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期文學初期，賈平凹、張承志、王安憶等一批青年作家剛試身手，短篇寫作高手沈從文、孫犁和汪曾祺等的作品，最容易成為他們學習的對象。今天，作家們紛紛棄短追長，短篇小說的確已呈衰勢。孫犁1977年在一篇很短的文章《關于短篇小說》中說：文章長短，并不決定文章的優劣。同樣的內容，用更短篇幅，能表現得很好很有力量，這是藝術能力的問題。熟練的畫家，幾筆就能勾出人的形體，而沒有經驗的人，涂抹滿紙，還是不像。不曉得經常把長篇寫得稀里嘩啦的朋友看過這段精彩議論沒有，如果看到，大概就不敢這么隨便地“滿紙涂抹”了吧。

李學輝有長篇在手，卻聲稱自己是“寫短篇小說”的，這種勇氣實在可嘉。近讀《李學輝的小說》，發現作者確實熟知短篇之道。作者久居甘肅武威，自然想把西域奇異的風俗拿給讀者。說老實話，我喜歡他日常生活的小說，更甚于那些風俗小說，盡管后者也有佳作，如《麥婚》。因擺脫了風俗小說的刻意端著，日常小說似乎做到了放松自然，讓他找到自己打鐵淬火后繼續細細拿捏的火候。《除夕》的八爺是村里支書，40多年威信屹立不倒，但隨著王翠花的姑娘等一幫青年擲下農村，他真成了唱空城計的諸葛。八爺身上閃現著鄉村社會的沉落交替，這種人物歷史命運都怪異無常。大雪紛飛的除夕之夜，他氣得一時想不過來，便率村人用拖拉機把王翠花母女捉了回來。而他只為了“八口鍋里煮的是土豬肉，露天場里擺的是黃河燈，午夜一到，我們要放三十六路焰火，羨慕死你們”的傳統鄉村社會。小說《和薇薇去尋訪孫招娣》的題材極為常見，好在它敘述的干瘦。土窯村小學四年級女生孫招娣，是四川大學生愛心基金會的女學生薇薇的幫扶對象，薇薇原想這是一次浪漫之旅。她七折八回來到縣城，被科員“我”接著，沒找洗澡間，連飯都沒吃上一口，就被拖上了灰塵滾滾的鄉村公共汽車。小說記述沿途荒涼景色的三言兩語，近于素描，倒凸顯了李學輝敘述干瘦的功夫。對孫招娣的涂抹也只幾筆，然這位身處荒漠的小姑娘的命運，已含義豐富。

短篇小說篇幅有限，得字字經營，不敢有稍微馬虎，不像長篇可以隨意走馬。另外需要留白，不宜把話說滿說完，這就考驗著作者敘事達意的功夫。一兩個人物，怎么出場，跟誰接頭，故事向何處發展，波折又怎么組織，直至有一個小小高潮，都須在下筆前仔細想好。孫犁《荷花淀》讓戰爭在遠處待著，鏡頭只對準荷葉下面的幾個心思活躍的小媳婦，空間就大，還虛虛渺渺，是留白的經典例子。汪曾祺的《陳小手》寫團長允大夫給太太看婦女病，過程中團長還客客氣氣，等他坐上大馬遠去，團長一槍就把大夫打了下來。臨了還說，我的媳婦能讓你摸嗎？所以，雷達曾在《小小說的容量和深度》一文中感嘆：“試想，要在1000多字的篇幅里，講一個奇異新穎的故事，甚至勾畫出一個獨特的人物，賦予深刻的意蘊，在尺幅之間興風作浪，何其困難！”

