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老舍點戲》開幕式后，徐國衛拜訪了舒濟先生。把老舍濟南舊居里結的石榴奉上時，舒先生特別高興。

在9月28日至10月14日舉辦的“第二屆老舍戲劇節”上，《老舍點戲》書畫展堪稱一大亮點。68件老舍先生的點戲手稿和與之相輝映的劇目畫作首次面向北京觀眾展出。而68件老舍手稿均來自徐國衛先生的收藏。

重陽節前夕，與好朋友一道觀看《老舍點戲》書畫展。當我第一次走進天橋藝術中心，看到了以老舍先生用毛筆書寫的68件京劇劇目手稿時，心潮起伏，發自心底地為收藏家、本次展覽的策劃人徐國衛先生點贊。這68件老舍先生工整書寫的內容是首次進京與觀眾見面。八年前的偶然機遇，讓徐國衛先生有緣發現和珍藏了老舍先生寫戲的68件手稿。徐先生為此耗財費時四年，從全國約請了許多畫家為這68出京戲配上了生動傳神的精彩插圖，與手稿一同展出。并自費出版單行本，讓更多讀者一睹手稿的真容。

徐國衛先生能在北京策劃這一展覽絕非偶然。他多年收藏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證明了他真是一位獨具慧眼、不同凡響的收藏家與研究者。

“《老舍點戲》主題展覽是一個多種國粹形式融合的產物。”徐國衛先生介紹說：“老舍先生用短短的兩三百個字就把歷史上的一出戲或一個故事寫出來，68出京戲手稿有文戲也有武戲，《群英匯》、《捉放曹》、《白水灘》、《金沙灘》、《戰宛城》等，這些京劇里的經典劇目，老舍先生用他對傳統京劇的理解，對新中國新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理解，對這些經典劇目進行改編，簡明扼要寫明故事綱要，以毛筆書寫，具有極高的文學戲曲書法價值，是文藝領域重要的遺產，也具有相當意義上的史料價值，為研究老舍文藝生涯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八年前,徐國衛偶然得到這68件手稿，經認真研究認為是老舍先生的，但是還不敢完全確定，就給老舍之子舒乙先生約好去北京請他當面辨認。舒乙先生看到手稿很吃驚，他說，哎喲，我怎么沒有見過呢，太珍貴了。這就是我父親的毛筆字，我一眼就認出來了。他花了一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對這些手稿進行了研究，后來還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論文。

老舍先生的長女舒濟看到父親的68件手稿十分激動，更感激徐國衛為《老舍點戲》所做的出版、畫作征集及展覽等工作，她說：“老舍先生愛京戲、懂京戲、會唱京戲、寫過京戲。作為文藝界的一名領導，他為京劇的發展和傳承做過許多工作，為‘戲改’盡了他的一份責任，做了一份貢獻。徐國衛先生發現、收藏了這份手稿，又為研究老舍的京戲創作與戲劇理論提供了一份新的寶貴資料。我相信不久的將來，這份手稿一定會補遺到《老舍全集》之中。《老舍全集》會因有緣徐國衛先生這樣尊重文化，敬愛老舍的有心人而越來越全。”

獨辟蹊徑 收藏早期中國油畫碑帖

另辟蹊徑收藏早期中國油畫、碑帖 是徐國衛先生涉足收藏的一大高招。我是經好友范承玲引見，得以在今年六月結識這位身材魁梧，真有幾分山東大漢堂堂相貌的收藏家。我們專程到濟南參觀他的“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

那天，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正在展出的“魯迅與他的朋友們” 特展。博物館主要由“中國早期油畫”、“中國繪畫書法”和臨展三部分組成。徐先生首先引導我參觀館內他收藏的部分中國早期油畫。展品以林風眠年輕時的作品打頭，以黃養輝作品結尾，上百幅作品和相關資料，展現了他收藏早期中國油畫作品的分量。

