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0年10月的一個下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一個工地上，挖到了一個灰不溜秋的陶甕。就此，一批“何家村遺寶”驚艷出世。這些寶貝與唐代盛世以及絲綢之路有怎樣的關系？不久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齊東方教授來到“上圖講座”，為大家解讀神秘的“何家村遺寶”。

是誰把這些珍寶埋藏于地下

1970年10月，在西安市碑林區的何家村出土了一批唐代金銀器共1000多件，分別埋藏在2個大陶甕和1個銀罐之中。其中，各式金銀器做工精細，造型美輪美奐，藝術價值極高，更有不少被國家文物局認定為國寶，部分珍品還是全球范圍內的孤品。

這批文物中，95%以上都是唐朝的，而且絕大多數都是8世紀中期的，也有一些更早年代的錢幣。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疑問：這批寶貝的主人是誰？是誰把這些珍寶埋藏于地下？

首先，讓我們從發現的地點和器物的年代上來尋找線索。

經過考古工作者的鉆探并對照文獻記載，何家村窖藏所在地位于古代唐長安城內一個叫興化坊的地方。

這些珍寶被埋在地下，我們猜測可能是因為一場戰亂或者其他什么突發事件。一開始有專家猜測，唐朝發生的最大戰亂就是“安史之亂”，這批珍寶應該是那段時期被埋入地下的。這批器物的年代大多屬于8世紀中期，也是相吻合的，所以這作為一種基本的結論，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

但是，隨著考古技術的進步，后來人們發現這批寶藏中有的器物是“安史之亂”以后制造的，因此之前的結論就被推翻了。

在“安史之亂”之后，還發生了“涇原兵變”（783年），這是唐德宗時期發生的一場戰亂。我仔細研究了很多文獻資料，查閱當時的興化坊里曾經住過些什么人，然后對這些人一個個進行了排除，最后將焦點集中在一個名叫劉震的人身上。劉震當時住在興化坊，是官位顯赫的租庸使，也就是專門負責國家稅收的官員，他能接觸到國家的庫房。據 《唐兩京城坊考》記載，“涇原兵變”時，租庸使劉震讓人押著“金銀羅錦二十駝”出城外逃，自己則與家人隨后趕來。這段文字透露出劉震手里掌握著大量的財富珍寶。

所以我猜測，“何家村遺寶”與劉震有關，但不是個人財產，而是收繳上來的庸調及保管的宮廷珍寶。

帶把杯的中國特點越來越明顯

今天，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談“何家村遺寶”，那就是這些寶藏所呈現出的濃厚的多元文化氣息。

何家村出土的提梁壺、壺瓶，這些都不是中國傳統的器物。

提梁壺是游牧民族用的器物。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差別很大。同樣用壺，游牧民族為什么有提梁？為什么壺是扁的？大家只要想象一下整天在馬背上的生活就知道，扁壺系在馬背上不會滾來滾去，有提梁的話取用非常方便。

帶把的壺瓶也是游牧民族使用的，攜帶和使用都很方便。在唐代以前，雖然商周時代的銅器有些是帶把的，但非常少見。南北朝時期曾經有一種帶把的壺，但那種壺不能提起來，是抱著使用的。一直到唐代，帶把的壺瓶才越來越多見，可見這是游牧民族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

何家村還出土了幾件杯狀器物，這些杯有一個特點——都有一個環形的把，這在唐代以前也是沒有的。據考證，這些器物屬于生活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一帶的粟特人，這個民族和中國的商業交流特別多，中國史書上把他們稱作 “昭武九姓”，他們在中亞建立了很多城邦，以善于經商著稱。他們兼有農耕和游牧文化的特點，是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中介人。

何家村發現的這些杯狀器物，無非有幾種來源：第一，外國傳到中國的；第二，中國唐代工匠仿制的；第三，外國工匠到中國來制造的。經研究，何家村發現的器物應該是中國的仿制品，為什么這樣說？雖然其造型、裝飾細節和中亞的器物一模一樣，但是仔細一看，底襯的紋樣卻是地地道道的唐代圖案。

帶把杯后來出現了很多變化，比如杯的腹部呈一個碗的形狀，紋樣上出現了柳葉，底下是蓮瓣托起來，整個像一朵花一樣，這種品味是唐人喜歡的。也就是說，帶把杯的中國特點越來越明顯。