《雞頭》就好。從1973年起，每逢八月初，王福就去買雞。割下雞頭，洗得干干凈凈，送到巴子營的村長金成堂屋桌上，為報復20多年前，自己偷吃雞頭，父親被金成斗死的冤情。王福、金成，都是短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獨特人物”。不像學輝有些過于鋪陳的作品，這篇作品極其克制，上世紀70年代“農業學大寨”近乎模糊的遠景，人物關系也是到了緊要處才略寫一二，留白甚多。在我看來，短篇小說照樣能寫廣闊的生活，表面專注身邊人物，含義卻遠，而且要選材嚴、開掘深刻、結構巧妙，以一當十。王福20多年還在報復已經70多歲的金成，說明普通可憐人身上缺少憐憫，這處留白就比單純的技術手段大氣不少。一個小人物，怎么會有遠大的思想？這都需要作者暗暗給他。相似的作品，還有《麻雀飛翔》《爺爺的愛情》和《老潤》等篇。

短篇難在留白，也難在一波三折。這就要一張一弛，緊松適度，考驗作者的耐心，這耐心不光在文字控制，還在對人物內心活動的拿捏揣測。我認為《女婿》是一波三折的代表。主人公“我”出身貧寒，大學畢業后留在了縣文化館創作組，愛情事業本來大有前途，不想被刁鉆的同村姑娘王菊花盯上。菊花父母都是鄉村刁民，她也遺傳上這種性格。以往，文化館姑娘王蕓曾與“我”眉來眼去，眼看就有進一步發展。這天王菊花突然找上門來，對王蕓聲稱是“我”的女朋友。“我”詫異地質問菊花，回答是曾接受她的鞋墊和襯領，等于接受了定情之物。“我”的母親也來縣城，指責“我”“睡了別人姑娘為何要反悔”？“我”就這樣被套進王菊花的圈套。這家人得寸進尺，要他做上門女婿，另外得撫養岳父母生活，每月奉上30元錢。稍有不從，岳母就到單位地上打滾要挾。岳父王吉家的成員也很復雜，他當年耍賴騙來余桂花，桂花男友在他們婚后找上門，王吉只得把他養在家里，條件是承認現狀，但一個月得與桂花同居一次。這人留家干活，對外則宣稱是王菊花的二爹。“我”和菊花有孩子后，王吉、余桂花、二爹和王道、王德五口來城里，說是不種地了，由女婿負擔生活。后來王吉出了車禍，余桂花便訛“我”對二爹也有贍養義務。最戲劇化的一幕出現在第九節中。小舅子王德跑貨運出了人命，陜西當地辦案民警讓“我”賠付，“我”說這事跟“我”無關，民警卻說鄉信用社王德做的擔保，擔保人寫的就是你的名字。民警說，4條人命賠付100多萬元，“我”說賠不起；民警說沒關系，可先賠十幾萬元，死人入土為安。“我”說一分錢也拿不出，民警則說，王德早以你的名義在銀行貸款十多萬元。電話那邊說：“你想怎么辦？”“我想殺了王德。”我大吼了一聲。小說就此結束。

“老賴”在這篇小說里不單是一兩個獨特人物，還是一組群像。“我”從與王菊花結婚，就開始與這個老賴家庭反復糾纏，反復斗爭，都以失敗告終。“我”這個無辜無奈的人，一旦被這個老賴家庭纏上，幾十年都難以消停。故事盡管一波三折，也充滿喜劇化的色彩，足見李學輝把握人物性格的不俗功夫。這種一波三折，當然來自他武威巴子營鄉村的豐富生活經驗。他對鄉村老賴人物的熟悉程度，可以說做到了絲絲入扣，貼近真實，讓人在捧腹之余，也為鄉村日漸惡化的道德生存環境憂心忡忡。其實，往更遠的地方看，環境惡化也不是這些年的事，它自古以來就潛藏在鄉村的歷史長河當中。作為一個起源性的東西，它不光存在于古代，也存活于今天，雖然積極善良的力量仍然是鄉村社會的主流。

寫到這里，我對李學輝的短篇創作有了很多的信心。在寫長篇成為時尚的今天，我想告訴學輝，堅持短篇不失為一種長遠之見。我不認為今天就不是短篇的時代，所謂好文章無所謂長短，只看作家給讀者的成色怎樣，其文學成就，也是以藝術成色為最后評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