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白樂晴的民族文學論首先是韓國的進步文學者直面朝鮮半島民族分斷和韓國國內民主政治缺失之現實提出的文學理論，包含著對同時代民族現實的危機意識。它區別于在韓國建國后的十余年內作為文壇主流話語的“為文學而文學”的“純粹文學論”，是文學積極參與現實，文學者積極承擔起其社會責任之體現。它建立了新的文學評判標準，鼓勵現實主義文學、農民文學、第三世界文學，真正意義上扭轉了大韓民國建立后持續數十年的文壇主流的創作與批評風氣。

身為一名韓國現當代思想、文學的研究者，偶爾會遭遇這樣的追問：“哦？韓國文學？韓國有什么文學？”有些時候，對方顯然不是期待從我這里得到韓國文學作品名錄，而是在表達“韓國能有什么可研究的文學”的情緒。事實上，自中、韓兩國建交以來，隨著兩國文化交流的加強，一些優秀的韓國文學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中文，而國內學界的韓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雖然起步晚，積累也十分有限，但懷抱著學術熱情和責任感的研究者也在逐步成長。然而，上述現象在可視時期內似乎難以得到本質上的改善，其原因相當復雜。

即使是出身于朝鮮語專業的筆者，也一度有過這種情緒。暫且不談韓國現當代文學自身的水平和海外影響力，單就筆者自我省視的層面看，這種情緒在相當程度上源于筆者作為中國人對曾在中華文化圈內的朝鮮半島所具有的文化優越感——他們的古典文學全由漢字寫成，大都受到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還有在頭腦中隱隱作祟的進化論色彩的文明觀對韓國現當代文學做出的價值判斷：朝鮮半島自近代以來被日本殖民了36年，半島解放后又在冷戰的大環境下經歷了民族分裂以及戰爭，甚至至今仍未正式結束休戰狀態。在有著如此曲折之歷史的分斷國家大韓民國，真的能誕生出優秀的文學和思想成果嗎？

筆者逐漸發現，這些來自于外部視角的疑問或言偏見，似乎也勾連著長久以來困擾了，也許在某種程度上仍在困擾著韓國作家和文學研究者的問題：如何創造出具有民族主體性，在承接朝鮮半島數千年文化傳統的同時，充分吸收西方現代文學、文化的養分，足以躋身世界文學之中的韓國文學呢？在筆者看來，本文要談的韓國當代文學評論家白樂晴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民族文學論”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對這個問題的探索。而沿著他的思考，作為中國讀者的我們或許能夠一窺韓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歷程，以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韓國的現當代文學。

白樂晴1938年出生于韓國大邱市，高中畢業后進入美國布朗大學就讀，取得英美文學、德國文學學士學位。其后在哈佛大學獲得英美文學碩、博士學位。留學歸國后執教于首爾大學英文系。1966年，白樂晴以創刊韓國進步知識分子文藝季刊《創作與批評》為契機躋身文學批評界。20世紀70年代，以白樂晴為中心，《創作與批評》的知識分子群體提出了民族文學論，一躍取代了作為同時代韓國文壇主流話語的“純粹文學論”，成為了韓國文學批評界新的主流，為韓國當代文學揭開了新的篇章。

民族文學論的提出

提到民族文學，大家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民族主義文學”。而事實上，白樂晴口中的“民族文學”之所以使用“民族”二字，首先是為了將自身區別于分斷國家韓國的“國民文學”。它著眼于整個朝鮮半島，立足于南、北雙方是同一民族、同一種文化傳統的共有者而提出，內中包含著白樂晴期待分斷的民族實現和平統一的愿景。同時，白樂晴使用“民族文學”這一詞匯，也是為了與當時樸正熙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及其御用文人爭奪 “民族文學”相關論題的話語權。

