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魯迅與胡愈之合影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書桌上擺放著1938年版《魯迅全集》

1938年版《魯迅全集》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創辦《公理日報》《團結》《東方雜志》等報刊，組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復社”等團體，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路線，傳播抗日救國主張，與侵略者和反動勢力進行堅決斗爭。1949年后，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光明日報》總編輯等職，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36年 10月 19日，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各界進步人士陷入極大悲慟之中。胡愈之敏銳地意識到：必須盡快著手 《魯迅全集》的整理、編輯、出版工作，魯迅先生未公開發表的遺作與手稿倘若落入國民黨當局手中，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精英團隊

1936年11月，胡愈之向上海地下黨組織匯報了編輯出版《魯迅全集》的想法，黨的負責人劉少文等商議后表示：在國家和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迫切需要用魯迅精神來喚起民眾，支持抗戰，要動員、利用一切力量，盡快組織出版《魯迅全集》。

胡愈之很快寫出《魯迅全集》編輯分類大綱，與魯迅夫人許廣平商議。兩人細致歸納，統計出魯迅已出版的文集、譯著、發表的作品共約400萬字，未公開面世的譯文、手稿約200萬字。以體裁、內容歸類，《全集》擬分 20卷，總計600余萬字。

要完成這項龐大的出版工程，必須組建高水平的編輯團隊。當時，白色恐怖嚴重，魯迅的一些作品仍被當局追繳、查封。這就要求編輯須具備先進文化思想，敬佩、支持魯迅的民族氣節和抗爭精神。

不久，由胡愈之、許廣平、鄭振鐸（《民主周刊》主編）、王任叔（《救亡日報》主編）、唐弢（《文匯報》副刊主編）、謝澹如（左聯期刊《前哨》主編）、柯靈（《周報》主編）以及黃幼雄、許壽裳、吳觀周、張宗麟、胡仲持等26人參加的編輯團隊很快組成，開始分門別類、各司其責地開展工作。

整理、編輯尚具雛形的文章、未發表的手稿頗有難度，一些章節、句式要潤色、刪修凌亂，字跡模糊的須謄寫。胡愈之每天召集編輯會議，協調、解決各種問題，經半年多艱苦努力，《魯迅全集》編輯前期工作基本就緒。

胡愈之晚年回憶這段經歷說：“我和鄭振鐸、王任叔、謝澹如等十幾個人，連續一個多月吃住在師母（許廣平）家廂房里，夜以繼日地整理手稿，遇到弄不懂的句子，辨不清的字就去向師母請教，光我編輯、謄寫的手稿就大約30多萬字。”

出版受阻

編輯工作還算暢順，但印刷出版阻力巨大。當局對書刊發行控制得非常嚴格，公開出版個人文集必須申報、核查、審批。1937年4月，胡愈之與許廣平來找魯迅的老鄉和好友蔡元培，請他協助、通融出版事宜。蔡元培曾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司法部長、監察院長等要職，在官場甚有威望。

蔡元培聽罷請求，沉思良久，說：“斡旋出版不能出師無名，要成立一個團體，我也好說話。”不久，由蔡元培任會長，胡愈之、許廣平、周作人、茅盾等組成的“《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成立，蔡元培以會長身份，找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商議。

王云五是蔡元培多年幕僚，曾任上海國民政府參議。他滿口答應：“魯迅先生文化貢獻之功大焉，助出全集吾等責無旁貸，容我與政府疏通，只要得允，由印書館承擔出版。”

一個多月后，咨詢王云五，他說：“出版申請已呈報，只待國府批下，全集即可付梓。”而后又多次詢問，他都滿臉無奈地告知“尚未批復。”編委會也不好責怨王云五推脫搪塞。大家都知道，魯迅的一些作品被列為“逆文”，許多反動政客、右翼文人仍在對他攻擊誹謗、詆毀謾罵，要讓國民政府批準出版《全集》，談何容易！

同心協力

進入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華北不斷擴張勢力，淞滬會戰初露端倪，嚴峻的形勢讓胡愈之感覺到，《魯迅全集》出版再不能等所謂的批復，一旦戰事爆發，后果難料。

胡愈之找劉少文商議：目前許多民間文化團體正在創辦報刊、編印書籍，號召民眾救亡救國，投身抗戰。我們可以“振奮民族精神、激勵抗戰斗志”的名義，由《復社》組織出版《魯迅全集》。

劉少文請示陜北黨中央獲得同意，出版重任自然落到胡愈之肩上。他細細盤算，工作千頭萬緒，但重中之重是資金，否則，任何事都無法運作。經測算，《魯迅全集》20卷，共印刷 200套，每套工本費約需60銀元。

