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凌宇先生

吳正鋒

吳正鋒（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我知道您的故鄉為湘西州龍山縣里耶鎮。那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湘西古鎮，而且歷史悠久、舉世聞名的秦簡就是在這里出土的。您認為湘西的地域文化以及您的出生與成長，對您的學術研究有什么影響？

凌宇（湖南師范大學教授）：里耶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為湘西歷史上的四大名鎮之一。有一個成語“朝秦暮楚”，用以形容某些政客與文人毫無操守、變化無常的人格特征，但它用于里耶，卻幾近于寫實。戰國時期，曾在短短的60年間，一時屬秦，一時屬楚，反復更易達十次之多——里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但在我讀書離開里耶之前，湘西及里耶歷史文化于我，近乎一頭霧水。正如蘇東坡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要真正認識廬山，恐怕不只是要身在廬山，還得跳出廬山。最初，對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我雖有身歷，卻缺少系統的理性認知。只是在后來的沈從文研究過程中，才較多地搜集、閱讀了相關的歷史資料與典籍，對湘西歷史文化的來龍去脈及其特征才有了一個大體的認識，對自己身自何來，才恍然若有所悟。這種先天與生俱來的文化血緣與后天習學而得的文化認知，自然會給我的學術研究打上自己的印記。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術品格。湘西人文化品格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為人的坦誠與直率，敢于直面實在，最厭惡的就是做假與凡事彎彎繞。1981年，在我的研究生學位論文答辯會上曾經發生的我與導師王瑤先生就沈從文評價問題發生的那場激烈的論辯，就是這種湘西人的性格，在被逼無路時的一種自然流露。后來我在給王瑤先生的一封信中談及此事，就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在我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之前，我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相信先生也不會以學生輕易放棄自己的立場做法為然。二是在具體的學術操作層面，湘西歷史文化對我研究課題即沈從文研究而言，更是一種無法繞開的存在。我曾說過，與其說是我選擇了沈從文研究，不如說是沈從文研究選擇了我。這就是說，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就是對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出神入化的書寫。缺乏對作為中介的湘西歷史文化的切身體驗與相應的理性認知，真正認識沈從文是不可能的。

吳正鋒：您是哪一年上的華東師范大學？您在您的文章《錢谷融先生與我的師生緣》中，記述了當年您與您同學也曾“狂熱過”，參與了對錢谷融先生的專題批判，批判他的“資產階級人性論”。而后來，您卻對堅持“人性論”創作的沈從文進行研究，您是如何實現這種轉化的？您認為他們兩人的“人性論”有內在的一致性吧？

凌宇：1964年，通過高考，我被錄取到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兩年后，“文革”爆發。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我們這一代人的頭腦幾乎都被極“左”思潮所左右。雖然在具體的文學作品閱讀過程中，對美好人性的書寫，我也有過情感上的共鳴，卻又時時疑心自己受到了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侵蝕。我對“人性論”認識的轉變，自然是得益于“文革”結束后對極“左”思潮的清算，也得益于自我人生經驗的積累。在這里，不為理論教條束縛，敢于直面人生常識至為關鍵?！叭诵哉摗痹臼枪乓延兄臇|西，但在現代歷史語境中，是與階級論相對應的范疇。在這個意義上，人除了其所屬階級的階級性外，是否還具有人所共有的人性，就成為爭論的焦點。從學理層面而言，人性表現為一種類特性，階級性則表現為一種屬特性。而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二者卻成了互不相容、不共戴天的仇敵。我以為，凡主張人除了階級性以外，也同時具有人所共有的人性的“人性論”，都具有內涵的一致性。在這一點上，錢谷融與沈從文是相通的。在這兩位先生那里，從未有過人性論與階級性水火不容的相關表述。

