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 “我仿佛是一只深埋在土中的蛹，生命被裹在天地自然之中，拼命吸吮土里的營養、樹根的汁液以及承受陽光雨露的照拂滋潤。”陳思和以詩意的描寫回顧他在復旦大學的學習，他的學術人生在自由的空氣中起步

中華讀書報：您和盧新華是大學同學，又最早寫過《傷痕》的評論。可否談談你們的交往和當時的文化背景？

陳思和：新華和我同列復旦大學中文77級，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他的《傷痕》刊于宿舍壁報，引發熱烈爭論。有支持也有批評，我是支持《傷痕》的，這篇作品感動了我，突然覺得以前盤踞在頭腦里的條條框框被打破了——文學還可以有另一種寫法。我覺得可以有新的追求，雖然追求什么講不清楚。我寫了《藝術地再現生活的真實——論〈傷痕〉》，發表于1978年8月22日的《文匯報》。

中華讀書報：在此之前，您寫過評論文章嗎?

陳思和：進大學以前，我在盧灣區圖書館初學寫書評，教材就是以群主編的《文學基本原理》，還是教條主義的一套。進復旦以后，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才讓我慢慢擺脫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走上了獨立思考、自由寫作的道路。1979年，我參加了《光明日報》副刊發起的關于劉心武的小說《醒來吧，弟弟》的討論，指出劉心武小說的概念化，試圖分清《傷痕》表達的“傷痕文學”的真實觀與《班主任》開始的“反思文學”的真實觀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我當時只是朦朧意識到，并沒有清楚地給予理論闡釋。20年后，我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里，才把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之間的差別，從理論上分清了。正是大學最初兩年的基礎學習，奠定了我后來的學術追求，從那時候開始，我在學術思想上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思想是自由的。

中華讀書報：您是高考恢復后第一批進復旦大學的學生，大學帶給您什么？

陳思和：可以說，是復旦大學重新塑造了我。大學給我很多方面的資源，最寶貴的就是一種大氣象的彰顯。也許并不是所有復旦人都能感受到這種氣象，但如果不進復旦，我可能走的是另外一種道路。首先是復旦校園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文系產生了“傷痕”文學，直接把我引向當代文學批評的道路；其次是復旦大學擁有賈植芳這樣的人生導師，直接引導我對現代知識分子道路的自覺實踐；三是復旦大學的學術氣氛鼓勵我與李輝合作研究巴金，開始了新的人格理想培養。我的人生學步階段就是這樣在復旦大學的人文學術空氣中完成的。大學一年級下半年，我感覺整個人都變了。

中華讀書報：您也曾多次提到過導師賈植芳對您的影響，能回憶一下你們的交往嗎？

陳思和：賈植芳先生受到過胡風案牽連，后來經歷“文革”劫難，受迫害長達20多年。但他是個坦蕩的人，能夠通達地放下自己所經受的苦難，從來不會在一些文人擅長糾纏的小節上計較是非。賈植芳為我樹立了一個活生生的榜樣，他是受難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九死一生仍然不斷地追求精神理想。先生一生最重視的是知識分子的稱號，這是他自覺履行“五四”新文學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動力。

我們幾個學生經常在他的小屋里喝酒聊天。賈先生對我們講了很多現代文學的歷史。胡風在上世紀30年代堅持魯迅精神，通過編輯文藝雜志來培養年輕作者，賈植芳是投稿結識了胡風，胡風對他提攜很大。胡風和魯迅又是亦師亦友的關系。當時我聽賈先生講胡風，就說“我那朋友如何如何”。你能感受到他在講胡風事件時，不是在講書本上的歷史，是活生生的歷史；他說起魯迅，總是稱之為“老先生”，因為魯迅對他來說，也不是書本上的魯迅，這和隔代讀魯迅的感覺很不同。賈先生講給我的現代文學，是人和事血肉相連的關系。這本身就是一種學習過程，我常會出現一種幻覺，魯迅、巴金對我來說更像是前輩，不是研究對象。我把自己納入到知識分子的傳統譜系，也在奉獻自己的力量。有些學者研究和學習分得很清楚，對我來說不是這樣；向研究對象學習，要了解他們是怎么想的，把我的學習體會放進去。

賈植芳始終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立場、自己的風格。在他身邊，我開始知道應該怎么選擇自己的道路。我研究巴金，巴金有遙遠的、高尚的人生理想。這個理想達不到。所以巴金很痛苦；賈植芳是通達的人，但有風骨、有立場。他們對我都有影響。

