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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裔美國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公認的杰出小說家，其著名小說《洛麗塔》在文學和市場兩方面的成功，為他帶來了巨大的聲譽。

除了小說家的身份，納博科夫還是一位優秀的文體家——在嘲諷和挖苦名家名作上尤其“優秀”。對他來說，布萊希特、福克納、加繆毫無意義；龐德“肯定是二流；《死于威尼斯》寫得愚笨，《日瓦戈醫生》是“夸張和糟糕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冗長而混亂”；福克納的南方編年史被認為是“杰作”只不過是荒謬的“錯覺”；至于海明威，他第一次讀就覺得，“什么鐘啊，種啊，公牛啊，真讓人受不了。” （1967 年，小阿爾弗雷德·阿佩爾的采訪，后見于《與納博科夫的對話》）

很難想象有誰能入得了納博科夫的法眼，哦，他挺喜歡普魯斯特的，但還是說了“‘麻木’（stupor）是‘普魯斯特’（Proust）的變位”這種話。

他曾略帶自嘲地說挖苦名家名作是他的“本能”，但在很多人眼里這顯然是固執和偏見。如果僅僅從訪談中看他“懟天懟地”，當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但如果進入到他更廣闊的文本世界，或許我們就能理解這些批評背后隱匿的文學抱負和價值判斷。

今年6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將納博科夫的三部文學講稿，即《文學講稿》《俄羅斯文學講稿》及《<堂吉訶德>講稿》出版，使我們有了更加接近納博科夫的機會。日前，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作家張怡微來到建投書局上海浦江店，以“擁抱全部的細節”為題，與讀者分享了三部文學講稿呈現的納博科夫。

導讀前言是讀書的大敵

1940年，納博科夫移居美國后，先后在在韋爾斯利、斯坦福、康奈爾和哈佛大學執教，以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的身份享譽文壇，著有《庶出的標志》《洛麗塔》《普寧》和《微暗的火》等長篇小說。

納博科夫自己為這張照片寫的圖說是：納博科夫，小說家、昆蟲學家和國際象棋分析家

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等高校執教期間，納博科夫開設文學課程。為此他精心撰寫了大量的講稿，后經整理和編輯出版。其中《文學講稿》專注于歐美作家，對簡·奧斯丁、狄更斯、福樓拜、斯蒂文森、普魯斯特、卡夫卡等七位大師的七部名著進行了深入的解析與探討。《俄羅斯文學講稿》則聚焦俄羅斯的六位重要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和高爾基，以此繪出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的輝煌光譜。《<堂吉訶德>講稿》闡述了對塞萬提斯其人其文，以及《堂吉訶德》這部傳世巨著的獨到見解。

“他看文學作品的角度非常不一樣。因為他在文學講稿里呈現了有不同的主體，盡管是個老師，實際上他也是讀者。納博科夫特別反對那種按照既定觀念切入一本書，他希望出現的是賦有想象力的東西，就是能讀出自己詩意來，讀出自己的想象來。”這讓梁永安特別有共感，他覺得一本書最可怕的就是導讀性質的前言，講一大堆理論把書模式化，非常影響讀者的體悟，甚至會造成“集體的互相遮蔽”。

顯然，在納博科夫那里，世人對名家名著的推許無非是類似導讀前言的東西，所有放在他眼前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嶄新的，由此而出的評價往往既有觀念大相徑庭。納博科夫始終在努力避免集體的遮蔽。

比如讀《堂吉訶德》，一般是將堂吉訶德和桑丘看成截然對立的兩類人。“堂吉訶德的流浪性、挑戰性在人類生活里是特別稀有和珍貴的，有點瘋瘋癲癲，但是清醒的瘋癲。桑丘這類人看著有點倔，但他有一種很世俗的眼光。”但納博科夫不一樣，“他看到這兩個人浮浮沉沉，然后互相影響、互相結合，最后兩個人的身影匯成一個影子。”梁永安認為，這才是體悟出人類復雜性的解讀。

要沉思，但不要苦大仇深

雖然只是授課講稿，但納博科夫實際上為之付出了很復雜的人生準備。他童年在俄羅斯，后來在西歐生活了20多年，最后移居美國。他語言天賦非常好，精通斯拉夫語、法語、德語和英語。因此，張怡微看到，“他的講稿跟其他講稿非常不一樣，他始終在糾正翻譯錯誤，非常討厭翻譯得不準確。”