吳正鋒：您在北京大學攻讀研究生時，師從王瑤、嚴家炎等現代文學研究泰斗，請問他們在治學方面給您影響最深的是什么？

凌宇：1978年，我考取了由王瑤、嚴家炎兩位先生聯袂招生的北大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生。其時，嚴家炎先生正和唐弢先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因而前兩年與我們接觸不多。直到寫學位論文階段，兩位先生分工，由嚴家炎先生負責我的論文指導，嚴先生為人嚴肅，不茍言笑，每次見他，如果你不提出問題，他幾乎沒有話說。因而在他面前，總感到一種拘謹。但這也只是一種表象，其實，在內心深處，嚴先生是一位熱情、和藹可親的長者。王先生在我們面前，也十分嚴肅。但一旦觸及他感興趣的話題，便立即談笑風生，一發而不可收。在治學方面，兩位先生都沒有給我們開過什么專題課。例行的做法是：按開出的書目讀書，每一學期交一篇讀書報告，中期一次考試，最后便是學位論文的開題與寫作。他們看重的是學生自學，強調的是通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及相關文藝學、美學論著。王先生從不和我們談如何做學問。每次我和錢理群、吳福輝去他家登門求教時，他總是興致勃勃地和我們大談時政與文藝界的動向——他極善于捕捉報刊文論背后潛藏的信息。在我的感覺中，王先生似乎在通過非專業領域的問題，以開啟我們的思維之徑：從文字表象中抓住其背后潛藏的意旨。此外，有兩件我至今未曾或忘的事。一是入學讀研之初，出于對一些知名學者的仰慕，一聽到哪里有學術講座，我便隨錢理群、吳福輝急匆匆地趕了過去。王先生知道后，對我們提出了批評。大意是：不要總是忙著去聽講座，學問不是聽講座聽來的，而是靠潛心讀書悟得的。講座一般不會有什么新見，如有新見，早就公開發表了。一是錢理群就一篇學術論文寫作向王先生求教事。錢理群的學術生涯，是從魯迅研究開始的。當時，他想寫一篇談魯迅進化論思想的論文，便登門求教于王先生。王先生對他說，要寫這個題目，你得先弄清何謂進化論，其源頭何在？進化論在西方，其表現形態如何？經歷了些什么樣的演變？在20世紀初，中國又是如何接受進化論的？魯迅又是在何種意義上接受進化論影響的？當錢理群隨后和我談及這事時，聽得我心里直流冷汗?！@對當時我這樣一個尚未入學術之門的人來說，不啻是學術入門的啟蒙課，使人明白了學問之道，首在于詳盡占有與論題相關的全部資料。只有如此，方能言之有據。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曾有“北王南錢”之稱，即作為學術領軍人物，北有王瑤，南有錢谷融。就治學之道而言，又有“京派”與“海派”之分。在我的感覺中，王、錢二先生的治學風格，恰恰分別烙上了“京派”與“海派”的印記。“京派”重實證，立論根基穩重；“海派”則重學術感悟，往往得風氣之先。我曾有幸前后入兩位先生門墻，在治學風格上，似乎都得了些皮毛。就個人性情而言，我倒更接近于“海派”。我就是一個遇問題常常淺嘗輒止、行文不喜引經據典，常厭煩查閱資料的人。一次，我和錢理群談及這一缺點時，錢理群頗為驚訝地說：你在沈從文研究中，資料工作不是做得也很扎實嗎？——誠如錢理群所言，我在沈從文研究中表現出的這點道行，實在拜王先生所賜。

吳正鋒：據說當年王瑤先生不認同您對沈從文的看法，而您的碩士論文又涉及沈從文，您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王瑤先生是如何指導您的？您的論文寫出后，據說王瑤先生曾經拒絕讓您答辯，是其他老師做王瑤先生的工作，他才勉強同意您參加論文答辯，不知道有沒有此事？在答辯過程中，您與王瑤先生為學術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究竟是怎么回事？王瑤先生后來對沈從文的看法有改變嗎？沈從文對王瑤先生又有怎樣的看法？

凌宇：確有其事。學位論文開題時，我原本打算專論沈從文。由于不認同我對沈從文的看法，王瑤先生否定了我提交的論題，只好改題為《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審美特征》（后分別以《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演變軌跡及其人生內容的審美選擇》和《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形式美》為題公開發表）。由于王、嚴二導師分工，我的論文由嚴家炎先生負責指導，故具體寫作過程王先生未曾參與。論文寫成后，由于不認同我的觀點，王先生不同意提交答辯。后來是樂黛云先生居間調停，王先生方才同意。答辯伊始，王先生就明確提出，不贊同我的兩個基本立場。一是論文中的揚沈抑左翼文學的傾向，二是論證過程中所涉及的“異化論”立場。當時我的感覺是自己被逼到了懸崖邊上，只能作一番“垂死掙扎”，盡自己所能為自己的觀點抗辯，以求論文的一線生機。讓我不曾料到是，在我極力抗辯后，王先生最后也投了我的贊成票。后來，錢理群還將此事作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北京大學學術精神的案例宣揚過。其中，王先生表現出來的寬闊學術胸襟，是我一生都不會忘卻的。陳平原曾對我說，在他的博士論文答辯前，王先生對他說，答辯時，對一般的問題，能答辯則答，不能回答的可以不答；對涉及論文要害的問題，就得盡其所能為自己的觀點辯護。當年凌宇如果不是敢于抗辯，我就不會讓他的論文獲得通過。

王瑤先生在西南聯大讀研究生時，朱自清是他的導師。其時，沈從文也在西南聯大任教，并與朱自清一道編寫過中小學語文課本，且互為好友。王瑤先生從青年時代始，一直追隨左翼作家與左翼文學。因此，對沈從文評價不高，自在情理之中。但到后來，我認為他對沈從文的看法，有了重大的轉變。這種轉變，不見于他的公開言論和私下言談，卻表現在兩個與我相關的生活細節中。一是1983年我去北京，曾專程去看望王先生。王先生與我道別時，突然問我：“沈先生最近還好嗎？”二是1988年我應邀參加北大80周年校慶，王先生聽說我要來，特意囑咐王得后，一定要找到我，晚上到他家吃飯。那天，錢理群、吳福輝、趙園、王得后和我，趕到王先生家聚會。王先生十分高興，當面對我們這幾位學生逐一進行了一番語含褒獎的點評?！坪鯙橛形覀冞@樣的學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不知先生對我的這份情意，是否也隱含著對沈從文看法的重要轉變？

從文先生對王瑤先生以前的現代文學史觀及對他的評價，多有微辭。這在《沈從文全集》書信部分，不止一次表達了這種不滿。兩位先生之間的這種矛盾，也是特定歷史情境中的一種必然。

吳正鋒：做學問有時需要相當的學術勇氣，敢于堅持自己的學術追求。您當時研究沈從文具有一定的政治風險，這個問題您想過沒有？有沒有思想準備？

凌宇：研究沈從文，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風險，這不是一個想沒想過的問題，而是一個直接擺在面前的現實。

