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作為整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重要構件和成績也當然地不斷被提及。作為儀式的“改革開放”，每隔十年都會被回到起點去緬懷和紀念，文學參與其中，也以“十年”為一個單元被紀念。其實，當改革開放已經積累到四十年，隨著莫言、余華、蘇童、閻連科、多多、劉慈欣、曹文軒等獲得多個世界文學重要獎項，以中國當代文學這四十年文學成就論，是該到了總結這四十年文學歷史成績，進而考慮建構這四十年文學階段史的時刻了。

中國現代文學區別于中國傳統文學具有歷史連續性和內在整體性，但這不妨礙一百年新文學這個大歷史時段中間存在相對獨立的“小歷史時段”。“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就屬于“小歷史時段”命名。從時間長度上，“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較之目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已經獲得廣泛共識的幾個“小歷史時段”的時間都長，比如“現代文學三十年”（1917—1949，其實是32年。這32年文學曾經被細分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文學，這些斷代也不是嚴格地從一到十的“年代”切分，而且40年代文學里又進一步細分出“抗戰文學”“延安文學”等等）“十七年文學”（1949—1966）“文革文學”（1966—1976）和“新時期文學”（1976—1990年代初）等。不過，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諸多“小歷史時段”命名方式一樣，“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也并不是純粹的文學命名。觀察中國現代文學史其他“小歷史時段”的命名，就像有學者指出的：“當時的學者出于習慣性的文學觀念，把文學看作是政治附庸，給某個時期的文學現象加上一個具有政治內涵的時代限制，如‘抗戰文學’，‘文革文學’，等等。”[1]不只是每一個階段性的“小歷史”，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和時代政治的共同建構是一個基本歷史史實。同樣，“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文學和政治意識形態復合命名的特征也很明顯。因此，如果“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可以作為階段史被建構，“改革開放”這個特定時代的政治內涵也應該被凸顯出來；而如果“改革開放”這個時代主題被凸顯出來，顯然這四十年的文學階段史是一個有著規定主題的階段史。

事實上，從一開始就被研究者意識到的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我們的文學事業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2]一直到十年前“改革開放三十年”研究者仍然持這個觀點，他們認為：我們必須在“文學”與“這 30 年”的相互生產的互動性關系中來進行討論。一方面，我們要談文學是如何介入到、參與到這 30 年的歷史變遷和社會變革之中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談文學怎樣被這 30 年的中國現實所深刻界定并制約[3]。基于這個前提，無論是思考“改革開放四十文學”的邏輯起點，還是試圖建構這四十年的階段文學史，都必須充分認識這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性的“現實”。改革開放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如何相互塑造，這是一個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已經有研究成果開始勘探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比如張旭東關于改革時代中國現代主義的研究[4]。改革開放四十年，在每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文學都會以其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獨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成為改革開放時代的一部分。1978年，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傷痕文學”是這樣的；1990年代，國企改革進入一個關鍵時刻，文學“分享艱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是這樣的；同樣，新世紀“底層文學”也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分化和重組的結果，甚至1980年代某一階段的文學思潮直接以“改革文學”來命名。

一、思想解放運動：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邏輯起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研究的觀照視閾與時俱進，被分割成“新時期文學”“80年代文學”“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等更微小的歷史時段。建構整體性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階段史，必然會面對如何去拼接這些被分割的更微小的歷史時段，使他們不各自為政，而是被納入到“四十年”的長時段之中。

首先可以認定，“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邏輯起點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那么，之前兩年即開始的“新時期文學”能不能直接接駁進“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如果可以接駁，前提是文學比其他領域的思想解放更早得風氣之先，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聲。但事實上，文學并沒有突出的先知先覺，只是與時代偕行。洪子誠認為：“1976年10月江青、張春橋等‘四人幫’被逮捕，標志著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終結。在中共十一大上，將‘文革’后稱為‘新時期’。”[5]另外的觀點則是：“隨著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思想解放的政治路線，徹底否定‘文革’，否定階級斗爭路線，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上來。這一歷史性的轉變給文學創作帶來了真正的解放，許多創作禁區被打破。1979年10月，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召開，明確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對這一文藝政策的寬松措施，從中國近五十年文藝發展的教訓來看，怎么評價都不過分，它直接導致了80年代文藝創作的大解放和大繁榮。所以，也有不少文學史研究者認為，文學史意義上的‘新時期’應該是從1978年的年底前后開始的。”[1]從現有的材料看，將“新時期”的起點錨定在“‘文革’后”，甚至再前移一點，符合當時的歷史現實；而以“1978年前后”作為“新時期”起點某種程度上則是研究者后設的結果。換句話說，“新時期文學”和“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邏輯起點并不完全重疊。從1976年上半年到1978年下半年的時間并不長，也就兩年多而已，但時代性質則迥異。

