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從“對立”到“相契”，《紅樓夢》中的釵黛關系是怎樣轉變的？[1]曹雪芹為什么要如此構思和寫作？

在“金玉”與“木石”即家族聯姻與自主愛情的隱形沖突中，黛釵對立如影隨形。直到寶黛“訴肺腑”后，黛玉誤把寶釵為薛蟠沖撞而哭泣當作為寶玉挨打傷心，還嘲笑她“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第三十四回）寶玉午睡，寶釵坐在旁邊繡鴛鴦趕蚊子，為黛玉所見，冷笑。（第三十六回）可見對寶釵還是有很深的敵意。寶釵較黛玉隱忍，但“寶釵借扇機帶雙敲”（第三十回）用“負荊請罪”諷刺寶玉向黛玉賠禮兩人和好，也頗刻毒。這種對立在第四十二回以后卻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轉變，“黛釵和解”作為轉折點成為影響全書愛情婚姻故事走向的最重要的布局。從“對立”到“和解”再到“相契”，作者用了兩個回目展示這一變化過程。

第四十二回回目庚辰本、俄藏本是“蘅蕪君蘭言解疑癖，瀟湘子雅謔補余香”，夢稿本、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前句同，后句為“瀟湘子雅謔補余音”，王府本、戚序本后句同，前句為《蘅蕪君蘭言解疑語》。

第四十五回回目各本均為“金蘭契互剖金蘭語，風雨夕悶制風雨詞”。

從回目用典可以看出作者對事件和人物的正面評價。但由于形象描寫的復雜性，以及愛情婚姻悲劇走向的影響，閱讀者仍然可能作出各自的解讀。

二

第四十二回回目“蘅蕪君蘭言解疑癖”是對“和解”事件的概括。蘭言，心意相投之言，出《易經·系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意謂薛寶釵的美好之言解除了林黛玉的疑癖，導致“和解”。

在此之前，除了三人在公眾場合，釵黛二人沒有過單獨對話，隔閡年深日久。既是潛在對手，又被黛玉長期視為情敵，為何這次寶釵要破天荒采取主動？是完全出于愛護的善意，還是包藏著一己的私心？作品沒有交代，但按照曹雪芹堅持的“事體情理”創作原則分析，仍有軌跡可尋。寶釵的行為，既是她一貫奉行的做人準則，也與她在愛情婚姻糾葛中的處境有關。

雖然在“金玉”與“木石”的隱形較量中，寶釵在傳統觀念和家族利益保護方面占有明顯優勢，但無法得到寶玉的愛情始終是她的心病。特別是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蕓軒”，她親耳聽到寶玉在夢中罵道：“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不覺怔了”，受到極大震撼。她自知無法動搖和改變寶玉的感情，但又不希望看到寶黛關系的進一步發展，黛玉的態度就成為關鍵。恰好酒令曲詞事件給她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第四十回，黛玉在酒令游戲中為求押韻，脫口說出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紗窗也沒有紅娘報”兩句分別出自《牡丹亭》《西廂記》的曲詞，當時薛寶釵聽了，回頭望她，黛玉沒有留心，事后也未在意。寶釵卻由此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這表明黛玉不但偷偷讀過這兩本閨閣小姐不讓讀的“雜書”，而且非常喜愛，以至爛熟于心隨口而出，其程度甚至超過唐詩宋詞。而《西廂記》的偷期密約，《牡丹亭》的自主成婚正為追求愛情的青年男女所效法。如果寶黛因為“讀了雜書，移了性情”，走到這一步，那不但對賈府十分可怕，“金玉”也將成為泡影。也許出于這種考慮，寶釵決定同黛玉作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

這天，寶釵特地要黛玉到蘅蕪苑，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又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里說的是什么，你且實說便罷。”臉帶笑容，卻語挾雷電。黛玉以為寶釵要捏自己的錯兒，經寶釵提醒，方想起來：

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著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人，我以后再不說了。”

寶釵顯然很有心計。她確實抓住了黛玉的把柄，抓住了黛玉言行與“閨閣小姐”禮教不符的要害，而且抓住了黛玉重臉面的軟肋。黛玉只好苦苦哀求。平時的孤高自許一下變得楚楚可憐。當然，她已來不及細想：為何寶釵能夠聽出她在酒令中說了《西廂記》《牡丹亭》的曲詞？倘若她如此反問，寶釵將何言以對？