凌宇（左）與沈從文（右）

我之所能堅持沈從文研究，主要得益于當時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其時，雖然對“文革”的反思已開始形成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但冰凍非一日之寒，解凍也非一夕之功。在“文革”時期達到頂峰的極“左”思潮，在文藝界、學術界仍保有強大勢力，這在1983年的清污染、直至1989年后被列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幾大問題（包括魯迅研究、茅盾研究、沈從文研究等），便是證明。從我和沈從文第一次見面起，他就曾勸我不要研究他，可見他對這種風險的感知。我之所以還有勇氣堅持下來，就是堅信中國的政治與思想文化，終究要走向進步。“文革”的悲劇不會重演。

吳正鋒：您是中國內地第一個將沈從文作為專題研究的專家，您不僅打破了長期以來將沈從文當作“反動作家”的歷史偏見，論證其創作的進步性與積極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您是從沈從文的作品出發，還原沈從文創作本來的歷史面貌，對其思想價值和藝術特征進行了極有深度而且富有成果的論述，至今成為沈從文研究繞不開的一道門檻，不斷給后來沈從文研究者以啟示和借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您的沈從文研究專著《從邊城走向世界》具有永久的價值。

凌宇著《從邊城走向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

請問您研究沈從文的心得和體會是什么？

凌宇：從今天看來，《從邊城走向世界》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與不足。最主要的問題，是在當時歷史情勢下，尚未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政治—社會學理論模式的束縛。這自然會對沈從文創作的獨特性及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形成遮蔽。以至金介甫讀過該書《緒論》后，便提出了奢談沈從文是不是反動作家有何意義的質疑。其實，這是金介甫對中國現實情境缺少切身感知。在眾口一詞認定沈從文是一個“反動作家”的背景下，如果不推翻這一荒唐的政治定性，便無從獲得研究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在沈從文研究過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有三點。其一，必須尊重自己的閱讀感知。我之所以對沈從文研究發生興趣，就得益于這種閱讀感知。在我讀研之前，除知道沈從文是一位湘西籍的作家外，我只讀過他的一篇寫于上世紀60年代的散文《過節與觀燈》。進入北大后，出于專業學習的要求，即必須通讀現代作家作品，這才開始系統地閱讀沈從文著述。最初的閱讀便給我以強烈的震撼：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的創作當屬一流?。ㄟ@一感覺自然得益于對現代作家作品的通讀，有比較才有鑒別）正是出于對自己閱讀感知的尊重，才有了我后來的沈從文研究。其二，不帶先入之見，重返歷史現場。我第一次去見沈從文，所擬的問題清單中，就有一個涉及他的創作的思想蘊含的問題。他這樣回答我：“你應當從欣賞出發，看看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從此外去找原因。”“凡是用什么‘觀點’作為批評基礎的都沒有說服力，因為都碰不到問題”。而要從欣賞出發，得到些什么，又必須重返沈從文書寫及其書寫對象的歷史現場。唯其如此，才能見出沈從文創作中的普遍性與獨特性。到這時，你就會明白進入研究時，需要的是一條怎樣的路徑。由此，也觸發了我的一種學術感知：研究方法必須對象化。研究左翼作家與左翼文學，離不開政治——階級論視角，不可能套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分析模式；而研究施蟄存的心理小說，則離不開弗洛伊德心理學分析模式。而要對其作階級分析，便會如沈從文所說，“碰不到問題”。其三，人與人之間的理解的艱難。沈從文一生的感慨便是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相互理解的艱難，渴望尋求人的心與心的溝通。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也有一個心靈溝通問題。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真正理解，是為至難。沈從文臨終之前，在接連給我的兩封信中，批評我還不能從深處抓住他的弱點。這弱點究竟是什么？我自然能說出我的感知，其他研究者也可能說出各自的理解，但這深藏的弱點究竟是什么？這恐怕只能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索解的歷史之謎。

吳正鋒：您的沈從文研究主要采取的是什么研究方法？您認為這些研究方法有什么優缺點？

凌宇：應該說，迄于1985年前后，在文學研究領域，其占主導地位的理論形態與思維模式，仍沿襲著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社會學模式。雖然，“文革”結束后，在思想文化領域，即開啟了對極“左”思潮的反思，但其思維模式，無論左、右，皆幾同一律。我同樣無法跳出如來佛的掌心。在這一點上，明顯地見出時代給《從邊城走向世界》留下的烙印。1985年前后，長期被封鎖的西方20世紀以來的文學理論與研究方法伴隨改革開放紛至沓來，給人一種手足失措、莫所適從之感。但在陸續讀過這些源于西方的新理論、新方法論，如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神話——原型批評、元小說批評、敘述學等之后，一方面感到驚喜，在不少方面，這些理論與方法給人以啟迪，堪稱至論；另一方面，這些理論與方法又多劍走偏鋒，對文學的普遍適用性而言，又難免立論偏至。對此，從一開始我便有所警覺。當年，某位學者用潛意識理論分析柔石的《二月》，說小說主人公蕭澗秋潛意識愛上的，不是文嫂，而是文嫂的女兒。王瑤先生批評這是“屎里覓道”。因此，對這些新的理論與批評方法，我的態度是既不盲目跟進，也不全盤拒斥，而是吸取各家之長，結合自己對文學對人生的理解與感知，嘗試建構自己的文學研究路徑，這從1985年以后我的研究論著中，可以看出我所做出的努力。一方面，“文學是人學”。而對人的真正全面的把握，我認為，文化人類學是打開人的奧秘的一把總鑰匙。而在文學形式層面，結構主義—符號學具有毋庸諱言的“科學性”，即如以結構主義—符號學為基礎的小說敘述學，是從形式、結構角度進入小說敘事堂奧的有效途徑。佛克馬與易布思在其合著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中，指出形式—結構主義的“科學性”與人文主義的有效結合，是文學理論與批評未來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完全認同這一理論主張。