文化交流往往是從商品交易開始的。通過絲綢之路，這種杯狀器物傳到中國，因為非常好用，所以漸漸流行開來。在沒有帶把的杯之前，中國古人一直用的是碗，喝酒、吃飯都是用碗；唐朝時，帶把的杯開始出現。經過對異域文化不斷學習、模仿，再推陳出新地改造，最后變成了中國式的器物。

不怕弄丟自己的文化傳統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何家村出土的金碗。

大家知道，中國的青銅器鑄造技術非常高超，把金屬熔化了以后通過翻模進行鑄造。商周時期鑄造的青銅器已經非常復雜，因為這個技術在中國很成熟，所以中國早期在金銀器制作上也經常采用鑄造技術。

但是，金、銀因為質地較柔軟、延展性強，更適合采用錘揲的方法打造。錘揲法就是將金銀捶打成各種形狀，金、銀可以砸成很薄很薄的片，能拉出很細很細的絲，特別適合制作精美的首飾。一般制造金銀容器也采取錘揲的辦法，把金塊先錘成金片，再吹出器型和輪廓，然后在輪廓上進行鏨刻。這種技術是從哪里來的？來自于西亞。得益于絲綢之路的開通，中亞的器物傳到中國以后，西亞的技術也漸漸傳入中國。

為什么錘揲技術會和西亞聯系起來呢？因為西亞有一種特殊的資源——瀝青，有石油的地方就有天然的瀝青。用錘揲技術來制造金屬器時，需要在金屬片下鋪墊不軟不硬的底模，而瀝青是不錯的選擇。這一技術早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時代就已經爐火純青，直到現在伊朗工匠制作金屬器時，仍然還是用瀝青做底模，再錘揲、鏨刻各種器物。這種技術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中國，引起中國工匠的好奇和模仿，并大量應用于金銀器的制作中。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國古代的器物中，花口形的器物較少，而唐代中期以后就大量出現了，這也與錘揲技術的引入有關。所以，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唐代錘揲制作的器物也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講對外開放、文化交流，我覺得我們可以向唐朝人學習。唐朝人不害怕自己會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給丟失了，只要你有足夠的文化自信，你就丟失不了，傳統文化是植根于這個民族的靈魂當中的。外來文化一開始會讓你感到新鮮，但慢慢地通過融合和改造，再加上自己的創新，外來文化就會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在這方面，唐朝人給我們提供了經驗，而且也給我們樹立了榜樣。

絲綢之路留下的寶貴遺產

剛才講了絲綢之路將外來的東西、外來的技術傳入中國，我想引申開去，講一下絲綢之路對中國更深層次的影響。

文獻里曾經有過一段記載，說的是，唐朝最初的時候，女人外出騎馬，按照規矩，都要頭戴一種“羃 ”。羃 原屬胡裝，一般是用黑紗制成，四周有一寬檐，檐下有下垂的絲網或薄絹，長到頸部，以作掩面。過了一些年，女性外出不戴羃了，只戴一個帷帽，“遮蔽僅止于頸以上”。再晚些時候，帷帽干脆也拋棄了，又風行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從貴族到老百姓，都是如此。

唐高宗的時候，皇帝曾發布了一個詔令，是有法律效力的。這個詔令翻譯成白話文，說的是“現在的人真不像話，怎么女性外出不把全身都遮起來了，而且還成了一種社會潮流”。因此皇帝發布詔令禁止這種不良的社會風氣。但是，詔令并沒有讓女性恢復戴羃 的傳統。

短短幾十年時間，唐朝的變化如此之大。僅僅從女性服裝的角度，就可以看出外來文化的巨大影響。服裝的演變背后，其實是整個民族的精神面貌、思想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這種時代的變化當然和絲綢之路有關。在唐朝，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改變，就是從天子到百姓，都放棄了過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這種觀念的深刻變革，使東西方文明在碰撞與融合中共同發展。它進一步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在唐代形成了包容開放的治國方略，使中國傳統文化在與外來文化的沖突中找到了一條前進的道路。

我想，這就是絲綢之路給我們今天留下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