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錢谷融先生與本文作者

錢谷融先生逝世一年了。這一年中，有不少紀念文章和研究論文發表。這些文章談到錢先生的學術貢獻，幾乎都會注意到他的“人學”理論，也就是他在《論“文學是人學”》中倡導的人的問題是 “理解一切文學問題的一把總鑰匙”的思想。作為隨他學習多年的學生，我感到這些文章的聚焦是準確的，與錢先生平時談文論藝的切入點比較接近。但如果細細推敲、研究，可能還有一些內容值得補充、說明。

“人學”理論與文學的常識性問題

錢谷融先生晚年在自述文章中說：

（上世紀）50年代我寫了一篇題名為《論“文學是人學”》的論文，受到全國范圍的長時期批判。其實這篇文章所談大多是一些常識性的意見，并無多少獨到的創獲。它之所以受批判，只是因為它不合時宜而已。

錢先生的自我評價，后來被一些人援用，以說明錢谷融的“人學”理論只不過是一些文學常識而已。事實上，錢先生的所謂常識，有點類似于諺語所說的太陽底下無新事的意思。

人文學術，尤其是文學領域談論的話題，有許多涉及前人說過的東西，后人繼續這些話題，是學術研究上的“接著說”。這種學術上的推陳出新，新意所在，是需要研究者用心體會的。不能因為前人已經說過，今天再來講，就簡單地認定是老調重彈，炒炒冷飯。

1949年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也是花樣翻新。在這些眼花繚亂的文學理論中，究竟選擇哪些問題和理論來展開文學研究，錢谷融先生是花費功夫認真衡量過的。他晚年贈送給我的一批書籍中，不少是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周揚等著《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 《躍進文學研究叢刊》等，上面不少文章都留有他閱讀批注過的痕跡。錢先生選擇文學中人的問題來研究，并吸收了前人有關人的問題的理論觀點。這種選擇，體現了錢先生的學術識見和辨別能力。

記得前幾年去北京參加學術會議，遇到一位前輩理論家，他是上世紀80年代有名的左派。聽說我是錢先生的學生，他問我錢先生是否還堅持“人學”的觀點？我說是的。他搖搖頭嘆息說，你老師人不錯，可惜用人性、人道主義來解釋文學，太簡單了，還是階級斗爭理論深刻啊。

這當然是學術觀點上的彼此不同。但聯系上世紀50年代的文學研究環境，由現實主義問題、典型問題的探討，發展到從蘇聯引進季莫菲耶夫的“工具論”，當這些理論和觀點在文學研究領域盛行之時，有關人的問題的理論探討，反倒是不太多，甚至很弱。當時在文學領域頗有影響的《文藝報》《人民文學》《人民日報》《文匯報》以及后來創刊的《文學評論》，所刊發的文章大多傾向于探討現實主義問題、文學典型問題、形象思維問題、與現實關系問題等，很少有專門討論文學中人的問題的。

錢先生是少數幾位集中思考文學中人的問題的專業戶和單干戶之一。說他是專業戶，是因為從《論“文學是人學”》開始，一直到他晚年，在文學問題上，他總是把人的問題當作研究的出發點。至于說單干戶，那是他的文章只要一經發表，必定引來無數的商榷之聲。《論“文學是人學”》不用說，后來的《〈雷雨〉人物談》也是如此。翻閱當年的《文藝報》《文學評論》，可以體會到錢先生發表文章之初是多么孤單。今天有人認為文學中人的問題是一個常識性問題，但在歷史過程中，這種常識的獲得和強化，除了道德勇氣，還需要有獨特的學識眼光。

在一些文學史資料中，有關上世紀50年代人的問題的討論，人們常把胡風、巴人、王淑明等關于人性、人道主義問題的文章與錢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歸在一起。這種歸類是當時為批判人道主義思潮而做的一項工作。但對錢先生而言，他的思想與胡風、巴人、王淑明等偏向于創作現狀所發的議論有所不同。錢先生長期在大學教書、研究，與創作界關系疏遠，在行文方式、思考問題的重心和思想的傳承方式上與胡風、巴人等距離較大。

將錢先生的文章與同類的關于人的問題的文章加以對照，就會發現，錢先生的文章是純粹的學術論文，而其他文章，很多是針對當前創作現象所發的一些議論。所以，當時就有人認為《論“文學是人學”》是一篇系統宣傳修正主義文藝觀點的論文。所謂系統，就是比之同類更條理化。

的確，1949年以來，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是中國文藝理論領域第一篇較為系統闡述人的問題的理論文章，不僅在當時就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被視為是 “一篇見解新鮮的文學論文”；而且，在后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科書中，也獲得了高度評價（參見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第93頁）。之所以有這樣的好評，除了在學術觀點上激發了同人的共鳴，很重要的是錢先生的文章個性，融匯了他對文學問題的獨特思考和發現。

