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遇春，湖北新洲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中國新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武漢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新文學評論》執行主編。出版《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西部作家精神檔案》《中國當代舊體詩詞論稿》等多部學術著作。多次榮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社科著作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等。

對于百年中國新文學而言，“現實主義”確實是一個過于沉重的話題。作為一個從西方譯介到中國來的文學概念或口號，“現實主義”經過了近現代以來幾代中國人的層層理論累積與重重話語包裹，乃至于今天的人們已經很難準確地說出什么是“現實主義”了。換句話說，“現實主義”的真相已然被遮蔽，我們惟有剝離包裹在這個概念上的厚重話語外殼，才能發現其合理內核與價值本體。舍此，我們將始終處于無法對話的自言自語中，因為似乎每個人都號稱掌握了“現實主義”的真相，都實現了對“現實主義”的合法化占有，而實際上“現實主義”就像上帝一樣正躲在某個神秘的地方對著我們竊笑。

竊以為，既然“現實主義”如此復雜難解，恨不得每個作家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個“現實主義”信條，那么還不如把它拆成“現實”與“主義”兩半來重新理解，或者說是再認識。當然，拆解之前我們必須先做整體觀。粗略來說，國內流行的“現實主義”信條大約有這么幾種：一是巴爾扎克、司湯達、狄更斯、老托爾斯泰式的“批判現實主義”；二是從前蘇聯傳播到中國來逐步生根發芽乃至枝繁葉茂的“革命現實主義”或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三是福樓拜式的“自然主義”或“寫實主義”；再就是以“開放的現實主義”或“無邊的現實主義”的名義將各種“現代主義”也一并納入“現實主義”的做法，比如加洛蒂把卡夫卡式的“表現主義”也看作是一種現實主義，或者許多人直接望文生義把拉美式的“魔幻現實主義”也納入“現實主義”宏大體系中。以上這些有關“現實主義”的理論話語都可以在百年中國新文學史上找到不同類型的文學思潮一一印證，相對而言，五四式的“現實主義”接近于“批判現實主義”；革命文學思潮中流行的是“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時期的“新寫實主義”其實就是“自然主義”的變體；而陳忠實、賈平凹、莫言等人的代表作往往被認為是“開放的現實主義”的產物，或者被說成是“無邊的現實主義”的例證。凡此種種，無不說明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威力，它既可以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而不斷催生新的理論變體，也可以像一個巨型口袋一樣把所有異己或異質術語收入囊中。但與此同時這也說明中國作家有著濃重的“現實主義”情結，也暴露了“現實主義”的泛化與圣化問題。所謂泛化就是取消其他形態的文學思潮的獨立性與合理性，所謂圣化就是將“現實主義”定于一尊或定為文壇正宗，由此必然妨礙其他文學新形態的產生與發展。由此必然帶來“現實主義”的模糊化和污名化，既無法給“現實主義”下定義并取得共識，而當對文學現狀不滿意時往往又容易歸咎于“現實主義”。這也是“現實主義”不可承受之重。

看來“現實主義”確實不是能夠救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所以我們與其在文學創作出現困境時去乞靈于形形色色的所謂“現實主義”理論，還不如去老老實實地求助于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換句話說，與其去乞靈于“主義”，不如去求助于“現實”。套用將近百年前胡適之的話說，就是我們最好“多研究些‘現實’，少談些‘主義’”。當下的中國作家其實最缺乏的不是各種“主義”的時髦文學理論，而是對轉型或變革時期的中國社會現實生活缺乏足夠深入的研究，或者躲在書齋里向壁虛構，或者停留在生活的表層浮光掠影，或者把鮮活的生活用時尚的理論加以肢解或圖解，總之都與真正的“現實”相隔膜，如同隔岸觀火或隔靴搔癢，終究無法進入文學藝術創作的化境。其實“現實”并非一個平面概念，而是一個立體范疇，因為“現實”中不僅有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現象”，還有我們看不見摸不著但確實又能感受得到的“精神”，前者我們稱之為外在現實，后者則為對應的心靈真實，二者互相依存、彼此作用，構成了我們所理解的“現實”的實境與虛境。而在實境與虛境之間的交叉地帶或中間地帶，往往是虛實相生的藝術靈境，這正是一切文學創作所要努力探索或力求發現的真諦。相對而言，現實主義或寫實主義往往執著于“現實”中的實境書寫，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日常生活”敘事，而前衛的“現代主義”則對“現實”中的虛境情有獨鐘，而且尤其是鐘愛虛境中的變形、變異或怪誕之境，即福柯所謂另類精神空間——“異托邦”，這就與浪漫主義的理想化虛境——“烏托邦”區別了開來。但無論是現實主義的“日常生活”還是浪漫主義的“烏托邦”乃至于現代主義的“異托邦”，它們都是我們必須要認真面對并且深入透視的多重“現實”生活，僅僅執著于其中一種“現實”而忽視其他種種“現實”，都不過是盲人摸象、自以為是，不可能登上新的藝術制高點。

毫無疑問，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已經越來越走向綜合的、立體的、多元的“大文學”或“雜文學”形態，只有跨文體、跨藝術、跨學科的綜合性或立體型文學才能創造出無愧于我們時代的文學經典。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拋棄各種“主義”的成見定規，必須主動拆解各種文學藝術觀念的壁壘或藩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研究復雜多變的中國社會現實生活上。我們不能把文學寫成了“新聞串串燒”，我們不能把“現實主義”等同于“現時主義”，我們也不能為了“魔幻”而“魔幻”，我們需要像魯迅先生那樣勇敢地透視與解剖中國的現實與現實的中國，我們不僅要書寫現實中國的日常生活，而且還要發現當代中國日常生活中所掩蓋的心理現實與精神真相。因為對于一個真正的作家而言，對于現實中真相的發現是其從事文學寫作的唯一的道德。這種真相有實境中的真相也有虛境中的真相，還有用來組織實境與虛境的藝術形式的真諦，這一切都需要我們的作家去發現、去創造。對“現實”的發現永遠高于對“主義”的崇拜，因為“主義”是灰色的而“現實”之樹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