聰明的寶釵掌握了話語主動權，向黛玉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攻勢：

寶釵見他羞得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夠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里也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著我們看，我們卻也偷背著他們看。后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焼，才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這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就好了。只是如今并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么大害處。你我只該作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這是《紅樓夢》中少見的寶釵長篇議論。其中關于男人“讀書不明理”的批評或許代表了作者的意見。就黛玉而言，打動她的應該是三點：一是寶釵與人為善的愛護態度；二是寶釵現身說法的坦誠胸懷；三是寶釵誘導啟發的說話技巧。

與人為善，是寶釵適可而止，并不再往下追問；特別是如黛玉所請，“不說與人”，保全了黛玉的臉面，表明她是真心愛護黛玉，這是后來最使黛玉感動之處。

現身說法，是用自己從小時候“淘氣”到“丟開”雜書“歸正”的親身經歷和體會，使黛玉感到親切可信。這就避免了說教面孔和姿態可能導致對方的抗拒心理。

誘導啟發，就是引而不發，在關鍵處敲打。特別是最后一句話“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分量很重。它集中體現了寶釵頭腦中正統文化觀念的保守性，及對《西廂》《牡丹》等愛情文學作品喚起人性覺醒的憂懼。在當時語境下，則包含著寶釵對黛玉的某種警示（不可效法崔鶯鶯、杜麗娘）。事實證明，寶釵的敲打震懾了幼稚的黛玉：

一席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應“是”的一字。

到了第四十五回，令黛玉“心下暗伏”的寶釵“蘭言”就變成了黛玉向寶釵訴衷腸的“金蘭語”了。

對“和解”一事，歷來評論對立。護花主人謂“寶釵規勸黛玉是極愛黛玉，所論亦極光明正大。”太平閑人則謂“‘蘭言’皆捉襟見肘之語，只以欺黛玉蠢才耳”，“從此黛玉俯首就死。”“寫黛之獃，正形釵之險。”[2]他們的分歧，并不在寶釵的議論觀點，而在寶釵的為人即對黛玉的態度上。文本分析表明，“陰謀論”難以成立，但說出于“極愛”也無依據。寶釵沒有利用曲詞事件報復黛玉，而是規勸，也沒有張揚，都體現了善意，也是一種理性處理。因為如果傷害黛玉，勢必更深的傷害寶玉，甚至延及自身。這對“金玉”也是有害而無益的。既于己有利，又與人為善，正是寶釵的處事原則。事實證明，寶釵這樣做是對的，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三

第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重復用“金蘭”典故，與第四十二回“蘭言”呼應，表明“和解”導致了釵黛關系的實質性變化。

秋分之后，黛玉嗽疾加重，寶釵前來探望，詢問病情，談及吃藥，寶釵建議改吃燕窩適應黛玉體質以便“滋陰補氣”，寶釵的細致關心令黛玉深深感動：

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里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有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云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贊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從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

護花主人評曰：“俱是披肝剖心之語。”[3]一向“孤高自許”，言語刻薄的林黛玉在昔日的“情敵”面前，一再自責、悔過，并對對方表示感激和贊揚。句句誠懇真摯，發自肺腑，毫無掩飾保留地敞開胸襟，奉上一顆純凈透明的赤子之心。它表明，林黛玉確實被薛寶釵的“蘭言”和關心所“征服”了。

“互剖金蘭語”一段，展示出黛玉形象最柔弱孤單的一面。這就是由于父母雙亡，“一無所有”，“無依無靠”，寄人籬下所感受到的世態人情，尤其是精神關愛的缺失。在惜春那里，她語帶雙關地對寶釵說：“好姐姐，饒了我吧。顰兒年紀小，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還求誰去？”情辭何等凄楚可憐。她感謝寶釵，是因為“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有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這說明青春迷茫期多么需要精神導引，這是賈母的寵愛和寶玉的愛情所不能代替的。在這種情況下，寶釵現身說法說“看雜書不好”的“歸正”說教就自然發生作用了。何況寶釵對她臉面的保護，對她病情的體貼關懷，以至送燕窩的實際行動都使她倍感溫暖。

到第四十九回，寶玉奇怪她與寶釵關系變化，借《西廂》曲詞詢問“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

黛玉笑道：“誰知他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起，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告訴了寶玉。寶玉方知緣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就接了案了。”

過去，人為拔高黛玉的“叛逆”，又把這看作向寶釵的封建思想投降。那是過于意識形態化了。

釵黛和解，就其內在意義而言，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思想交鋒，寶釵對黛玉的勸誡。二是德行感化，寶釵對黛玉的善意。應該說，這兩方面，寶釵都取得了成功。