譬如對人的問題的認識。很多人認為錢先生一定大量閱讀了西方的人道主義理論著作。但錢先生認為自己對西方人性、人道主義的接受，主要還是文學上的，像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契訶夫、羅曼·羅蘭、雨果等描寫人性的文學作品，激發他思考文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

在一般同行眼里，錢先生比較強調文學審美價值。其實，對于文學審美核心問題到底是語言問題還是人的價值問題，在錢先生看來，還是應該偏重于人的價值問題。盡管他寫過《曹禺戲劇語言藝術的成就》等文章，探討文學語言問題，但在他看來，文學語言不是單純的語言表達問題，而是與作家的情致和思想能力有關，所以，歸根結底還是作家的人生價值問題最為核心。文學語言的力度，是由作家在人的問題上思考的深度所決定的。

錢先生將他這種認識落實到研究生的培養上。他錄取研究生，別具一格地要考作文。照他的說法，不是要看你的言辭和語言表達能力，而是通過語言，來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度。

“人學”理論與文學主體性問題的關系

上世紀80年代，文學主體性理論流行，錢先生的 “文學是人學”曾一度被很多人認為是文學主體性的理論前提。

就強調人的問題在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價值而言，錢先生的“人學”理論與當時的文學主體性理論之間有關聯；但就理論建構的材料和理想境界而言，兩者之間有著差別。《論“文學是人學”》等文章中沒有主體性這樣的概念和理論術語。這或許是錢先生接受的教育和他的行文風格所致。

曾有人批評，錢先生所說的“人”是一個非常抽象的人。但錢先生認為，我所說的“人”其實是非常具體的，這就是文學作品中我所喜歡的一系列人物。他推崇《隆中對》中高遠襟懷、飄逸散淡的諸葛亮，也推崇陶淵明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最欣賞的，是《世說新語》中的魏晉風度。錢先生藏有好幾個版本的 《世說新語》，晚年他翻閱最多的，是余嘉錫先生注釋的《世說新語》。

宗白華先生在 《論 〈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中說：“晉人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瑩的美的意境！”錢先生喜愛并追求的，正是這種文學中的審美境界。宗白華是錢先生中央大學時代的老師伍叔儻先生的朋友，伍先生對錢先生一生的思想影響巨大，包括對魏晉風度的推崇，都來自于伍先生的影響。

不過，錢先生的“人學”理論有他自己的創造。他不像他老師那樣玄遠到一種清虛縹緲的境地，而是有著非常堅定、清晰的現實感。但是，他也不像主體論那樣，將人推崇到一個凌駕萬物之上的絕對的主體地位。錢先生的“人學”理論，包含了豐富的自然主義與個性主義思想，兩者相互融合，相互觀照，呈現出親和溫暖的狀態。

但凡了解錢先生性格的人都覺得他文章中的行文語氣和推崇的文學價值，都是那么柔和溫馨，就像老友促膝而談，從來不夸張失度，也不擺架子。或許是現實人際關系過于復雜，錢先生更愿意從自然中獲取人生的價值力量。所以，他喜歡旅游。游覽名勝古跡時，他喜歡自由徜徉，與天地自然交往，而不喜歡進廟宇、看墓地。

上世紀90年代，一次陪錢先生去杭州開會，住在花港觀魚附近。想陪他去看章太炎墓，他卻說還是到西湖邊喝茶吧，西湖的自然美景，真是百看不厭。這種自然之子的審美情懷和自由心態，是錢先生“人學”的理想境界和現實寫照。相比之下，受西方人本主義思潮影響的文學主體性理論，受制于西方主客二元論的影響，難免有一些絕對論的色彩，在物我關系上側重于強調人的主宰地位。對于這一點，錢先生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他愿意天人合一，而非天人分離，一方主宰另一方。

“人學”理論與中國文學理論的原創性問題

《論“文學是人學”》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曾獲無數學術獎勵，其中之一是思勉原創獎。這是教育部委托華東師大舉辦的面向全國的人文學術獎，意在獎勵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有原創意義的學術成果。

1949年以來，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領域，中國學者的貢獻相比于歷史研究、哲學研究可能是比較弱的。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主編的 《百花時期的中國文學》，收錄了 《論 “文學是人學”》，其他像日本、韓國，也有錢先生的譯本出版。這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人文學術國際交流過程中，人們對于有特色原創研究成果的關注。

錢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和《〈雷雨〉人物談》，是 1949年至198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研究領域少數幾項真正稱得上有自己理論系統和特色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延續了前人對文藝問題的理論論述，也吸收了國外一些理論觀點，但從根本上講，它是有濃郁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

錢先生接受“五四”以來啟蒙思想的價值立場，崇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作為現代文學研究學者，他對現代白話文的文學成就肯定得比較少，他曾說自己最不愿意教中國現代文學課，而愿意教古代文學，因為古代文學是真正經過時間考驗的。但他又認為，魯迅的存在，使得中國現代文學的價值地位完全可以與中國古代文學的任何一個輝煌時期相媲美。他的這一評估代表了他的文學價值取向。

