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的南非有11種法定國家語言，其中主要本土語言都有悠久的口語文學傳統。19世紀初，一些本土語言如祖魯語和科薩語開始了文字化進程。19世紀80年代，以這些語言為依托的進步報刊相應出現，最早的黑人啟蒙思想得到傳播。及至20世紀20年代，一批作家開始使用殖民語言進行創作，南非黑人英語文學自此產生。

南非第一部黑人英語小說《穆迪》發表于1930年，享有很高聲譽，至今仍一版再版。小說講述了19世紀姆茲利卡茲王國因殘暴統治導致衰敗的故事，寄托了當時南非知識分子希望將非洲部落變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愿望。作者索爾·普拉杰兼作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博學多聞，通曉包括英語、德語及荷蘭語在內的7種語言，是首位將莎士比亞作品譯成非洲語言茨瓦納語的學者。

20世紀50至60年代是南非黑人現代文學的成熟時期，產生了一批作品至今仍被廣泛閱讀的作家。短篇小說作家坎·坦博是其中最為才華橫溢的一位，他的作品以擅長揭示黑人城鎮倫理生活著稱，代表作《外套》講述了一個丈夫為懲罰妻子的不忠，將情人逃離時留下的一件外套當成尊貴的客人，供奉在家中羞辱妻子的故事，具有英國作家霍桑的小說《紅字》的味道。然而，因對現實失望而長期酗酒，坦博44歲時在斯威士蘭辭世。

女作家貝蒂·黑德同樣命運多舛。她的母親是白人，父親是黑人奴隸，這使她具有明顯的左翼思想傾向。黑德48歲時在博茨瓦納去世。她死后聲譽日隆，代表作《馬魯》和《權力的問題》探討女性社會困境和身份危機，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傾向，風格頗似英國作家勃朗特姐妹。這批作家生活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強化實施的時代，目睹壓迫加劇卻無能為力，自殺、流亡或被殺成為普遍命運。

20世紀50年代之后，南非黑人寫作盛極一時。這一代作家大多接受了很好的英文教育，閱讀面非常廣泛。其次，圍繞大都市發展起來的黑人和有色人種混居的鄉鎮產生了自己的日常文化，并形成一套市井語言和價值觀念。不同于較為封閉的鄉村和部落文化，這種成熟的都市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性、現代性和豐富性，成為作家創作的依托。

然而，這種有利的創作條件如曇花一現。二戰過后，當非洲其他地區開始興起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時，種族隔離制度對南非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種族隔離制度，破壞了已經發展成熟的黑人和有色人種，甚至白人混居的城鎮生活，導致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作家紛紛離開南非，定居海外。

離開南非的黑人作家接觸到國際上進步的左翼文化運動，如社會主義陣營發起的亞非拉文化運動、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黑人藝術運動”，以及獨立后的非洲大陸上的泛非主義運動，對他們的創作產生重要影響。南非桂冠詩人凱奧拉佩策·考斯爾于1961年離開南非，先去了坦桑尼亞，后來前往美國，加入“黑人藝術運動”，成為南非代表性詩人。1972年，考斯爾返回非洲大陸，先后在不同國家的高校執教，并開始為非國大新成立的藝術和文化部工作，為建立國際反種族隔離的文化戰線做出了貢獻。

共產黨員阿歷克斯·拉·古馬是南非著名馬克思主義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如《月夜獨行和其他故事》《石國》和《季末之霧》，描寫并歌頌了革命者的斗爭生活，其文學手法對蘇聯文學和英國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多有借鑒。彼得·阿伯拉罕姆斯是一位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作家，許多反映勞工生活的作品如《礦工》《雷霆之怒》和《夜深沉》等，使他成為最早的南非黑人馬克思主義作家。

由于許多作家流亡海外，南非黑人文學傳統斷裂了。南非國內新一代作家能接觸到的書目非常有限，非洲進步作家的書籍、南非黑人文學作品和外國文學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偶爾讀到。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烽火逐漸點燃，進步青年和工人運動漸漸結合起來，革命文學伴隨群眾運動在工人中流行。穆拉瑪尼的《索韋托的孩子們》、米里亞姆·特拉麗的《力量》、西弗·塞巴拉的《乘風破浪》和蒙格尼·瓦歷·瑟羅德的《浴血而生》都描寫了當時的革命運動。

1994年，長達半個世紀的種族隔離制度終得廢除。但直到2000年左右，新一代黑人作家才陸續發表作品，文學創造力開始復蘇，其內容基本以重塑對黑人日常生活的理解為主。

作家塞羅·迪克不到30歲便寫下《一毛三》《夢的沉默暴力》等經典小說，探討了黑人青年在精神和物質方面的長期雙重匱乏生活。弗雷德·庫馬洛寫出《春酒》《摸摸我的熱血》等小說和自傳作品，揭露了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金錢倫理和底層社會形態。尼克·穆隆戈的作品《愁云過后》《你死我活》等，將黑人大學生與社會體制對抗的心理活動描寫得惟妙惟肖。女詩人菲利帕·維利葉斯發表了著名詩集《高于處所》和《每日妻子》，分析膚色困惑和身份認同的缺失。同時，作為金山大學寫作課老師，她還指導學生通過詩歌寫作治愈心靈創傷。文學作為分析自我身份和治愈創傷的工具，是南非人民對文學功能的一個重要理解，這源自于如何從舊日種族隔離噩夢中解脫、獲取新生的內心渴望。

后種族隔離時代的黑人寫作圍繞“發現正常生活”展開。盡管對歷史和現實具有深刻分析能力的作品為數不多，依然有一些作家保持著對現實世界的關注與開掘。例如姆普特拉尼·布費洛的詩歌創作和文學評論寫作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的詩歌和工人運動密切結合，《布魯斯神學和布費洛哲學》則是一部引導寫作回到對現實具有洞察力的軌道上的理論批評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