“（語言背景帶來的）不光是翻譯的問題，他自己創作的定位也會受語言影響。”梁永安說，《洛麗塔》在一開始被認為寫得很邪惡，但納博科夫實際上表現了一種語言之間的追逐關系：“他母語是俄語，來到美國用英語寫，這兩個之間始終有一種追逐關系。俄語追逐英語有一點精疲力盡的感覺，所以納博科夫自己說洛麗塔代表英語，亨伯特代表俄語，這兩者之間就變成似乎得到、最后又失去的關系。”

納博科夫腦子里有一個根本命題，那就是“文學關乎語言的享受”。梁永安提醒，從來沒有一個作家是構思好整部作品，然后一字不漏地寫下來，由此可見，“語言本身是有生命力的，語言本身會像藤蔓一樣生長。”這種生命力，在寫作過程中就會帶給作家以語言的愉悅，納博科夫就是特別能辨認語言之悅的那一類作家。

在梁永安看來，納博科夫兼具了俄羅斯文學和美國文學兩方面的特點。因為自然環境的影響，俄羅斯文學先天具有沉思性和孤獨性，“是皺著眉頭的文學，是在火爐邊不停思索的文學，所以會出現像《父與子》那樣的一批作品。”而美國文學則是秉承其國人性格里的冒險、銳進和樂觀精神。納博科夫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沉思性，但是將其中苦大仇深的味道替換為了美國式的幽默和靈動。

“一方面他寫得非常有才氣，有一種魔法師的靈動，那是俄羅斯傳統文學里面不具備的。同時它又有一種非常強的追溯性，對某一個問題在作品里面持續不斷深入地去觸及、思索。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表層和深層語言的敘事，與內在價值存在著非常大的張力，有很大的不一樣，形成了非常獨特的創作和批評風格。”梁永安分析道。

極致細節的追問下，他發現那些大作家都在亂寫

納博科夫式的批評，并非僅僅出于審美和文學觀念，還來自于他對細節、對準確性的追求。

除了文學世界里的身份外，他還是地地道道的科學家，細致點說是鱗翅目昆蟲學家，再細致點說是蝴蝶專家。

他的蝴蝶研究達到了什么樣的專業程度？1941年到1948年，納博科夫每天在顯微鏡下工作達14個小時。那幾年他在蝴蝶研究上獲得了許多成就：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利用生殖器解剖的方法對南美眼蝴蝶進行了系統分類，發現并命名了許多眼灰蝶，特別是提出一個大膽假設：南美洲的一些眼灰蝶是從亞洲穿過白令海峽過去的。

在科學家的世界里，準確性是審美，創造性是正義，這種思維方式滲透到業余愛好中去，使他成為了國際象棋分析家，在文學領域，使他近乎執念地追求細節準確和整體平衡。

“通俗來講，他很直男，討厭模糊的東西。《變形記》里一個人醒來變成一個甲蟲，他會問什么甲蟲，什么形狀，幾條腿，什么顏色？講墻紙，他會說什么墻紙，什么質地，什么顏色？”張怡微覺得如果自己是他學生的話，會很難受。

但是帶著這種思維和眼光審視作品，就會發現很多描寫都是混亂的。

“他喜歡畫地圖，他上課會非常明確告訴學生，你們在讀喬伊斯的時候，你們就要把里面的地圖畫出來。講到《安娜·卡列尼娜》時，他要求學生畫主人公坐的車廂的整個構造。他甚至要求學生知道簡·奧斯汀描寫的那些風物到底是什么狀況。當用準確性的尺度來衡量堂吉訶德，就會發現寫得很亂，地方走得也不對。”盡管不喜歡這些作家，但張怡微看到，納博科夫的這些批評，是在做了大量的文本細讀之后給出的，“深入到每個章節，每個人物，所有的事件，他都做了整理”，絕非無的放矢。

另一方面，對蝴蝶和昆蟲的研究，使納博科夫始終在追溯自然和人類社會的關系。這種追溯也自然而然地出現在他的創作當中，比如《洛麗塔》。

“人不可能永遠控制在社會性、文化性里，也有動物性、自然性的一面。所以《洛麗塔》里，亨伯特和洛麗塔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情感關系、審美關系，還有一種追逐狩獵的關系。但是他們的時間線不一樣，一個是回溯式的，一個是向前的，但誤讀讓亨伯特開始追逐。”梁永安覺得，納博科夫的作品值得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去讀，會給人帶來改變。

“尤其是在今天這個時代，《洛麗塔》值得每個男孩子都讀一讀，會讓你對生存有一個深度推進。”梁永安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