20世紀70年代的“民族文學”理論提出之時，正是樸正熙政府廢除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主義制度，宣布實施總統集國家權力于一身的維新體制之際。維新體制激起了韓國社會在野力量的強烈反對。然而，樸正熙政府之所以能夠維持統治，并非僅僅依靠暴力壓制民眾的不滿，而是存在著能夠讓自身統治得以延續的巨大經濟成就，以及具有廣泛大眾動員力的話語體系。其中，就包含了以“民族主義”之名包裝的分斷國家的國家主義。基于朝鮮半島被日本殖民的歷史，民族主義在韓國具有強大的大眾動員力。而樸正熙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為了宣揚維新體制的合理性，將其包裝為所謂“民族的民主主義”。并在教育、宣傳領域大力推行復古主義的文化政策，試圖進一步強化官方主導的民族主義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民族主義”也成為了樸正熙政府時期韓國社會進步力量最為重要的體制批判話語。他們批判樸正熙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度依賴外來資本導致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對外依附，批判其“民族的民主主義”的虛偽性。然而，針對當時韓國社會的西方文化崇拜，進步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們也主張排斥西方文化，復興民族文化，表現出了將民族文化的價值絕對化的國粹主義的特質。在這一點上，韓國進步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者最終與樸正熙官方意識形態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殊途同歸”。正是在此狀況下，著眼于“民族文學”廣闊的號召力，白樂晴開始著手進行“民族文學”的理論建構工作。白樂晴在倡導民族文學理論之初就宣布：“真正的民族文學與任何感傷的或者政治策略性的復古主義勢不兩立，它也絕不能流為國粹主義。”（《為了確立民族文學之概念》）在白樂晴那里，民族文學論從根本上區別于國粹主義的文學論乃至文化論。后者將民族作為某種永久不變的實體和擁有著至高價值的存在。白樂晴認為，民族文學概念存在現實依據，即“民族尊嚴性與生存本身面臨著迫切的危機”。也就是說，是民族危機之現實規定了民族文學的概念。于是，民族文學的概念擁有徹底的歷史的性質。它的內涵隨民族危機之狀況的變化而變化，甚至有可能在變化的狀況中被否定，或被層次更高的概念所吸收。

就像這樣，白樂晴的民族文學論首先是韓國的進步文學者直面朝鮮半島民族分斷和韓國國內民主政治缺失之現實提出的文學理論，包含著對同時代民族現實的危機意識。它區別于在韓國建國后的十余年內作為文壇主流話語的“為文學而文學”的“純粹文學論”，是文學積極參與現實，文學者積極承擔起其社會責任之體現。

以此為前提，我們不難理解在民族文學論的展開過程中，現實主義文學論何以成為了其重要的構成要素之一。20世紀70年代，在民族文學論引領下，由文學評論家、作家積極參與的民族文學運動的展開過程中，誕生了一批在韓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重要印記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如小說家黃皙暎、詩人金芝河等人的作品。中國讀者對這些韓國作家也并不全然陌生。黃皙暎的《去森浦的路》《客地》《韓氏年代記》等9篇代表性作品在2010年被譯成中文，結集成《客地——黃皙暎中短篇小說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韓國現代文學的新評價標準

事實上，透過民族文學論，白樂晴提出的，是韓國同時也是被動地卷入到現代世界體系的國家或民族的知識分子們共同探索的問題。

對于在近代遭遇了被日本殖民的歷史，接受了來自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未能進行主體性的現代化的韓國，如何定位現代文學，或言如何界定自身文學史上的現代呢？“現代”是理解民族文學論的關鍵詞。而白樂晴眼中韓國的“現代”，一方面區別于韓國知識界中西方中心主義者主張的西方化的現代。同時，它也與排斥“現代”、一味復古的國粹主義劃清了界限。白樂晴提出的民族文學課題的本質，就是要以復雜的態度去對待現代，承擔起既要“適應現代”，又要“克服現代”的雙重課題。也就是一方面要對西方現代文化的經驗保持開放的態度，“繼承現代初期歐洲國家語言文學的燦爛成果”，但同時又深知韓國文學依靠單純模仿無法創造出同樣的成果。于是，則要“忠于具有殖民地經驗的分斷民族的特殊現實”（《朝鮮半島的殖民性和現代性之雙重課題》）。