查閱早期馮牧、張炯和何西來三人關于“新時期文學”的研究專著和論文集，他們對“新時期”的起點表述是一致的，馮牧認為：“以偉大的四五群眾運動為序曲，以萬惡的‘四人幫’的被鏟除為起點，我們的文學創作同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一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2]張炯也是這樣看的：“新時期的文學以丙辰清明天安門革命詩歌為發端，揭開了序幕。”[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編撰的《新時期文學六年》[4]，其起點也是1976年10月。張炯和馮牧對“新時期”開始的三年做了細分，張炯認為：“粉碎‘四人幫’的頭兩年，文學從十年荒蕪走向復蘇。但由于摧殘文壇的‘左’傾錯誤尚未能得到根本糾正，文學發展仍然受到嚴重阻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思想解放運動波瀾壯闊地展開，大批過去被迫擱筆的老中年作家重返文壇，新作者又如雨后春筍地成長，文學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禁區。”[5]馮牧則指出：“過去的一年，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的第三個年頭。這一年，是告別過去，迎接未來的一年。”[6]

起于1976年的新時期文學其價值立場并沒有呈現比其他領域更為激進的思想解放的立場和姿態，文學的改革開放是在政治領域的改革開放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宣布‘文革’結束，同年十一月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發表，標志文藝界開始自我解凍，一年之后，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引起轟動，連同稍后出現的話劇《于無聲處》、小說《神圣的使命》，被視為接踵而至的傷痕文學的發端。然后，這些都不過是思想解放運動波瀾中的漣漪。與此同時，保守與改革的爭斗引起了關于‘兩個凡是’的討論，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墻’，一批民刊出現。”“《今天》創刊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7]檢索吳俊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1977—1983）也能觀察到政治領域保守和改革的爭斗在文學上的反應，甚至在1977年和1978年的上半年，能看到的依然是保守的文學立場，很少聽到激進的解放的聲音。

政治是文學的晴雨表，1977年的文學界是對“四人幫”的揭批和清算年[8]。值得注意的是該年12月12日《文匯報》發表了一組文藝隨筆，其中蘆芒的一篇《解放思想，繁榮詩歌創作》提出了文藝界的“解放思想”問題。進入到1978年，延續1977年重提“雙百方針”和“十七年文學”的思路，比如《北京文藝》第1期發表劉厚明《十七年文藝成績不可低估》，將1949年之后的文學，前十七年和后十年做了切割。文學從有選擇地恢復“十七年文學”開始它的新時期，甚至1979年出版的“百花文學”選集書名即叫“重放的鮮花”。但不止于“恢復”和“重放”，一些更重要的變化在1978年六七月已見端倪。《文匯報》《文藝報》先后發表茅盾、郭沫若、周揚和巴金等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中巴金的講話題目是“迎接社會主義文藝的春天”。

1978年下半年，和整個中國政治氛圍一樣，文藝界開始在較大范圍討論“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文藝民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改革性話題。從創作實績看，以唐達成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的《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的短篇小說卷為例，1976年沒有收入一篇小說，1977年也僅僅收錄了王愿堅的《足跡》和劉心武的《班主任》。而1978年收錄的作品，不但數量上達到17篇，且出現了《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傷痕》《最寶貴的》《神圣的使命》《獻身》《墓場與鮮花》等“解放思想”之作。不僅僅看收錄的篇目，可以對比后來文學史視作“傷痕文學”代表作的《班主任》和《傷痕》，雖然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班主任》是傷痕文學的起點，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班主任》仍然是一篇路線斗爭的社會問題小說，而“發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的《傷痕》把這一時期政治批判的主題由一般的社會問題推進到一個更深刻敏感的領域，觸及現代迷信的尖銳課題，揭示了它的嚴重后果——對人民情感的殘酷摧殘。”“《傷痕》的出現和一九七八年底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特別是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以及此后中央對‘文化大革命’否定性重新評價，有著直接的聯系。”[1]