中華讀書報：為什么研究巴金成為您的學術起步？

陳思和：我當時的動機是想探討，巴金作為一個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作家，為什么能夠在現代中國社會急劇變化中走到思想的前列，成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這涉及到一個與正統的文學史敘述不一樣的另類敘述系統，從巴金的激進自由主義創作進入文學史，再整合到魯迅——胡風的左翼文藝傳統，再帶動整個知識分子的道路研究，是我后來研究文學史的一個基本思路和方法。安那其烏托邦理想以及打破國家機器的學說，站在弱勢群體一邊的邊緣立場，以及培養人性化倫理的個人修身理念，都給我帶來深刻影響。巴金稱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為“一個人格的發展”，我后來寫巴金傳時，也用了“人格的發展”為題，同樣我的人格發展中也吸收了無政府主義學說的許多營養，這是我必須表示感激的。我和李輝的合作研究得到了賈植芳先生的具體指導和支持，第一篇討論巴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是否有進步性的論文，由賈先生推薦給《文學評論》編輯部的王信老師，又經陳駿濤老師的編輯，建議我們改成讀者來信，在1980年第3期刊出。巴金先生讀了這篇文章，明確支持我們的觀點。這是我們追隨賈先生與巴金先生的道路的開始，也是我的學術道路的開始。

2 從性格上來說，陳思和并非是一個趕潮流的人。但是在當時火熱的文學研究氛圍中，他被裹挾著往前，和當時國內一批新銳批評家一道，開創了那個時代的文學黃金期

中華讀書報：您在學術上剛剛起步時，遇到了思想解放運動。能談談當時的情況嗎？

陳思和：恢復高考是改革開放的先聲，把年輕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轉向了追求知識。我本性不喜歡趕潮流，可這是唯一的一次趕上了，對我的思想、世界觀的形成，包括對后來的人生道路都有很大的影響。學術新人的大膽探索得到了時代風氣的鼓勵。

那時學術界有兩個圈子對我影響比較大。一個是《上海文學》的，常務副主編、評論家李子云培養了一支年輕的文藝評論隊伍，我們每隔一兩個星期就會聚在一起開會，參加者有王曉明、許子東、李劼、宋耀良、夏中義、吳亮、蔡翔、程德培……吳亮是從讀哲學開始走上批評的道路，沒有學院的訓練，他的充滿辯證的思維特征給我的影響很大。評論家們形成了一個圈，這個圈是有標準的，譬如我們當時對張承志的小說就非常推崇。還有一個是北京的學術圈，如北大的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等，還有王富仁、吳福輝等，他們的文章我都非常關注。那主要是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巴金論稿》之后，我的研究目標轉向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自上世紀50年代始，現代文學學科已經初具規模，各高校中文系不僅開設相關課程，編寫文學史教材，還建立了現代文學教研室，現代文學學科里又派生出當代文學。1984年的杭州會議促使了文學尋根的創作思潮，1985年的廈門會議、揚州會議等，都推動了文藝界的思想解放，鼓勵文學研究者沖破思想牢籠。1985年，現代文學學會在北京萬壽寺舉行現代文學青年學者創新座談會，我的發言和北大的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的聯合發言《論20世紀中國文學》不謀而合，我們都主張打通現當代文學，把20世紀中國文學視為一個整體，完整地尋找和發現20世紀文學發展的規律和教訓。我的文章題目是《中國新文學研究的整體觀》，杭州會議上我的發言題目是《中國文學發展中的現代主義》，兩個會議引出了我的兩篇文章，都是以“五四”新文學傳統為參照來論述當代文學的經驗教訓，由此形成我第二個研究系列，后來陸續寫出《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懺悔意識》等七篇系列論文，編成第二本著作《中國新文學整體觀》。

中華讀書報：這本書也是您探索文學史理論的代表著作。

陳思和：現在看來是很粗糙、很不成熟的，所以后來一直想重寫或者做重要修改。但《中國新文學整體觀》決定了我的學術研究的基本經緯。一是把20世紀中國文學史作為整體來研究，不斷發現文學史上的新問題，并努力通過理論探索給予新的解釋；二是關注當下文學的新現象，關注中國新文學傳統與現實結合發展的最大可能性。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我的學術研究的經，當下文學的批評和研究是緯，在緯度上我盡力擴大研究領域，對臺灣香港文學，世界華文文學，中外文學比較，甚至外國文學等等，都盡可能去學習，逐漸擴大自己的研究領域。在繼續開拓的思考中，我越來越感覺到原來作為中文二級學科的現代文學的基本框架與文學史理論都存在嚴重的局限。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重寫文學史”。