吳正鋒：您是中國國內第一個撰寫《沈從文傳》的研究專家，但是您脫去了研究者常有的學究氣與迂腐味，寫得非常精彩靈動，體現出一個文筆生動的作家風范。

凌宇著《沈從文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同樣，您的學術論文充滿了真知灼見，同時具有內在的氣勢和情感，文字優雅準確，富有文采，這也是一般學者很難做到的。請問這與您的文學研究所追求的風格有關吧？而且，從您的著述中可以感受到您的古文功底深厚，這是什么時候打下的？

凌宇：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曾當著我們幾位同學的面說過：錢理群學術功底堅實，趙園和凌宇頗有才氣。對我的表揚，大約就是從我的文字風格著眼的。這緣于我從小就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一度做著將來當一個作家的夢，故對文字的文學性有一種自覺的追求，且十分看重文字的情感表達。以創作為主的作家夢沒有實現，卻成了一個以理論分析為主業的研究者。但我以為，文學論文應該不同于一般的科學論文與政論文章（其實，科學論文與政論文章也不排除激情。沈從文的好友、數學家鐘開萊先生就曾經說過，數學研究到達相當的境界，就猶如音樂家作曲），而應該具有文學性。

說我古文功底深厚，實近于一種諷刺。我們這一代人，其實無論西學還是中學，根基都淺得很。老實說，中學階段，除了在課堂上學了些篇目十分有限的古典詩文外，與古典詩文接觸，多在課外。直接受益的，就是《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60年代由中華書局印行的《中華活頁文選》、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以及一堆演義，如《封神演義》《隋唐演義》《三俠五義》等。至于諸子著述，直到大學畢業后方有所接觸。

吳正鋒：沈從文一方面要您別研究他，另一方面又對您研究他取得豐碩成果而感到由衷的高興。沈從文一方面對您的《沈從文傳》贊賞有加，另一方面又認為這部著作還不能從深處抓住他的弱點，并堅決反對您提議舉辦有關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您認為這是為什么？

凌宇：《沈從文傳》出版前，我曾將文稿呈沈先生看過。其后，我當面向他征求他對書稿的意見。張兆和先生從旁說：“老先生說，很不錯，很不錯?！钡?988年去世前，沈先生曾寫信給我，對我們打算籌辦一次沈從文國際學術討論會提出十分嚴厲的批評，同時指出《沈從文傳》還不能從深處抓住他的弱點。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當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長龍文玉與我商量，是否能由自治州主辦，舉行一次沈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我自然十分贊同。這消息傳到北京后，有人對沈從文說，凌宇寫的《沈從文傳》即將出版，他是想借這次會議推銷自己。沈先生聽了，十分生氣，才有了給我的兩封信。

沈從文堅決反對舉辦他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其原因在他給我的兩封信中，說得雖不太直接，卻十分明白，即擔心因此給他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這麻煩自然是政治層面上的。他曾對次子沈虎雛說過，“迫害感將伴隨我終生”。聯系到1949年以后的人生際遇，便不難明白這話的底蘊。這是否就是潛伏在他內心深處的弱點？

吳正鋒：您的《沈從文傳》描寫沈從文民國時期的人生經歷非常精彩，而對他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人生遭遇的書寫相對來說就要弱一些，您認為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什么？而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似乎補了這個缺，但是總體感覺其史實堆積多，而對沈從文的人格精神沒有您把握得到位。我特別喜歡您的《風雨十載忘年游——沈從文與我的沈從文研究》，從您點滴描繪中可以窺見沈從文最后生命十年的一些人生軌跡、生命情懷和人格魅力，我認為這是一篇非常有價值的文章。您會不會對您的《沈從文傳》進行補充或者改寫？

凌宇：《沈從文傳》對1949年以后沈從文的人生際遇的書寫，相對較弱，是十分中肯的評價。張兆和先生生前也對我說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時忌。因為沈從文1949年以后的人生際遇的焦點，是其自覺到的將伴隨他一生的“迫害感”。而要將這方面的事寫細寫透，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為沈先生，同時為自己，為這本書可能的命運，不能不有所顧忌。

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后半生》是一部很不錯的人物傳記。他比我聰明，找到了一個極佳的切入角度，即個人與時代、社會的關系。這種關系構成的緊張狀態，不獨體現在沈從文身上，也體現在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故極具典型意義。全書史料翔實，文字頗佳，尤其是結尾，指出當社會大潮退去后，站起來的卻是個人，令人感慨又啟人之思。當然該書也有不足之處，這體現全書對沈從文心路歷程的敘寫，幾近于沈從文的“自述”，而從其他層面的“他述”及相關證言，則顯得薄弱。《風雨十載忘年游》，記敘的是我與沈從文交往的切身經歷，又有自我的情感與人生感悟的投入，也算得是我對自己這段人生經歷的不可忘卻的記念。

我現在年事已高，已無法勝任對《沈從文傳》補充或修改尚需進一步搜集與整理大量資料的工作，故不擬再補充與改寫?！粲羞z憾是古今中外一切著述的普遍規律。

吳正鋒：您不僅全面審視沈從文創作，對其作品進行了歷史創新性的解讀和研究，而且以自己的一個滾燙的心靈緊貼沈從文孤獨的靈魂，描繪其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這些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您對沈從文作品的發掘、收集、整理、選編、出版、傳播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貢獻，為后來沈從文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這些成果卻不大為人所知，您能不能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工作？另外，《沈從文全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由于出版過程較為匆忙，導致不少作品遺漏，請問當下是不是正準備出版《沈從文全集·拾遺》？