概而言之，“新時期文學”和“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有著不一樣的邏輯起點。“新時期”可以從1976年開始，而“改革開放”只能從1978年開始。

二、“無邊的現實主義”：理論自覺到創作實踐

一定意義上，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文學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從恢復現實主義傳統開始的。“最早用明確的語言提出恢復現實主義傳統這個口號的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導演和演員。那是一九七八年春天排演話劇《丹心譜》的時候。”[2]順便提及的是，話劇成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先聲，同年引起巨大反響的還有話劇《于無聲處》。新時期文學框架里，同時期小說和詩歌實績被充分揭示，話劇不在時代文學的中心地帶，但回到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邏輯起點，話劇如何參與到改革開放的時代建構需要重新評估。一定意義上，敘述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要從話劇與時代關系開始。已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論及這四十年文學幾乎沒有能夠把話劇恰當地整合進來并且貫穿始終。何西來指出：“重新評價《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文章，就是出現在藝術民主和藝術自由的呼聲日漸高漲，打破各種禁區的要求愈益強烈，文藝界思想解放的步伐在三中全會以后逐漸加快的時候。第一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發表在《廣西日報》上的魯原的《真理經得起歲月的洗磨》。接著是《延河》的幾篇文章，在全國有較大的影響，這是刊物上用較大篇幅為《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翻案的最早的一家。”[3]可以注意到批評家使用的動詞和動詞性詞組——“重新評價”“打破各種禁區”和“翻案“等等，無一不指向這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時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的恢復和重評現實主義的三個重要前提條件。能夠作出這樣的判斷，恢復和重評現實主義是改革開放四十文學最早的收獲。

可以看一下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史。從1978年恢復和重評現實主義開始，現實主義一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不斷重提的話題。僅僅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就涉及現實主義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等等，涉及典型的個性、共性和階級性以及“復雜性格”組合等等，涉及文藝的真實性的“寫真實”與真實性的政治性和傾向性等，以及異化和人道主義等……所有和現實主義相關的問題都被重新拿出來檢討和反思。因此，在我們考察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早期階段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尋根文學、現代派文學、新寫實文學的現實主義挖掘和深化，不能離開現實主義的理論自覺。簡單地舉幾個例子。1984年11月，劉再復在《讀書》發表《關于“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答問》。在此前后，《文藝報》等報刊開始了影響深遠的“關于‘復雜性格’問題的討論”，除了理論家和批評家，李國文、古華等作家也卷入了討論。劉再復認為，要塑造出具有較高審美價值層次的典型人物，就必須深刻揭示性格內在的矛盾性。“所謂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從性格結構上說，指的是具有較高審美價值的作為藝術典型的人物性格的二極性特征。”[1]劉再復的“復雜性格”論不是一種憑空的理論想象，而是基于1984年前后的文學現實，進而又影響到同時代的文學創作。如果承認“復雜性格”，那么按照特定的階級和路線站隊對人物進行粗糙的劃分無疑只是一種過于機械化的“簡單性格”。

1985年4月，吳岳添翻譯了羅杰·加洛蒂的《論無邊的現實主義》。羅杰·加洛蒂描述了一條和我們習見的從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更進一步的現實主義路線圖。按照他的理解，“從斯丹達爾和巴爾扎克、庫爾貝和列賓、托爾斯泰和馬丁·杜·加爾、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里，可以得出一種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標準，但是如果卡夫卡、圣瓊·佩斯或者畢加索的作品不符合這些標準，我們怎么辦？應該把他們排斥于現實主義亦即藝術之外嗎？還是相反，應該開放和擴大現實主義的定義，根據這些當代特有的作品，賦予現實主義以新的尺度，從而使我們能夠把這一切新的貢獻同過去的遺產融為一體？”“我們毫不猶豫地走了第二條道路。”[2]可以看出，羅杰·加洛蒂的觀點對中國文藝理論界啟發良多，僅僅“無邊的現實主義”的題目就讓人心生遐想。