中華讀書報：“重寫文學史”的原則是什么？

陳思和：以審美標準來重新評價過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種文學現象。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有許多真誠的作家和影響重大的作品，但沒有處理好審美中介這一環節。時間是無情的，隨著社會變遷和價值標準的轉變，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已經變得不再重要了，甚至他們的作品無人問津。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我們每一個從事新文學史教學的大學教師都會碰到這樣的事情，當在課堂上講到有些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品時，不管你是極力稱贊還是批評，當代大學生的反應都極其冷漠，他們不關心你的具體結論，因為他們對這類作品根本就失去了興趣。這是我們必須正視，并給予解答的問題。如果它們確實是不值得再讀，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作為一門課程的內容，去強行規定大學生們閱讀。不過我這里說的審美標準，不是純美標準，文學作品的審美當然是包含了重大思想與時代信息的。

3 和賈植芳先生一脈相承，陳思和同樣把“知識分子”看得很重，也一直在嘗試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承擔。1980年代以后，陳思和主動地嘗試各種各樣的事情，包括學術、社會活動和出版工作，主推“火鳳凰叢書”，擔任學校的人文學院副院長和中文系主任

中華讀書報：90年代，您和王曉明等人發起的人文精神尋思的大討論，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現在您怎么看待當年的討論，那場討論對知識界有何意義？

陳思和：人文精神尋思的討論，是王曉明提出來的，他邀請我一起參與討論，后來沈昌文先生又加入了，在《讀書》雜志上進行延續性的討論。因為引起了很多反對的聲音，才構成了社會影響。這場討論后來王曉明編過一本資料集，可能更能夠說明問題。我當時發現，參加討論者對“人文精神”的理解都不一樣，總的來看，是知識界對于中國剛剛掀起的市場經濟大潮不適應，對于商品經濟導致的社會效果表示了憂慮。這些看法，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有些超前和敏感，也引起了很多反對的意見，卻沒有人真正地重視它。其實，從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尋思討論中被提出來的問題，都被不幸而言中。從當時來看，這些聲音顯得不合時宜，是比較微弱的，很快就被邊緣化了。但畢竟留下了一些清醒、理性的聲音，作為一種思想資料，以后會被人一再提起的。

1994年，我與王曉明合作籌辦了“火鳳凰新批評文叢”，產生了另外一些影響。我的學術道路也大致形成了三個方向：從巴金、胡風等人物傳記研究進入以魯迅為核心的新文學傳統的研究，著眼于現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和實踐道路的探索；從新文學整體觀進入重寫文學史、民間理論、戰爭文化心理、潛在寫作等一系列文學史理論創新的探索，梳理我們的學術傳統和學科建設；從當下文學的批評實踐出發，嘗試去參與和推動創作。如果說，第一個方向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追求安身立命的價值所在和行為立場，第二個方向是建立知識分子的工作崗位和學術目標，那么，第三個方向則是對于文學批評的事功的可能性探索，它既是我們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和描述，也是試圖改變當下處境。

中華讀書報：“重寫文學史”之后，您還主編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并主持國家社科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史理論創新探索》，做了很多頗有影響的學術工作。您也做過很多選本，在當時引起過較大反響。

陳思和：我在上世紀90年代與張新穎、郜元寶和李振聲三位一起策劃編過一套《逼近世紀末小說選》，那是頗有影響的。新世紀以后，又策劃編過一套9卷本的《新世紀小說大系》。當初的想法，就是想改變以往的模式。大系里有武俠小說、科幻小說、校園小說……網絡上流行的都有。第一是這些作品質量不錯，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差；第二是我認為類型小說需要和主流文學溝通，否則不能體現文學選本的全面性。我編選本，就是希望瓦解當下的文學秩序。今天的時代是大變化的時代，如果對網絡小說、類型小說發展這個大潮流視而不見，也會覺得以偏概全。在編完小說大系后，我故意把編入作品的160位作家的名字全部列上去，發現一半是以往文學史上不見的，一方面是王安憶、莫言、余華、方方等傳統作家，一方是南派三叔、天下霸唱等等，兩個系列名單放在一起，完全是分裂的。我感覺非常興奮，像1949年開文代會一樣，兩路人馬都匯總在一起了，能看到今天的文學局面與上世紀的新文學完全不同。