從今天看，寶釵的基本觀念當然是保守的，但在當時，卻是完全合乎“正道”的，而黛玉卻偏離了閨范“正道”。寶釵的話，集中在如何看待“雜書”。所謂“正經書”與“雜書”的對立，本質上乃是古老僵硬的封建正統文化與生動活潑的非主流文化，特別是新興的通俗市民文化的沖突，后者對于兒童青少年的自然天性顯然更有吸引力。無論是寶玉的一貫喜歡“雜學旁搜”，還是寶釵的由“雜”歸“正”，或是黛玉的由“正”涉“雜”，都可見其影響。然而，傳統文化的“歸正”力量如此強大，很少有“逸出者”不被重新納入其囊中。寶釵是“過來人”，當然懂得用自己的切身體會讓黛玉重回“閨范”。她特別強調“最怕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沒得救了”，并以此警戒黛玉。所謂“移性情”，實際上就是新興市民文化對被傳統文化壓抑的正常人性的啟蒙誘導，特別是引導青年男女背離傳統規范，追求愛情和婚姻自主。在這個問題上，寶黛勇敢地走了追求愛情這一步，卻還沒有勇氣走婚姻自主這關鍵的第二步。黛玉更顯得羞怯而軟弱。她和寶玉的愛情明明深受《西廂》《牡丹》等“雜書”的影響，但又無法擺脫視之為“淫詞艷曲”的傳統觀念的壓力。“足將進而趑趄”，稍有“逾矩”風險（如寶玉借曲詞表白，以及這次自己酒令漏嘴），就缺乏面對和擔當勇氣。所以，她才會在“雜書”啟蒙的路上后退，“大感激”寶釵說了那些“好話”。事實證明，寶釵告誡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當天晚上，她的《秋窗風雨夕》仿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就將原作的“思婦”形象，改造為“離人”，原作的愛情相思內容（“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等）一掃而空，變成了一般的離別之情（“牽愁照恨動離情”“燈前似伴離人泣”）。一位熱戀中的青春少女就這樣地“凈化”了自己的情感和詩作。寶玉來探望，她還將詩燒毀，催促寶玉回去。寶玉走后：

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寶玉雖素習和睦，終有嫌疑。

這種“嫌疑”意識較之寶玉贈帕后“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第三十四回）在帕上題詩，明顯后退。張俊沈治鈞指出：“可知黛玉已完全認同寶釵所說矣，然則不免與寶玉心性相捍格也。”[4]與寶釵近，則離寶黛的共同愛情追求遠。“和解”后，雖然黛玉并沒有放棄對獨立人格的堅守，如在評論薛寶琴懷古詩時，寶釵對涉及《西廂》《牡丹》的兩地名表示質疑，黛玉便直率的批評寶釵“膠柱鼓瑟”，《五美吟》也有“立意新奇”之處。但寶黛愛情明顯處于停擺和無所作為狀態。賈母偏愛寶琴，一度想就此解決寶玉婚事，連寶釵都明顯嫉妒，黛玉若無其事，與寶琴情同姊妹。（第四十九回）紫鵑勸黛玉趁老太太健在時了卻婚事，卻受到黛玉呵斥，更不用說去進一步追求婚姻自主了。（第五十七回）可見就寶釵擔心的“移性情”而言，黛玉只是已動“情”而不曾移“性”，并且就此止步。他們的最強烈舉動不過是寶玉誤信紫鵑“情辭”試探發作“癡狂病”，黛玉聞訊翻腸倒胃大吐大嘔，之后風平浪靜一切依然。她最深的痛苦也只能是感嘆“漂泊亦如人命薄”“莫怨東風當自嗟”的無可奈何的宿命。（第七十回也許，這正是渴望“金玉”而又擔心寶黛“移了性情”的寶釵潛意識所期待的。在向“父母之命”婚姻制度挑戰方面，寶黛的勇氣和作為遠不如《西廂》《牡丹》的男女主人公。（雖然在精神層面的追求上，他們超越了以“夫貴妻榮”功名利祿為目標的前輩。）不能說這都是寶釵“蘭言”所致。但“金蘭契”與愛情停擺的內在聯系耐人尋味。我們無須責備黛玉步履的艱難和寶釵的“善意”影響，這是歷史的辯證法在十八世紀中國貴族社會青年男女身上的真實投影。也許作者未必都認同寶釵的“蘭言”，但他顯然也無法走出傳統文化的評價體系，這又正是歷史的局限。

四

“和解”不但導致釵黛思想的接近，更重要的是黛玉對寶釵德行的認可。從過去認為寶釵“有心藏奸”，到稱贊她“待人極好”，并且由此悔悟自己的“多心”“自誤”。在獲得賈府家長們的一致好評后，讓昔日情敵心悅誠服，這是寶釵做人的最大成功。