凌宇：與我對沈從文的研究相比，我更看重自己對沈從文作品的發掘、收集、整理、編輯諸方面所做的工作。因為個人的研究只不過是“一家之言”，即便是這一家之言，也必須建立在作家作品全貌的客觀存在基礎上。而作家作品的客觀存在，則是判斷言人人殊誰個對錯的唯一根據。

在我開始研究沈從文時，我面對的是大量的空白。從1949年直至“文革”結束，除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過一本30余萬字的《沈從文小說選集》外，其大量的著述已被歷史塵封。國內任何一家圖書館、資料室都找不到一份沈從文著作目錄。起始階段，我只得去圖書館大量翻閱舊報刊。沈從文的許多著述是以筆名發表的，有時，讀到一篇文章與作品，從文字風格上，感到可能是沈從文舊作，卻又不敢貿然判定是否確系沈從文之作，便常常當面求證于沈從文先生。當我提及文章篇名時，他說：“記不得了?！蔽冶憬o他說文章的內容或小說的故事梗概，常常未等我說完，沈從文便拍起手來：“是我的！是我的！”那神氣，就像是找到了自己失散很久的孩子。就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中，形成了我的一份沈從文作品目錄。與此同時，在上海師范學院工作的邵華強、美國的金介甫，也在做同樣的工作。80年代初金介甫來北京，將我們三人各自掌握的沈從文作品目錄相互參照匯總，形成了一份差不多包含了百分之九十的沈從文作品目錄。

我編選過數種沈從文的選集和文集。其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小說選》《沈從文散文選》后來被列入“大學生必讀書目”，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選集》，曾得到沈從文的首肯。在他送我的這套選集第一卷扉頁上，留有“凌宇同志：感謝你為這一套書付出辛勤勞動”的親筆題辭。

《沈從文全集》出版過程其實并不匆忙。我負責編輯的文論部分，為找到文章的原發文本，我曾專程去北京，在北京圖書館泡了10多天。全集出版后，又有不少沈從文佚文被發現，由于歷史的原因，這是在所難免的。這些佚文將收入補遺卷，這工作正在進行中。去年秋，就曾在吉首開過由北岳出版社與全集編委會的審稿會。補遺卷的出版，指日可待。

吳正鋒：沈從文文學創作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這里請您重點談一談沈從文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有何重要作用？張新穎的《中國當代文學中沈從文傳統的回響——〈活著〉、〈秦腔〉、〈天香〉和這傳統的不同部分的對話》（《南方文壇》2011年第6期）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這篇學術論文的獲獎對于沈從文文學地位的再次確立有什么特殊意義嗎？

凌宇：王瑤先生當年就對我們說過，評價一位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不僅需看其創作的質與量，縱向地還需看相對于中外歷史上的文學創作，做出怎樣的新貢獻，對后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橫向地要看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其獨特性何在？在這四個方面，沈從文都顯示出一種大師級的風范。單從對當代文學的影響看，我認為有四位作家及其影響值得關注。一是魯迅國民性批判的思辨模式之于當代不少作家，如韓少功等人的“尋根文學”；二是沈從文異于左翼文學的鄉土敘寫模式之于汪曾祺、賈平凹、古華等人的創作；三是老舍都市小市民人生書寫模式之于京、津二地出現的市民人生書寫；四是郁達夫小說的“靈肉沖突”模式之于張賢亮一流，其相互關系，均見出一種血脈承傳。

張新穎的《中國當代文學中沈從文傳統的回響——〈活著〉、〈秦腔〉、〈天香〉和這傳統的不同部分的對話》，是一篇充滿靈氣而又言之有理之作，這得益于他打通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溝通的路徑，從深處把握住了沈從文創作與當代作家創作之間的傳承關系。我是這一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與評論委員會的評委，當時我力主此文獲獎。此文最終獲獎，也見出對此文價值的肯定，是文學界的一種共識。

它當然為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的確立，提供又一個證言。

吳正鋒：下面我想問一些沈從文研究的具體問題。沈從文離開湘西去北京的時間，目前學術界有不同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是1922年，沈從文自己也是這么認為的；有的學者認為是1923年，目前學界大多數學者持這種觀點；還有少數學者認為是1924年，目前湘西本地一些學者持這種觀點。2016年，金介甫先生來湖南大學參加學術會議，我私下與金介甫先生談到這個問題，他說他傾向于沈從文是1924年離開湘西去北京的，但是卻找不到證據。您認為沈從文離開湘西去北京的時間最有可能是什么時候？