走馬觀花三個小時，觀看了他各個展廳的展品后，我激動萬分。依愚所見，徐先生能躋身于收藏大家，擁有自己的博物館，確有非同凡響的過人之處。上世紀末在京城和滬上收藏熱正在升溫之際，他沒有隨大流與眾多的買家一樣收購中國近現代國畫大家吳昌碩、黃賓虹、陸儼少等人的作品，卻獨具慧眼，另辟蹊徑，在上海各畫廊和文物商店尋覓中國早期油畫作品，挑選出林文錚、李金發、常書鴻、吳大羽、劉開渠等名家作品，在作品價格還未上漲之前的黃金收藏季節，日積月累，將好幾百幅中國早期油畫盡收囊中。他在滬上另一大手筆同樣令人刮目相看。他所收藏的上萬張清代、民國時期的碑帖拓片同樣也體現出了他不凡的眼力和前瞻性。據他介紹，當時人們并不看好碑帖片，在上海朵云軒這樣的著名老店，以很低的價，就可購到成百上千張拓片。

一次收購 24麻袋文獻檔案

也許可以這么說，徐國衛先生主要通過上海所獲得的中國早期油畫、書法、國畫、碑帖、民國版文學、藝術書刊等奠定了他收藏家的地位，而他在北京具有傳奇色彩所收購到的24麻袋文獻、檔案又使他擁有完整系統的一批中國文化藝術的第一手資料。

徐先生所擁有的24麻袋寶貝中塞滿了中國三屆文代會的文獻資料、檔案和財務憑證。這些有關十七年來召開的三屆文代會資料等檔案、文獻是怎樣流入坊間、落入他之手有各個不同版本的說法和小道消息。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是，上世紀末，某文化機構在遷新址時，這批由搬運工從文件柜中取出、裝進二三十個帆布袋的文獻資料，被當作廢紙，論斤賣給了收廢站。收廢站收到這批資料后被經營舊書刊的小販發現，全部買下，幾經轉手，層層加碼，最后落入兩位買賣舊圖書的商販之手。至于這批資料怎會由徐先生擁有，他親口告訴了我這段故事。

徐國衛先生回憶，2013年某月，他到京購舊書，辦完事后，已購返回濟南的車票。出發之時，他接到電話，得知有兩位商販弄到了二三十袋資料，想一次性全部出手。他聽到這一消息，憑直覺感到這是一次機會，改變行程，不回濟南，前去看貨。當他見到商販從袋中抽出來的資料后，眼前一亮，決定全部購下。幾經討價還價，他最終想方設法湊齊了巨款，將24麻袋的資料運回濟南。

我僅從所看到的“冰山一角”，即感到這批資料的歷史價值和意義。我除了對館內的鎮館之寶中有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先生親筆書寫的信封寄信地址和蔡元培先生的文稿感興趣外，還關注晚年在臺灣講學、生活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墨寶；著名記者、翻譯家蕭乾等的手跡。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通過這些親筆所書的函件、書信，得以一窺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藝術界名人、政要的心路歷程，十分難得，實為幸事也。

由于我長期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在他展館中見到了一幅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照片和簽名，感到十分有興趣。史沫特萊在抗戰期間，深入延安，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為朱德作傳，其個人的際遇和命運，都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濟南市文聯主席與徐先生相交多年，他最早目睹了這批麻袋中的資料。他說在這24袋麻袋中，有四五袋是文化機構十七年來的賬目、出差報銷費用憑證、業務經費等財務資料。我說這些資料太有意思了，完全可從中研究出中國文藝界的一部分支出、收入情況。我們都認為，這些資料需要有懂財務，又熟悉文化的專業人員來發掘研究，一定會出成果。

“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徐先生所建的這一博物館和所出版的《聚雅》期刊，通過征集、典藏、陳列和研究為人們提供了欣賞文物、獲取知識的場所與讀物，真是名至實歸，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