富有意味是1985年恰好是所謂的“新小說年”。開放和擴大現實主義將卡夫卡、圣瓊·佩斯或者畢加索這些目為現代主義的作家和藝術家接納進來，雖然從現實主義理論上值得商榷，但從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現實來看，這不僅為“新小說”“探索小說”的登場提供了理論支援，也為傳統現實主義文學邊界的拓展帶來契機。某種意義上，“無邊的現實主義”其實是綜合了傳統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新現實主義”。1985年前后，無論是尋根文學，還是先鋒文學都可以看作這種意義上的“新現實主義”。同樣，這種“新現實主義”對于未來1990年代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作者曾經用文本細讀的方法研究陳忠實《白鹿原》和鐵凝《笨花》與韓少功《爸爸爸》以及王安憶《小鮑莊》之間在曖昧歷史起源、強調地方經驗和重視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關聯性[3]，其實他們之間最大的關聯性是一脈相承的“新現實主義”文學觀。

翻閱柳鳴九主編的、1987年開始組稿、1992年出版的《二十世紀現實主義》基本上就是按照“無邊”去想象中國和世界當代的現實主義。事后看，新時期“無邊的現實主義”在中國的完成正是理論批評界和創作界彼此策應、共同完成的。理論自覺的同時，則是域外現實主義經典的批量介紹和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實踐。中國作家以空前的熱情汲取陌生國度的現實主義資源，不只是西方發達國家，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成為開啟中國1980年代中期以后現實主義的重要動力。觀察中國出生于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這一批“文革”結束前后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作家，像賈平凹、陳忠實、張煒、莫言、王安憶、范小青、黃蓓佳、閻連科、韓少功、李銳、劉震云、劉醒龍等等，都有類似的從回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文學”，然后逐漸擺脫“十七年文學”，尋找到屬于自己現實主義道路的過程。這種自覺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即結出《浮躁》《古船》《活動變人形》《心靈史》《洗澡》《平凡的世界》《靈山》等等現實主義果實。進入1990年代到新世紀，這一批作家以《黃金時代》《白鹿原》《廢都》《九月寓言》為起點，持續不斷貢獻出《馬橋詞典》《赤腳醫生萬泉和》《長恨歌》《秦腔》《古爐》《老生》《圣天門口》《受活》《笨花》《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1948》《一句頂一萬句》《日熄》等重要的長篇小說，而比他們更年輕的作家則寫出《空山》《塵埃落地》《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江南三部曲》《河岸》《黃雀記》《平原》《推拿》《花腔》《后悔錄》《唇典》《耶路撒冷》等等富有銳氣的經典之作。

一定意義上，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是從恢復和重評現實主義走向“無邊的現實主義”之“新現實主義”，在實踐上推動現實主義長篇小說蜂起的時代。現實主義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命運，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一個重要側面，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文學理論和文學實踐的相互支援，而且以現實主義為線索建立起一種歷史的連續性和整體觀，能夠有效地改變將“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人為地分割成“80年代文學”“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的研究現狀。以現實主義為觀察視角，沒有“80年代文學”，何來“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不僅僅是綜合的“新現實主義”，單單觀察先鋒文學，在歷史的連續性和整體觀看取1980年代的先鋒文學，它并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在1980年代末“終止先鋒”。相反，進入1990年代，出現了蘇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余華的《呼喊與細語》、格非的《敵人》和《邊緣》、孫甘露的《呼吸》、呂新的《撫摸》和北村的《施洗的河》等重要的先鋒長篇小說。

三、改革開放中的文學四十年

以思想解放運動作為邏輯起點，就文學自身發展而言，既然強調“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文學自身對審美陳規和教條的冒犯和叛逆，當然應該被充分地尊重和肯定。因此，“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既是四十年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當然也是“文學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這是此“小歷史時段”區別于其他“小歷史時段”的重要特征。