凌宇：第一種說法，即沈從文于1922年離開湘西去北京，源于《從文自傳》卷尾敘傳主到達北京，“住進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寫下——沈從文二十歲，學生，鳳凰人”。沈從文生于1902年，故據此推斷他是1922年離開湘西的。最初，我也持這一觀點。但到上世紀80年代，在芷江發現了一塊墓碑，碑上的銘文由沈從文書丹，并明示時間為民國十年，即1921年，從這一年到沈從文離開湘西，沈從文有如下經歷：離開芷江到常德“打流”，（約半年，至1921年底）離開常德到保靖，在陳渠珍部書記處作司書（1922年初至同年夏，約半年），隨軍去川東龍潭填防（1922年秋至同年底），重返保靖，給陳渠珍作書記、臨時擔任印刷廠校對、生一場大病及親見好友陸弢被淹斃，遂下決心離開湘西去北京闖蕩（1923年初至同年夏）。如果離開湘西是1922年，上述經歷無論如何也安排不下。如果離開湘西為1923年，上述經歷與相關時間恰入節合拍。這也與沈從文在旅客簿上的留言“二十歲”相符。沈從文于1902年12月出生，沈從從說的是實歲而非虛歲，這也與湘西人計算歲數的習慣相符。至于1924年之說，有何依據，至今我未見到相關的考證文章。在得到確證之前，我不認同此說。如果是1924年，沈從文已是過了十足的21歲了。沈從文不是一個健忘到連自己的歲數也記不清的人，不可能在旅客簿上留下20歲的記載。據《從文自傳》所敘，他是“從湖南到漢口，從漢口到鄭州，從鄭州轉徐州，從徐州又轉天津”，才到達北京的。為何不走京漢鐵路直達北京，而要轉徐州、天津？沈從文曾告訴我，那是因為那年黃河發大水，鄭州到北京道路不通的緣故。其實，只要查一查1923或1924年的報紙，黃河發大水究竟在哪一年，便可獲得又一條鐵證。由于我最終認定為1923年，故未曾去查證過。

吳正鋒：您在與沈從文交往過程中，沈從文是不是說過他對變態心理學很有研究？他談到過他所讀過的心理學方面的著作嗎？或者說您見到他家里有這方面的書籍嗎？您認為變態心理學對他的創作產生著怎樣的影響？

凌宇：說過。這是我和他談及其創作受弗洛伊德心理學影響時說的。說這話時，沈從文臉上頗多得意之色。他所說變態心理學似乎就是病態心理學。他告訴我，周作人曾對他在《湘西·鳳凰》中用變態心理解釋蠱婆、巫婆、落洞少女等人生現象十分欣賞。變態心理學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是一種顯在，除《湘西·鳳凰》外，諸如《八駿圖》《自殺》《看虹摘星錄·后記》等，均可為證。他未與我談及他讀過哪些心理學著作，他家里有沒有這方面的書籍，也沒有什么印象，似乎他曾未讀過什么心理學的原著。他曾坦率地對我說，西方純理論的哲學著作，他看不懂。只是因為讀書多而雜，多通過文學作品受到綜合影響。在我看來，對變態心理學的了解還源于他與友朋間的交往。他與金岳霖是至交，而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學家。不排除在他們的交往中，曾就相關的問題進行過探討。

吳正鋒：從后來公開的沈從文的日記和書信來看，沈從文參與了《戰國策》的編輯工作，但是他發表過文章《讀〈英雄崇拜〉》反對陳銓等人的“英雄崇拜”的觀點，應該怎樣看待沈從文與“戰國策派”的關系？

凌宇：在我看來，今天仍糾纏于沈從文是否“戰國策派”之辯，已無多大意義。在“文革”結束之前，“戰國策派”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為法西斯張目的反動文學流派，因而受到眾口一詞的批判?，F在看來，所謂“戰國策派”不過是抗戰時期，一些在西南聯大的學者文人，辦了一個叫《戰國策》的刊物，出于感時憂國的情懷，發表其對天下時局的看法與主張而已，與黨派的政治運作沒有多少關系。無論其言論有多大錯誤，只不過是一種思潮而已。與“反動”掛鉤，只是一種政治聯想。由于“戰國策派”的理論核心是尼采的哲學及“英雄崇拜”，而沈從文在《戰國策》上著文，其觀點與陳詮的“英雄崇拜論”針鋒相對，我曾據此認為沈從文不屬“戰國策派”。沈從文自己在《云南看云集》給一個讀者的回信中，也否認自己屬于“戰國策派”。但在他的書信、日記中，又留有參與編輯《戰國策》的記錄。這似乎是一個矛盾。對此，又該作何解釋？我以為，沈從文是一位《戰國策》同人，已是不爭的事實。被認為是“戰國策派”核心成員的林同濟，就是沈從文的粉絲。因相熟，戰時又同在云南，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湊和在一起，共同辦了一份雜志。“戰國策派”這一說法，并非他們的自許，也非有章程、有組織的文學社團，而是后來的被命名。因此，沈從文不承認自己屬“戰國策派”，與其參與編輯《戰國策》雜志，并不矛盾。如果從其主導思想上看，“戰國策派”的說法能夠成立，那么，是否與這一主導思想取同一立場，則是判斷其是否“戰國策派”的唯一標準。既然沈從文在“英雄崇拜”論上與陳詮等人分道揚鑣，就很難將沈從文歸入“戰國策派”。有人說，陳詮等人宣揚尼采的力的哲學，沈從文也張揚生命的原始強力，說明他與“戰國策派”具有思想的共通性。沈從文張揚的原始生命強力，與尼采的權力意志說是同一回事，這恐怕是需要提供論證的問題。實際上，沈從文終其一生，都不是一個強權政治的認同者。因此，如果說同辦一個刊物，并在該刊上發表過文章，就是“××派”。那么，沈從文無疑是“戰國策派”；如果以該刊的主導思想作為判斷的標準，那么，沈從文則不屬于“戰國策派”。