胡愈之想起，1937年出版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時，復社曾以收取預定款的方式，使印刷等事務得以順利進行。《魯迅全集》也可采取這一方式籌集出版資金。他與許廣平首先找“魯迅紀念委員會”發起人之一宋慶齡，她得知情況，除與上海各大金融機構、公司聯系，還親自撰寫預定倡議書，寄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華文報刊登載；又通過《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成員和沈鈞儒、茅盾、巴金、陶行知等進步人士，聯系大專院校、圖書館等有關部門進行預定工作。蔡元培還親筆書寫“征訂《魯迅全集》精制紀念本啟”發表在上海、北平、武漢等各大報刊，廣泛募訂。不到兩個月，1.2萬元出版資金全部入賬。

為防意外，胡愈之決定 《全集》不署編輯姓名和出版部門，統一署名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為應對特務尋釁滋事，他還特地請蔡元培先生這位國民政府元老題寫書名、作序。

1938年 4月，《魯迅全集》出版工作正式啟動，紛繁、復雜的事務讓胡愈之忙得不可開交：每一頁校對完的清樣都要由他終審；鉛字需要量巨大，他要四處采購鑄字用的鉛錠；當時上海食品奇缺，有錢也難買到糧食，工人們請求：寧可少賺工錢，也要每天供應三餐，哪怕米粥窩頭，吃飽就行，他又得多方奔走買糧食。

這時，黨組織通過關系為《復社》搞到 5000斤大米，胡愈之馬上發給每位工人50斤。久旱甘霖般的糧食極大地調動了工人的積極性，出版進度突飛猛進。

偷梁換柱

1938年 7月，《魯迅全集》出版進入尾聲，卻發生了始料不及的意外：連日暴雨，原料庫房滲水，印制封面的漆布紙板全部被淹。當時，這種紙板國內沒有生產，需從南洋進口。而且上海的大型印刷廠家為躲避戰爭，多已遷往內地，無處求貨。如用圖畫紙代替制作封面，則顯得過于簡陋。

正當胡愈之一籌莫展時，上海國民政府舉辦大學生、高中生“篤學報國”評獎活動，要印 5000個大紅漆布紙板證書封面。負責評獎事務的上海參議會教育部長劉湛恩，是胡愈之早年同窗，他把紙板送到復社，將這批活兒交給了“老同學”。

胡愈之望著一垛垛鮮紅的漆布紙板，計上心來。沒幾天，他找到劉湛恩，哭喪著臉說：“劉仁兄，實在對不住！庫房漏雨，制作證書封面的紙板被浸泡，無法按時交貨。”

劉湛恩大發雷霆：“離頒獎大會只剩三天，證書印不出來，你讓我怎么辦！”

胡愈之急忙說：“仁兄息怒！尚有補救辦法，只浸泡了一部分，證書是16開，只要改為32開，紙板還完全夠用。”

沒奈何，劉湛恩只得點頭同意。胡愈之巧施 “偷梁換柱”妙計，從證書中截留了足夠的原料，解決了《魯迅全集》精裝封面原料的急需。

巨制彌珍

1938年 8月 10日，200套32開本，封面、扉頁加注編號的精裝《魯迅全集》面世。全書大致分原創、校輯、譯作三部分，改傳統的繁體豎排為時尚的簡體橫排，內容完全按原稿或手跡排印。

宋慶齡贊譽《魯迅全集》的出版：“起到擴大魯迅精神影響，喚醒國魂，爭取光明之目的。”

蔡元培在序言中贊道：“魯迅著作方面頗多，蹊徑獨辟，為后學開示無數法門，鄙人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許廣平在 “編校后記”中寫道:“六百余萬言之全集，竟得于三個月中短期完成，實開中國出版界之奇跡。”她說的“三個月”，指復社開始印刷到出書，如從收集、整理、編輯書稿算起，已歷時近2年。

撫摸著鮮紅封面、燙金書名的《魯迅全集》，胡愈之不禁熱淚盈眶：700多個日日夜夜，絞盡多少腦汁，耗費多少心血，今日終于如愿以償。

他把編號058的《魯迅全集》交上海黨組織轉送黨中央。當時，恰逢上海 《讀書》雜志編輯杜元啟、匡乃成等 4人投奔解放區，便將這套書帶到了延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同志非常高興，每人取得幾卷交換閱讀。在歷史照片 “毛澤東攝于延安窯洞”上，可見書桌上擺放著三本首版《魯迅全集》。

胡愈之后來回憶說：“《魯迅全集》出版后，發現兩大憾事，一是沒有完整編入老師的日記。當時有一天，師母帶著幾本‘日記’手稿交送編輯，在街上遭到特務搜查，‘日記’被掠走，無處討還。二是大量書信沒有收入，因為時間緊迫，分散在收信人手中的信函沒來得及征集。”

此后，所言憾事最大限度得到了彌補。1946年，胡愈之、許廣平將征集到的855封書信編成《魯迅書簡》出版，胡愈之與唐弢搜集整理，編寫《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出版。

進入21世紀，1938年首版《魯迅全集》存世稀少、彌足珍貴。目前僅知上海魯迅紀念館珍藏一套（編號 001），魯迅博物院藏有一套（編號 017），另有極少的個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