由民族現實打造的民族文學論，提供了關于韓國現代文學的新的價值評判標準。用民族文學論主倡者之一、韓國當代文學評論家崔元植的話講，民族文學論是“對既有的正典進行去正典化，進而達到再正典化的運動”，以期“形成與體制所培養出來的國民有區別的新的讀者共同體”（《從民族文學論到東亞論》）。也就是說，20世紀70年代民族文學的理論建構工作，是試圖打破大韓民國建國后在極右反共主義的政治體制下建立起的“現代文學”的標準，建立新的“現代文學”之標準，重新書寫韓國文學史，重新評價作家及作品之價值的工作。而白樂晴給出的韓國現代文學的新的評價標準，就是“民族文學”。

在白樂晴看來，民族文學才是韓國現代文學應有的或言理想的狀態。他指出，韓國的現代文學是在“意識到外來勢力的侵入并不是給部分地區或部分階層，而是給全體民族帶來侵略之威脅的時候萌生起來的”，其全面展開 “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系列反殖民、反封建運動有直接的聯系”。“當韓國文學自覺意識到歷史要求它的應該是‘民族文學’，并相當程度地開始迎合了這一要求時，才能說我們文學史的‘現代’已經開始了。”（《為了確立民族文學之概念》）

基于上述認識，白樂晴給出了民族文學的首要標準，即反帝、反封建的意識。立足于這重標準，白樂晴對同時代韓國文學研究中的具體問題進行了批判。其中，就包括在探尋現代文學之源頭時以作品的書寫語言作為絕對評判尺度的現象。韓國的古典文學分漢文與韓文兩種。出于韓國對“國語”的強調，朝鮮王朝后期的漢文作品往往被排除在韓國的民族文學之外。對此，白樂晴指出，使用漢文和民族意識絕不是簡單的二律背反關系。然而，他也指出，使用漢文的作品也的確具有民族文學的局限性。無論在內容上它如何為民眾與民族利益代言，但它所選擇的文字本身就使它放棄了直接向大多數民眾發出號召的可能。另一方面，針對同時代文學研究界將使用韓文與西方文學技法寫作的李人植、崔南善等人作為韓國現代文學創始者的現象，白樂晴則在肯定了他們打破古典文學中言文不一致傳統的重要意義的同時，指出了他們作品本身反殖民、反封建意識之不足。在此基礎上，白樂晴也強調，文學研究界存在的過分夸大李人植、崔南善文學作品價值之現象，也證明了研究者自身反殖民、反封建意識之不足。

民眾性是白樂晴為民族文學提供的第二重判斷標準。民族文學論也往往被稱為民眾文學論，它強調文學貼近民眾，貼近“民族大多數成員”的“實質性要求”。（《民族文學的現階段》）也是在此意義上，白樂晴肯定了韓國學界對18世紀以后崛起的盤索里、民俗劇、民謠等平民文學研究之必要性。然而，他也指出，在種種歷史條件的制約下，上述平民文學未能達到與西歐市民文學相比肩的高度。

民族文學精神核心的延續

問題是，既然與西歐市民文學這個參照物相比，韓國文學處在落后的位置，那么依靠忠于民族之現實、扎根于民眾，韓國文學就能成為“先進”嗎？難道這種做法不會導致文學之閉塞，封鎖了自身走向世界文學的道路嗎？這實質上是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問題。白樂晴對此的解答，立足于他對西方文學之局限性以及第三世界文學之先進性的認識。在他看來，卡夫卡、加繆等西歐作家無法對帝國主義進行徹底的批判。其原因在于，19、20世紀，西歐社會的繁榮幾乎全部依賴殖民地的經營，就連其社會中的一般大眾都從殖民統治受到了極大的物質恩惠。于是，若這些作家要徹底批判殖民主義，便會與自己社會的大眾脫離關系，造成其文學之困窘。而忠于大眾則必然導致他們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停留在細枝末節上。于是，與他們相比，有過被殖民、被侵略經驗的第三世界作家們在批判殖民主義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的批判與自身所在社會的民眾共呼吸。