吳正鋒：沈從文與丁玲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兩人的關系非常密切，新中國成立之后兩人的關系卻疏遠了，特別是新時期之后兩人還產生巨大的矛盾，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凌宇：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三人行”，他們當年為文學創作所作的努力掙扎及其相濡以沫的友誼，實為一段文壇佳話。而1949年以后二人關系的冷淡乃至“文革”結束后兩人間爆發的矛盾，則是一件令人嘆惋的事。事情的起因是丁玲被“平反”返回北京后，一位日本友人送了她一本沈從文所著《記丁玲》。丁玲讀過之后，大為生氣，隨即在一篇紀念胡也頻的文章中，大罵沈從文是“市儈”，是“膽小鬼”。沈從文讀過此文后，也生了氣。其間，我去見他，他要我給他復印兩篇文章，一是《丁玲女士的被捕》，一是《關于丁玲女士的失蹤》。并說：“我不是要和她爭什么，只是想讓相關熟人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幾天后，我將復印好的兩篇文章送給他。他接過復印件，長時間默默無語，終于嘆了一口氣：“唉，我們的那位老朋友哇！”我曾問過研究丁玲且與丁玲多有往來的袁良駿先生，丁玲何以對沈從文如此怨憤？后來他告訴我，丁玲說，有兩件事不能原諒沈從文。一是1933年她被捕，有朋友寫信給沈從文，要沈從文將丁玲的母親接到上海，以母親的名義向國民黨政府要人，沈從文不肯；二是1934年沈從文返鄉路過常德，在街上碰上幾個文學青年，他們希望沈從文去看看丁玲的母親，而沈從文不去，從中可見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將這話轉告沈從文。他說：“這不對！我離開湘西已經十多年，哪還有文學青年還認得我？”對丁玲所說不滿沈從文的兩點理由，我認為只是丁玲的托辭。即便丁玲所說確有其事，從事理上說，實不足怪。一是在當時白色恐怖之下，要將別人的母親接到上海，其安全與善后何以保證？二是1934年沈從文返鄉是探望病重的母親，行程匆匆。出于返鄉情切，未去探望朋友母親，自是情有可原之事，哪值得如此上綱上線？我個人以為，真正的起因是丁玲讀《記丁玲》（在丁玲平反返京前，丁玲一直未見到過《記丁玲》）。只要比較一下沈從文的《記丁玲》與《記胡也頻》，便不難發現，兩書的政治傾向、感情色彩幾無二致。而《記胡也頻》在出版之前，曾送丁玲看過。丁玲說，有些事你很主觀，不過，就這樣吧。其后，為送丁玲母子返鄉籌措路費，沈從文還賣掉了此書的版權。因此，丁玲的不滿應該不在《記丁玲》的政治傾向與感情色彩層面。那么，究竟是《記丁玲》的什么地方惹得丁玲如此生氣？為此，我又十分仔細地重讀了一遍《記丁玲》。我這才發現，此書以相當長的篇幅記敘了在胡也頻被害后，丁玲與馮達之間的關系。而這，恰恰犯了丁玲的忌諱。在沈從文的感覺里，馮達是一個小白臉，與丁玲實不相配。沈從文因此感慨道：“愛的，誰不懷了一種期待？憎的，誰不極力逃避？但所要的何嘗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邊的又何嘗不恰恰是討厭的？”正是這個馮達，在被特務逮捕后立即供出了丁玲的住處，丁玲旋即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秘密逮捕。后因丁玲寫了“不再從事共黨活動，回家養母”的書面保證，才被釋放。緣于此，其后，丁玲命途多舛，均與此有關，我認為，丁玲在“文革”結束復出后，極力表白自己始終是一個毛澤東思想的追隨者，極力做出一種“左”的政治姿態，就源于內心深處的“叛徒”情結。

同沈從文1949年以后的悲劇遭遇相比，這自然是另一樣態的悲劇。重溫沈、丁這一場公案，不能不讓人感嘆唏噓。

吳正鋒：我們知道，沈從文的書法造詣很深，當年他準備送您條幅讓您挑選，您挑選了沈從文下放到湖北咸寧所作的一首五言詩，究竟是哪首詩？收入《沈從文全集》了嗎？為什么沈從文后來又不給您了？

凌宇：這涉及兩位學界與文壇著名學者與作家。詩歌對這兩位名家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間的政治姿態，頗有微辭，諷刺二人的行為“旋轉若螺陀”。此詩為沈從文私下里的感時之作，未曾公開發表。他不肯將這一條幅給我，大約是不欲這詩外傳，以免造成對兩人傷害——沈從文到底是一個宅心仁厚之士。此詩是否已收入全集，我實在是記不清了，但其內容與詩思，與收入《全集》的《圣人傳》相類。

吳正鋒：您認為解放后為什么沈從文會放棄文學創作而從事文物研究。

凌宇：1949年后，沈從文放棄文學創作改行從事文物研究，主要有自內自外兩個原因。一是外部形成的政治壓力。1948年，郭沫若與馮乃超在香港《大眾文藝》上，分別發表《論反動文藝》和《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判定沈從文的創作近于春宮畫，并“一貫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的”“桃紅色”作家，與“地主階級弄臣”。北京解放前夕，沈從文置于其間的北京大學校園里，掛出了“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大幅標語。將沈從文視為“反動作家”，幾乎成了革命文學陣營的共識。以郭沫若在革命文學陣營的地位——繼魯迅之后的文藝界的旗手，其舉止自然并非空穴來風?；诖耍驈奈囊尚淖约阂殉尚抡鄡榷ǖ膶⒉扇O端措施的對象。極度的緊張導致沈從文的精神崩潰，以至出現了“迫害狂”式的精神分裂癥兆。將沈從文這段時間留下的“狂言囈語”與魯迅的《狂人日記》中狂人的自敘比較一下，二者對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與敘事口吻，何其相似乃爾！張兆和先生曾向我談及，這段時間，出于政治恐懼，成天懷疑有人在他家附近秘密監視他。實際上是他家請的一位類似今天的男家政角色，是一位偷窺狂，常常做出諸如從門縫偷窺沈從文的舉動。二是源于內部的自我反省。在入中央革命大學學習之后，沈從文深感自己長期形成的看人論世的思維方式與創作定勢，即丁玲80年代曾說過的“沈從文那一套”，與新的社會對文學創作的要求無法合拍。在他留下的“跛者不忘履”的相關文字中，就有他曾一度想重新拾筆創作，最終又不得不放棄的矛盾心態的記錄。