錢先生認為，文學作品一定要有詩意，這是從人物心靈中自然流露的東西，而不是靠頭腦思考理性得出的認識。他多次強調不喜歡20世紀現代主義作品，而愿意接受中國古典傳統和西方19世紀的作品。他的這種文學價值觀有著自己的思想土壤，包括曾接受的教育和上世紀50年代中國學術環境的制約。就如他在回憶大學時期的老師伍叔儻先生的文章中所說，伍先生在抗戰時期完全是一副名士派頭，從不開伙，輪到吃飯時，就帶上自己的學生錢先生上小館子。師徒間喝酒吃菜，無話不談，毫不做作，真正是隨性而行，飄灑自如。

這樣的生活作風和思想方式，影響了錢先生一生。即便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受批判時期，到了周末，錢先生仍會帶上家人，坐三輪車去市區的大飯店輪著吃過來。他告訴筆者，《文學評論》發表《〈雷雨〉人物談》，他拿了稿費，帶家人到錦江飯店點了一桌菜，最后發現稿費還有得多。

當然，錢先生一再說，吃喝不可以淪陷到酒肉朋友吃吃喝喝的境地，否則就庸俗了。他是希望從中忘掉不愉快的情緒，獲得做人的自由，享受人生的快樂。所以，錢先生行文風格流暢自如，簡約明快，從不掉書袋，賣弄學問。這種行云流水的自然風格，屬于錢先生的學術原創。

錢先生喜歡要言不煩，將自己要表達的思想，明確地表達出來，而不是沒完沒了、無節制地引述別人的觀點和古籍材料。他在《文學的魅力》中，對文學欣賞過程中審美心理的分析，結合了古今中外很多案例加以說明。這種引用，很少給人以繁復堆積之感，而是簡潔明快，說透了道理。整個論述過程，材料是借鑒的，理論構架卻是他憑借長期的鑒賞體驗而體會和構想出來的。所以，錢先生的理論文章沒有一般文學理論論文的經院氣和教條味。他不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趨，而是細心體會，自然呈現。錢先生強調論文不要寫得像實驗報告，而是要像寫文章那樣有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入作者自己的情感體驗和個性色彩。

《〈雷雨〉人物談》中的系列論文是 “人學”理論的具體實踐

如果說，《論 “文學是人學”》是錢先生 “人學”理論的原則闡述，那么，《〈雷雨〉人物談》中的系列論文就是“人學”理論的具體實踐。國內很多學者，像上海社科院的陳伯海教授、安徽大學的楊忻葆教授、天津師大的夏康達教授等，都有文章指出這些論文之間的相互關系。筆者想說的是，錢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寫過一篇關于英國美學家克萊夫·貝爾 《藝術》的評論文章，他贊同“有意味的形式”這樣的說法，認為揭示了文學欣賞過程中，形式的審美意味，形式的確不只是形式，而是構成了審美活動的一部分。但錢先生認為，不可強調過頭，似乎形式對于文學就是全部，這就是失度。

錢先生的“人學”理論觸及文學的核心問題，有關文學中人的問題的理論論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成果不計其數，但錢先生的文章始終沒有被淹沒其中，反而顯得非常出挑，其原因之一，便是他的論述極具個性色彩，尤其是那種文章的體式。

對照 《論 “文學是人學”》與《〈雷雨〉人物談》可知，那種宏觀把握與細膩的藝術分析之間，他的思想、語言都能自由穿行，這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從容應對的。

錢先生在文學研究領域，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具體的作品鑒賞上，都表現出堪稱一流的水準。宏觀層面的論述，他能夠抓住文學的核心問題，要言不煩，將自己的意見充分表達清楚。在具體的藝術鑒賞和批評實踐中，他有能力區分作家作品的優劣高下，而且，通過鮮靈活潑的文字，將文藝作品的神韻傳遞出來。

在以往傳統文論和文學品評中，“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細節和精華內容，在錢先生的文學評論中，因為現代文學理論分析方法的融入，得以在多個層面準確地描繪和豐富地呈現。比如，他對《雷雨》中周樸園性格的分析，就是多層面的。他對曹禺戲劇語言藝術成就的分析，在諸多方面借鑒了現代戲劇理論和語言學知識，從而更理性、充分地分析了曹禺戲劇語言的常規性與獨特之處。

錢谷融先生作為一代名師，生前享有很多學者很少能享有的名望。但在專業領域，盡管文學研究相對而言是較為開闊的地帶，公共接受度不像數學、物理等科學那么專業，但真正的學術研究畢竟還是屬于少數人的事業，理解、懂行的也只是少數人。能在這些專業領域做出成績，獲得同行廣泛認同和接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作為專業領域的優秀人物，稱頌他們是大師或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為人類文明留下了自己的探索腳印，后人將以他們的成就，作為探討未來的價值資源。錢先生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想必會在今后的中國文學研究中，獲得巨大的歷史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