人們不禁要問：曾經造成釵黛對立并長期籠罩在寶黛心頭的“金玉”陰影，到哪里去了呢？這個第三十六回以前的高頻率詞語為什么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是作品留下的又一個敘事空白。當無法從情節中尋索“真事”，也許要思考作者的“假語”構想。

從“釵黛對立”到“釵黛和解”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的重要構思。脂批最早在此基礎上提出“釵黛合一”的觀點，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目總批云：“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看黛玉逝后寶釵諸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5]由于支撐這一觀點的“黛玉逝后寶釵諸文字”我們無法看到，怎樣理解“合而為一”還是難題。綜合第五回“金陵十二釵”正冊中唯有釵黛合為一圖一詩，《紅樓夢曲》中《枉凝眉》《終身誤》曲以及與賈寶玉夢中結合的名為“兼美”的女子，“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等的暗示或象征筆墨，我們無法否認釵黛兩個形象在作者筆下的各自正面意義。不管“階級論”曾給她們戴何種帽子。“釵黛合一”應該是一種理想女性形象的“幻筆”，在作品中，則體現為釵黛兩個具體藝術形象的對立互補。作者是把釵黛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女性美的代表塑造形象的，黛玉更多體現理想女性超俗美的特質，而寶釵更多體現現實女性世俗美的特質。在與環境的關系上，黛玉是特立型女性，重視人格尊嚴和潔凈；而寶釵是適應性女性，重視人際和諧和規范。從作者的思想傾向看，他更偏愛前者的個性覺醒，但又清醒看到其與環境難以調和的性格缺陷，于是，便有了對立互補的構思。[6]首先通過“金玉”與“木石”的沖突中的釵黛對立和寶玉選擇來表達其基本傾向；再通過釵黛和解體現彌補意圖，而為了完滿實現“和解”，將“金玉”消解于無形，就成為必要的處理。為此，作者設計了寶琴這個符號般絕色美人的出現，以及賈母企圖說親給寶玉的嘗試。雖然沒有成功，卻傳遞了明確的信號：賈府最高統治者要在黛釵之外處理寶玉的婚事，“金玉”“木石”均與此無關。這與第二十九回賈母回應張道士說親時無視黛釵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無法揣摩老祖宗的心思。也許她確實在家族利益與至愛親情的困境中難以自解，也許她也感到釵黛之美各有偏至，而希望又一位現實版的“兼美”。寶琴雖不成，但這樣一來，寶玉的婚事就被擱置，“木石”難期，“金玉”無蹤，而釵黛關系乃至寶黛釵關系就不再存在現實障礙了。

由此我們也得到啟示：在作者的構思中，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絕不是如百二十回本“金玉”與“木石”沖突的結果。曹雪芹不愿讓薛寶釵背負惡名。

釵黛和解使薛寶釵形象得到更豐滿的表現。她自述童年“淘氣”到“歸正”的經歷，既反映了封建正統文化對兒童少女自由天性的壓抑和改造，也使她先行儲備了閨范之外的知識修養。皇商之家寡母頑兄的生活環境，培養了她多方面的實際生活能力和功利適應型性格。和寶黛性格中的時代光彩相映，薛寶釵也比純粹的傳統淑女多一些豐富色彩。第四十二回“蘭言”中，她對“讀書不明理”的男人的批評，對“耕種買賣”即農商的肯定，可見晚明王學的影響[7]；從她對畫大觀園的卓出見解和開列清單可見其精通畫理；第四十五回從她探望黛玉病情可見其深明醫道；第五十六回從“小惠全大體”可見其理家處事才干；第五十七回寫她對經商事務的熟悉和對邢岫煙的關心體貼。許多方面確為黛玉所不及。當然，比起純真自潔的黛玉，寶釵是一個更復雜的形象；特別是八十回以后重提“金玉”，導致“釵嫁黛死”的結局，這就難免不使“揚黛貶釵”論者回看“釵黛和解”，得出另外一種結論。可惜，人們無法讀到曹雪芹所寫“黛玉逝后寶釵諸文字”，也就無法體會作者的釵黛“合二而一”的用心了。

注釋：

[1]本文所論《紅樓夢》內容及原文，均據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2]參見《馮其庸輯校集》卷二《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二）1106頁，1107頁，1098頁，1160頁。青島出版社2011年版。

[3]參見《馮其庸輯校集》卷二《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二）1160頁，青島出版社2011年。

[4]張俊沈治鈞評批《新批校注紅樓夢》（二）810頁，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5]參見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575頁庚辰總批及注，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版。

[6]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281至283頁。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7]如李贄《焚書·答耿司寇》：“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做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