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艷，文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兼涉現代文學）尤其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著有《中國現代作家的孤獨體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學術專著《嚴歌苓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等刊物發(fā)表論文數十篇，其中多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與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全文轉載。第五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獲得者。榮獲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啄木鳥杯”（第二屆）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yōu)秀作品。獲《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優(yōu)秀論文獎。

《長篇小說選刊》應時開設“現實主義與新時代”大討論，意在探討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怎樣重拾現實主義精神，更好地反映時代和社會生活。文學如何書寫現實？是現實主義和當代小說寫作都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近年來就連被認為是一直處理不好文學與現實關系，與現實疏離和距離較遠的當年的先鋒派作家，都在重新思考自己如何書寫現實的問題，當年的先鋒派新世紀以來也有新作問世，如蘇童的《河岸》《黃雀記》，余華的《兄弟》《第七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風》，北村的《安慰書》、呂新的《下弦月》等。雖然存在以現實“植入”和“現實景觀”的方式來表現現實的問題，但重視顯現現實書寫，已是共識。

當代長篇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既有來自中國本土的淵源，也有來自19世紀中期西歐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而后者在被現代作家移植到中國后，與時代和歷史文化語境結合，被強調啟蒙和革命的文學家、思想家看重和付諸創(chuàng)作實踐，其內涵也更加擴容，有了很多因地制宜的變化。中國最早的現實主義傳統來自《詩經》，而真正的與西方現實主義合流，是始自現代時期。魯迅的《故鄉(xiāng)》《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等小說，雖然可從象征主義等各種角度去分析，但誰也不能否認它們有力地反映了現實。五四催生的一批問題小說家，其中一部分成為文學研究會的中堅分子，鮮明的“為人生”的寫實小說傾向，奠定了關于現代市鎮(zhèn)和鄉(xiāng)土文學現實主義書寫的基本敘述模式。茅盾是將人生派現實主義精神接過來，建立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模式的奠基者——巨大的歷史內容、宏偉的敘事結構、客觀敘述和塑造時代典型的努力，等等。老舍受狄更斯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但同時又深具“京味”。巴金小說帶有明顯的主觀性、抒情性，但是又有揭示封建舊家庭殘害青年的罪惡及走向崩潰命運的強烈的批判性和現實性。20世紀30、40年代的解放區(qū)文學、“十七年”文學當中，現實主義呈顯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性。

新時期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一段先鋒派文學，以及后來的新歷史主義，新寫實，等等，都反過來影響了現實主義書寫，為現實主義書寫注入了新的元素。現實主義要考慮如何吸收80年代以來的文學經驗，以現代人本精神接通抵達社會現實和歷史的通道，在敘事形式上作出多方面的探索，賦予現實書寫新的可能性。比如劉醒龍2018年的長篇小說《黃岡秘卷》，提供了一個正向生長的故鄉(xiāng)書寫和家族敘事，但呈顯與那些啟蒙理性目光觀照之下的故鄉(xiāng)書寫、與批判封建專制或者重估傳統文化等精神旨歸都不一樣的家族敘事形式。較之從前新歷史主義特征明顯的《圣天門口》，《黃岡秘卷》雖然也還葆有一些新歷史主義寫作的特征，但現實感明顯更重，新歷史小說手法等的借鑒，作用是如劉瓊所說的“取材現實的劉醒龍，從一開始就不像爬山虎一樣趴在現實的表層亦步亦趨，而是像凌霄花一樣，借助現實的筋骨向上向外，伺機開出艷麗的花朵”。

重振和重構宏大敘事文學，是當下現實主義書寫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宏大敘事和“史詩性”常被看作是可互換的一對概念。宏大敘事最為根本的要義是把握時代精神，揭示社會現實和歷史的本質。宏大敘事在20世紀30年代的長篇小說中就有鮮明表現，《子夜》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十七年”時期的長篇小說，更是以宏大敘事為圭臬。《青春之歌》《紅旗譜》《創(chuàng)業(yè)史》《紅日》《保衛(wèi)延安》等長篇小說，充分表現了共和國建立的“合法性”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合理性”。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宏大敘事受到嚴重沖擊，這是中國當代文學重要敘事維度的一個巨大損失。中國文學也因此一度被削弱了其把握歷史和現實本質的能力。可以說，時代與社會生活的發(fā)展已經在召喚宏大敘事。重振宏大敘事已經成為有文學理想、文學追求和敘事雄心的作家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

當下現實主義書寫必須重樹歷史敘事的寫作倫理和應有維度。先鋒派文學催生的新歷史主義后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其逐漸加重的虛構傾向和其刻意肢解歷史主流結構的努力，而走向了偏執(zhí)虛無的困境。就像南帆所說的：對于再現歷史的“宏大敘事”說來，某個人物臉頰的一顆痣、桌子上的一道裂紋或者路面隨風盤旋的落葉會不會是一種累贅——文學奉獻的那些瑣碎細節(jié)會不會成為一種干擾性的遮蔽？

需要注意的是，現實主義應該具有包容性，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傳統現實主義的層面。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的批判性，在當下可能更多地由社會問題小說繼承。比如石一楓的小說，就被評論家孟繁華認為他繼承了新文學以來社會問題小說的傳統，代表了“當下中國文學的一個新方向”。但石一楓的寫作，明顯不同于現代時期的問題小說寫法，連石一楓本人都認為與其說是談現實主義，不如說是談“寫現實”和“寫當代中國的現實”。另外，現實主義不應該簡單地等同于主旋律寫作，要警惕主旋律寫作當中的模式化傾向。宏大敘事或者主旋律寫作，也可以有很好的文學性，要文學地書寫現實。

重視細節(jié)描寫，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典型人物，人道主義、人文關懷和書寫帶著人的體溫的人間溫情，都是19世紀以司湯達、巴爾扎克、狄更斯、薩克雷、勃朗蒂姐妹、福樓拜等人為代表的歐洲現實主義的典型特征，其實也是當下現實主義書寫的應有之義。蘇童說：“一只溫度適宜的氣溫表常年掛在遲子建心中”。我們希望更多的作家心中，掛著這樣一只溫度適宜的氣溫表，即使骨子里深藏對世界和人性殘缺的洞察，也能總是愿意給悲涼的世界一抹溫暖和亮光。

貼近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一切現實主義書寫應該堅持的寫作倫理。應該重視生活經驗和生活積累，避免脫離生活、閉門虛構的書齋式寫作方式。2000年之后出現了不少根據新聞報道改寫的小說，作者包括名作家，甚至鬧出了雷同或抄襲之事。與其說這部分作家是“虛構意識不夠”“文學才華被過于具體的現實壓制了”，不如說是他們文學虛構的意識和能力不夠、他們面對的是他們不熟悉的生活或者說他們不了解故事背后所涉及的人與生活——僅憑想象、根據新聞素材來閉門造車式“虛構”故事，當然也可以說這樣的“虛構”是一種缺乏生活有效積累的、比較隨意地編造故事的“虛”構。而青年小說作家，又不乏人落入“茶壺里演繹敘事風暴”的窠臼，如何書寫現實都是亟需解決的問題。怎樣深入生活？當代作家應該有柳青當年在皇甫村一呆就是14年的勁頭，而不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旅游式采風。如何書寫現實？當下的時代和社會生活，加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經驗，其實給文學尤其現實主義文學提供了無限可能性，作家們不妨且行且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