吳正鋒：您對當代湖南作家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對任光椿、彭見明、孫健忠、李元洛、韓少功、譚談、蔡測海、王開林、劉艦平等人作品進行了精彩的評論和深入的剖析，特別是提出了“重建楚文學的神話系統”，在當時的湖南文藝湘軍中反響巨大，我在后來撰寫《孫健忠評傳》時引用了您的這個觀點，您能不能談一談提出這一觀點的文學背景及其價值意義？

凌宇：雖然我所從事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主要的研究方向卻是現代文學。我對湖南作家群的評論，實在是一種客串。1985年前后，在中國文壇出現了“尋根文學熱”，而湖南則是始作俑者。1986年，我寫了一篇題為《重建楚文學的神話系統》的文章，算是對這一文學創作觀象的一種理論呼應。這篇文章不僅在湖南作家中，獲得了廣泛好評，在全國范圍內也產生過影響，也因此獲得了《上海文學》的評論獎。同時，也得罪了一些與這一創作走向取不同方向的湖南作家，他們認為我將他們排斥在“文學湘軍”之外。這篇文章的特點，可說是對包括葉蔚林、韓少功、何立偉、孫健忠、蔡測海等人在內的這一時期文化“尋根”之作（雖然我在文章中只字未提“尋根”），在理論層面上的一次“尋根”，試圖探討“尋根文學”在湖南的興起，與中國南方的楚文學傳統的關系。我不僅談到了這些創作的藝術特征及其別開生面的文學貢獻，也懷有對這一創作模式未來走向的期待與懷疑?！皩じ膶W”最終走向消歇，似乎也證明了我的擔心并非杞憂。

吳正鋒：您不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進行研究，您還投入極大的熱情研究《三國演義》，是什么原因促成您研究這一作品？

凌宇：如果說，我的當代文學評論只是一種“客串”，那么，我的《三國演義》研究更是一種“偶然”。在我動筆寫《符號—生命的虛妄與輝煌——〈三國演義〉的文化意蘊》一文之前，電視臺正在熱播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我自小就是一個《三國演義》的喜好者，自然是滿懷興趣地看完了聯播。在這過程中，頭腦里不斷地涌現出關乎《三國演義》內涵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與歷來《三國演義》研究已形成的學術共識相矛盾。于是萌發了我一探究竟的念頭，并隨即帶著相關問題去查閱相關的資料，將羅貫中的原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與毛宗崗的修訂本《三國演義》作比照式閱讀。結果發現，相關資料與比照閱讀顯示的異同，都證實了我對原有定論的懷疑。比如，貫穿毛宗崗修訂本的“正統論”，與羅貫中原著本截然相反，“天下，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才是貫串羅貫中原著本對“天下誰屬”的回答。又如，“尊劉反曹”歷來被認為是貫穿《三國演義》的情感主線，但實際上，在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前，這確是《三國演義》的情感走向，而在這之后，則將三國等同春秋列國，視為一律，而非厚此薄彼了。雖然毛宗崗欲延續尊劉反曹這一情感線索，卻是改不勝改了，如此等等。此外，《三國演義》是一部政治倫理小說，我也想通過小說中的倫理敘寫，寄托自己對當下民族道德重構的思考。我對自己這次不安本份的越界之舉，私心里還真有幾分得意。

吳正鋒：您退休后，寫下不少舊詩詞辭賦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洋溢著您濃濃的家鄉情懷，顯示著您的赤子之心，您寫作這些作品的目是什么？

凌宇：你所說的這些詩詞辭賦，全是怡情悅性之作。最初寫《沁園春·里耶》三題，起因于我家鄉里耶三萬七千余枚秦簡出土的驚天大發現。一者由于這一考古發現的重大意義，二者出于我的家鄉情結，遂寫作了該詞。起始，我全然不顧聲律，只是按詞譜規定的字、句數與句式的排比、對仗要求敷衍而已。一位舊友看后，直指出十余不合平仄之處。這一批評讓我汗顏，遂下決心攻克聲律難關。幸好這只是技術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問題基本上獲得了解決。

我的古體詩文寫作，主要是在退休之后。既為怡情悅性，就全無名利考量，即不欲借此博取詩人、詞人之名，也不欲借此為稻粱謀，甚至連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欲望也沒有。只是借助于古文體，抒發一點一時一地的感慨，送熟人、朋友看看，從中獲得一點樂趣而已。也不是全無功利考量?，F在，全國各地都在大搞旅游開發，湘西是一個旅游資源十分豐富的地域，而相關項目的文化品質，又是旅游開發必須考量的重要節目。詩詞歌賦，是闡發其內在蘊含而自身也是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因此，我寫這些詩文，也有為湘西旅游開發盡一分綿薄之力。《湘西頌》《涉江樓記》《鳳凰賦》《鶯啼序·沈張墓地感懷》等均是應邀為相關景點而作，其中，大多已勒石刊出。

（吳正鋒，湖南省社科院文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