從這個角度觀察改革開放四十文學，將其視作一部審美變革史自然有其合理性。中國現代文學一百余年，許多重要的文學觀念革命和文學創造實踐都是發生在這四十年。變革可能是像改革開放文學發生之初新文學傳統復蘇的溫和漸變，也可能像第三代詩人針對朦朧詩提出“pass北島”那樣斷裂式的文學革命。撇開溫和漸變式的變革不論，1986年，吳亮和程德培主編并出版了《新小說在1985年》和《探索小說集》[1]。這兩個選本以“新”和“探索”的名義，其刻意“編輯”和“設計”偏離以“恢復”和“重放”為起點的新時期文學的意圖相當明顯，所以，相對于“恢復”和“重放”恒常中的漸變，文學改革的參與者認為他們所做的是“極端”和“異端”。“極端”和“異端”強調的是比溫和的漸變更激進的文學革命。1988年4月余華給《收獲》編輯程永新的信談到“極端主義的小說集”：“我一直希望有這樣一本小說集，一本極端主義的小說集。中國現在所有有質量的小說集似乎都照顧到各方面，連題材也照顧。我覺得你編的這部將會不一樣，你這部不會去考慮所謂客觀全面地展示當代小說的創作，而顯示出一種力量，異端的力量。就像你編去年《收獲》5期一樣。”[1]這封信里談到的應該是程永新編輯的《中國新潮小說》。體現在具體文學實踐，《收獲》1987年第5期和1988年第6期兩個專號的陣容幾乎全部由馬原、余華、格非、蘇童、孫甘露等這些當時最為激進的先鋒小說家組成。“在《收獲》新掌門人李小林的支持下，我像挑選潛力股一樣，把一些青年作家匯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再而三，那些年輕人后來終于成為影響中國的實力派作家，余華、蘇童、馬原、格非、王朔、北村、孫甘露、皮皮等，他們被稱為中國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2]《收獲》極端的先鋒姿態為新時期文學開辟了另一條道路。1987年10月7日蘇童給程永新的信寫到：“《收獲》已讀過，除了洪峰、余華，孫甘露跟色波也都不錯。這一期有一種‘改朝換代’的感覺，這感覺對否？”[3]

同樣，1998年的魯羊、韓東和朱文等發起的“斷裂”事件，也是一群作家試圖通過清算文學傳統來確立自己的新形象。“斷裂”及其“斷裂”以后的新世紀其實是一個比“斷裂”更為復雜、曖昧的“離散”的“個”文學時代。《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保存了一份世紀之交中國年輕作家出“代”成“個”的精神檔案。“我們的行為并非是要重建秩序，以一種所謂優越的秩序取代我們所批判的秩序。我們的行為在于重申文學的理想目標，重申真實、創造、自由和藝術在文學實踐中的絕對地位。”[4]值得指出的是，與“斷裂”事件幾乎同時的是網絡文學的發萌。隨著博客、個人網站、微博、微信等的蜂起，大眾傳媒碎片化成一個一個的“私媒體”，基于交際場域，網絡文學當然不可能是我們原來說的那種私人的冥想的文學。“粉絲文化”屬性所構成的“作者—讀者“的新型關系方式突破了傳統相對封閉的文學生產和消費。“在網絡寫作“也正是在這種關系方式中展開，自然也會形成與之配套的“交際性”網絡思維、寫作生活以及文體修辭語言等等。

類似上面這樣或大或小的變革和革命在“改革開放文學“的四十年從來沒有停止過。因此，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階段史建構某種程度上是復現四十年間的文學變革史——這四十年，發生了哪些文學變革和革命？這些文學變革和革命的時代語境是什么？變革和革命留下的歷史遺產有哪些？進而變革和革命的內在歷史邏輯如何被建立而成為一個整體？

