社中學年輕人里面是1964年從正規師范學校畢業的，已婚，老婆在縣城的工廠做工人，有一個三四歲的孩子隨母親住在寶應縣城里，一般情況下，他每個星期天回城一趟，倘若星期天我們有籃球賽，他就不回家了。

這位先生體型甚好，肌肉發達勻稱，眼睛雖然不大，但是炯炯有神，五官基本端正，皮膚稍顯黝黑。每每打球時，總是有一位漂亮的女教師為他拿著脫下來的衣服，中場休息時為他遞上一杯茶水。起初我們以為是他的戀愛對象，后來才知道是同事，便莞爾一笑了之。

我在供銷社時，經常和那些年輕的職工喝酒，酒酣之際，他們往往拿公社中學教師的趣聞逸事下酒，什么人與什么人“走小路”（意指不正當的男女關系），什么老師上課讀了錯別字，哪個數學教師連算盤都不會打……最可笑的是，他們吃紅燒肉的做法是我一生中聞所未聞的一種最奇特的燒制方法，這恐怕也是那個年代AA制的活標本，具有創新性的現代意義。其操作流程如下：在長時間的會議上經過周密的計劃和討論之后，大家達成共識，按照以下程序進行流水作業燒制：一、各人自行去供銷社購買自己滿意的豬肉，肥瘦自便；二、油鹽醬糖和蔥姜八角等作料統一購買，經費按照各人所購買肉的份量進行分攤；三、為防止各人的肉錯位，每人（或者與好友）必須得將自己的豬肉用細繩串起來，做上記號，以免混淆；四、紅燒肉的湯汁必須按照所購豬肉的斤兩來分攤，其中購大肥膘者可多得一勺，緣由是肥肉出油多，被瘦肉吸進去不少。于是，一頓大餐這樣搞成，皆大歡喜。這對于講中國傳統文化江湖義氣者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連窮困的鄉下公社社員聽了都直搖頭，鄉里農民哪家死了豬，都是用“抬石頭”“打平伙”的共產主義方式共同平攤，相當于“出份子錢”，哪見過這樣小氣的新興人類呢。毋庸置疑，那個會打籃球的先生的肉當然是與那位漂亮女同事的串在一起的了。

突然有一天，公社廣播站里那個女廣播員發布了公社革命委員會的緊急通知，讓各個大隊和公社各個機關單位組織廣大人民群眾于次日上午八時在公社中學大操場開萬人大會。大家都在猜測出了什么大事。

那是一個艷陽高照的初冬農閑時節，人們像趕集一樣擁進了中學大操場，連大堤上都站滿了人，實在沒有地方了，大家就站到了操場司令臺背后的麥田里。鄉間農民的生活單調，沒有大戲，就權當這是一場熱鬧的戲劇，人性的弱點——喜歡看熱鬧、窺隱私，尤其是看殺場的性格嗜好，就全都暴露無遺。當公社書記一聲令下：“押上來！”人們便睜大眼睛望去，一批五花大綁的人被一批武裝基干民兵用槍口頂上了土堆壘砌的司令臺。這種場面在那個時代已經見慣不怪了，無非就是對五類分子進行一次殺雞儆猴的懲治而已。但是轉睛一看，讓我大吃一驚，那個當中學教師的球友也在其中，且是居中位置，旁邊陪綁的竟然就是那位漂亮的女教師，只見她披頭散發，低著頭，頭發擋住了她那恐懼而清秀的面龐。

在人聲鼎沸中，公社書記宣布了臺上被縛者各人的罪行，當宣判到那位打籃球的教師的時候，大老粗的公社書記的話讓我震撼，真的是受教了一輩子：“你一個教書先生膽子也太大了，連‘高壓線’你都敢碰！軍婚是不能動的，你難道不知道嗎？漂亮的女人哪個不想呢，就能玩了嗎？！”于是，下面開始沸騰了，書記又不得不放大嗓門吼道：“像這樣的腐化墮落分子，你不打倒他，他就會七八天來一次。縣革委會已經決定把他們押到縣公檢法去統一判刑。”下面又唧唧喳喳起來，都紛紛叫好，還數落著許多大隊干部“走小路”的事情，嚷嚷著要把這些腐化分子都統統抓起來槍斃。見此情形，公社書記立即宣布散會，只讓大隊書記和主任留下來到公社大禮堂開會。

人流簇擁著基干民兵押著隊伍上了大船，戀戀不舍地目送著遠去幫船的帆影，留下了沒有看到殺場的遺憾而散去。

人都散盡了，我呆呆地佇立在籃球場上，仿佛又見到那黝黑的面龐下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那貓著腰三步上籃的特別身姿，以及那個站在場邊為他捧著衣褲的漂亮面龐和身影。

后來聽說他被判了十年徒刑，老婆和他離了婚，孩子送到了遠方的父母家中。其實，那個漂亮的女教師只是與一個當了兵的同大隊鄰居訂了婚，并沒有正式結婚呢，出了這檔子事，當兵的自然就悔了婚約，據說后來這個兵表現不錯，穿上了四個口袋的軍裝，轉業后在某市找了一個城里的姑娘。

再后來，當我要離開那片熱土時，有人告訴我，這個漂亮的女教師一直沒有再找對象，她一心要等那個體育老師歸來。我當時真想去見這位女教師一面，最起碼可以安慰一下她吧，可是我終于沒有勇氣。

1978年，我本想以此為題材寫第二篇短篇小說的，可是因為第一篇《英子》在接到《北京文學》二審通知待發后，最終卻又被主編斃了，灰心喪氣，就放棄了創作而轉行評論工作。但是這個故事永遠敲打著我的靈魂，讓我久久不能釋懷。

2018年8月3日初稿于赴錦州高鐵上

8月14日改定于仙林依云溪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