值得注意的是，白樂晴對第三世界文學先進性之論述并非止步于批判殖民主義的層面上。他的判斷立足于對第三世界文學將承擔起為包括西方人在內的人類創造新的歷史之責任的篤信。白樂晴提出：“所謂從殖民地狀態中脫離出來，不是單純的政治、軍事問題，而是意味著克服殖民地統治下的極端非人性和歧視性的人性文化的再生過程。”（《如何看待現代文學》）而切斷這種歧視性文化的再生過程，無法通過批判殖民主義本身便可達到。

更重要的是同自己的斗爭，需要“在自己民族內部識別出有意無意地迎合殖民統治的勢力并加以批判，進而在心靈深處，能夠區分和戰勝封建精神和買辦意識”。這種自我認識和自我分裂的克服工作，同樣也是先進國家文學里最迫切的現實問題。于是，有過被殖民、被侵略經驗的第三世界的作家們，僅僅忠實于民族之現實，便能“把西歐文學最先進的主題變為自己的東西”，同時，“繼承起在西歐文學中也幾乎中斷了的19世紀現實主義大師們的傳統”（《為了確立民族文學之概念》） 。

從韓國當代文學史上看，20世紀70年代作為文學理論的民族文學論，以及作為韓國民主化運動之一環的民族文學運動之展開具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朝鮮半島上兩個意識形態相互對立的分斷國家的建立，帶給了三八線兩側的文學創作與批評決定性的影響。就韓國而言，那些有著左翼脈絡的現代作家和作品，一度被迫退出了體制所建構的韓國現代文學史敘述，成為了不能被觸碰的禁忌。而民族文學運動讓那些被迫沉默的作家和作品回到了現實，與韓國讀者建立起了關系。它建立了新的文學評判標準，鼓勵現實主義文學、農民文學、第三世界文學，真正意義上扭轉了大韓民國建立后持續數十年的文壇主流的創作與批評風氣。

狹義的民族文學論在20世紀70年代就宣告結束。“隨著1980年代民眾文學、勞動解放文學、民族解放文學等更為激進的文學運動的掀起，民族文學論已落到一種唯名論的狀態之中”。然而，正像崔元植所強調的那樣，在今天的韓國文壇，“民族文學的核心一直被繼承了下來。就算是那些批判民族文學，甚至否定民族文學的主張，也不曾放棄民族文學的核心，即對民主主義的訴求與和平解決分斷的愿望”。

基于民族文學論之現實主義精神，崔元植對近年來的韓國青年文學脫離與現實和讀者的關系、專注于自我的創作風氣表示不滿。他主張：“現實才是韓國現代小說的偉大導師”（ 《從民族文學論到東亞論》）。與此同時，他也提到了今日的韓國電影所形成的強大的觀眾共同體。

的確，即便是對韓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以及民族文學論完全不了解的中國觀眾，對于講述兒童遭遇性侵害事件的《素媛》《熔爐》，取材于20世紀80年代全斗煥軍政獨裁時期“釜林事件”，根據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的真實經歷改編的《辯護人》等現實主義風格的韓國電影印象深刻。《素媛》在韓國社會引發的巨大反響，讓韓國法院修改了針對兒童性侵犯的量刑標準。而以真實事件改編的《熔爐》上映后，在韓國民眾的集體關注中，當年的案件得以重新審理。恰恰從上述韓國電影強烈的現實關懷以及它們的社會效應中，我們依稀看到了20世紀70年代韓國民族文學的精神核心。就這一層面來看，對于中國讀者而言，韓國當代文學并非如文章開頭所談到的那樣，遙遠和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