一直以來，“改革”和“開放”并舉。因此，四十年的文學改革史，同時是一部中國文學和世界擁抱的開放史。還以前面的1980年代中期為例子。先鋒文學策動的“改革”和“開放”互為因果，就像當時有作家指出：“當前流行世界的現代文學思潮不是一群怪物們的興風作浪，不是低能兒黔驢技窮而尋奇作怪，不是趕時髦，不是百慕大三角，而是當代世界文壇必然會出現的文學現象。……在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形成之前人們大多把小說和故事歸為一體；而當代某些人就不滿足這種上世紀所流行的有頭有尾、中間有起伏高潮的小說寫法了。他們認為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并非如此；人的大腦活動方式是流動、跳躍的、紛雜而不連貫的，作家應當遵循人的正常思維活動方式來寫作。當代的喬伊斯、福克納、沃爾夫等人都這樣嘗試做了。于是人們稱他們為‘現代派’。”[5]在“球籍”焦慮的八十年代，世界的“當代”是我們一下子就想追趕的目標。和此時代情緒一致的是，馮驥才使用了“改革”這個詞：“這一改革實際是文學上的一場革命”，同時也說到了“實驗”——現代派帶有“試驗性”[6]。

所以，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階段史應該是一部交織諸種矛盾和沖突的豐富的文學史，而不是一部單一線性的片面強調“改革開放”立場，遮蔽其中曲折的做減法的文學史。當然，具體到某個時代也不是刻意突出“非改革開放”的文學立場，而是盡可能打開和抵達豐富復雜的文學史現場。以此觀之，比如，改革開放四十文學的起點不僅僅是我們熟悉的傷痕文學和《今天》詩人群，像汪曾琪這樣的“歸來者”作家的文學史價值需要進一步挖掘。一般談論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的復出遲至了《受戒》等一系列小說，其實更早的，發表于《人民文學》1979年第11期的《騎兵列傳》是一篇既有傷痕文學時代風尚，同時有“現代”遺風的小說；再比如，對1980年代除了“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1]的神話式想象，更駁雜的是1980年代是怎樣的“80年代”？我們如何去想象？再比如，對王朔的文學評價，王蒙和當時上海為主的學院知識分子就有迥然不同的現實觀感和文學立場，以至于雙方的分歧成為“人文精神”討論起點和一個重要論題[2]。但今天回過頭看，王蒙在當時一方面談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的危機；另一方面肯定王朔出現的意義，是不是有其合理性，甚至預言性？王蒙肯定的王朔式的文學成為1990年代文學市場化、新世紀網絡文學產業化的一個重要源頭。市場化和產業化，對文學邊界的拓殖已經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理所當然，擺脫單極單一和對抗性思維，可以呈現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豐富和蕪雜，當時尖銳對立的雙方恰恰是1990年代走向豐富多極文學生態的不同端點。

張未民在研究“新世紀文學”時將這種歷史的連續性描述成時間向度上的“生長性”，他認為：“新世紀文學正是從新時期文學中自然而然地蛻變生長出來的，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將1978年看作是一個開啟了21世紀的起點。”[3]在“生長性”，或者“發展觀”的視野下，被分割成“80年代文學”“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成為向未來敞開的綿延不絕的“歷史小時段”。這種生長或者發展不僅僅是理論和創作實踐，也是文學體制和文學制度，比如文學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媒介。在很多的描述中，我們只看到新世紀前后文學刊物的危機，而事實上，發生在上個世紀末的文學期刊的生存危機，同時未嘗不是一場文學期刊自覺的轉型革命，目標是使傳統文學期刊成為富有活力的文學新傳媒。文學期刊變革的動力當然部分來自網絡新傳媒。這種對文學期刊“傳媒性”的再認意義重大。和狹隘的“文學期刊”不同，“文學傳媒”的影響力更具有公共性。《芙蓉》《作家》《萌芽》是世紀之交較早地確立了“傳媒性”的文學刊物。笛安、張悅然和韓寒三個廣有影響的“80后”作家主編的《文藝風賞》《鯉》《獨唱團》以及近年上海創刊的《思南文學選刊》和改版的《小說界》也都是“傳媒”意義上被突出的文學期刊。

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新時期”四十年成為一個熱詞被用來指認一個新的時間和時代的開端，“新時代”也已經被用來描述和想象未來的中國文學，比如《人民文學》從2017年以來的“卷首語”不斷使用“新時代”，同時也在召喚它所想象的“新時代”文學。雖然“新時代”文學還在想象的建構中，但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學已經是一個可以去建構的歷史事實。深入下去，這應該成為當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學術生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