4 陳思和的專業是現當代文學，他的學術也主要探討從“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道路。對文學史的梳理之外，他通過對莫言、賈平凹、王安憶、余華、嚴歌苓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評論，推動作家們的創作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自己的批評是怎樣的風格？

陳思和：我在長期的批評實踐中逐漸養成了一種自己的傾向：批評者與批評對象完全是平等的對話，批評者不是居高臨下的指導者，而是作品的闡釋者和解讀者，也就是說，批評者首先是在作品里找到了真正的“知音”，通過闡釋和解讀，表達了批評者對生活的看法。所以我的評論主觀性比較強，有時候甚至會出現研究主客體不分的問題，我很難說自己是在做研究，而是自己的學習、研究、探索飽滿地交錯在一起。理論色彩在我不是很突出，我的評論帶有一點感情色彩，有人文的追求。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覺得一個評論者首先是社會生活中的人，是有感情，有觀點，有生命力的人，批評家不能脫離生活環境，他的評論工作只是依托了作家的文學創作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對時代的看法、對文學的看法，是用自己的觀點來解讀生活。所以，我覺得批評家也是直面人生的。

中華讀書報：如果請您概括一下自己的治學方法呢？

陳思和：我個人對學術的認知，從來不是“純學術”，也不只是如何看待專業的問題。我自己在尋找一種人生道路，這是價值觀的問題。一個人必須要有自己的價值觀，就是你怎么生活？怎么面對這個世界？你的立場在哪里？對我來說，學術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場，是基本的生活行為。這樣的立場，使我活得像一個知識分子。當時老師教我就是這樣教的：做資料，讀文本，然后就是思考自己的價值觀。就是這樣的傳統。第一就是理論觀點要從研究當中完成，要學會在生活中發現問題，要學會在研究實踐中發現問題。比如研究當代文學，學者就要有前瞻性，你要覺得討論這個問題可能會對以后的文學產生影響。只有自己發現了問題的價值，才能去全力以赴地解決問題；其次，在我看來，任何學術問題其實都是你自己的問題。你所有提出的問題都要解答你自己的困惑，這是你對人生的態度、對社會的態度的投射，而不是與你無關的，為寫論文而設計的問題。我現在非常鼓勵學生研究同輩作家，要做同代人的批評家。因為上代人的問題往往是在一個你所不熟悉的環境下產生的，你不一定能夠從中找到你自己的問題。但是同代人的困惑你是理解的，他們的痛苦、他們的追求也可能是你的痛苦你的追求，他們為什么這么寫，你是了解的。如果你只關心前輩的問題，你就只能跟著前人的思路走。

中華讀書報：您是這樣把學問和人生緊密連在一起？

陳思和：我們這個專業，我說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這個專業，只有時間的上限，但是沒有時間下限。上限沒有什么好討論的，現在學者們把精力放在上限——晚清民國之交的討論，他們覺得這個學科離當下太近，沒有辦法做出具體的判斷。很多導師為了顯示自己的研究與當代沒有關系，有意引導學生去研究晚清民國時期的文學，把自己的學術研究和當下劃清界限。我是明確反對學生這么做。

我認為我們這個學科是沒有什么故紙堆的，我們的希望就在當下，了解當下推動當下。研究現當代，就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問題。所以，“當代”的概念包括了未來，聯系著未來。我們要關心的是，未來的文學會是什么樣的？再過五年的文學是什么，再過十年的文學是什么，對這個方向要有預期性，否則出來一個好作家，我們還是后知后覺，不能及時發現和推動進步。

中華讀書報：在您從事文學批評40年的節點，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對您來說有何特殊意義？

陳思和：我曾對媒體說過，我己經過了需要鼓勵的年齡。但是得知自己的論文獲得本屆魯迅文學獎時，還是感到由衷的高興。當時我寫下一段話，表達我對當下文學最美好的期盼和祝愿，也希望與中華讀書報的讀者共勉：

這是一個以魯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文學獎項。希望先生在天之靈繼續注視著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一切，以他的永遠不妥協的戰斗精神，鼓勵我們，激勵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思考和語言，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所有的愛憎、夢幻、追求、信念，都寫進當代文學作品中，為時代作見證，為讀者留心聲，為未來當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