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認認真真地寫了十幾年了，但我覺得自己還只是一個笨拙的學徒，我所遭遇的困惑和困境不僅沒有變少，而且還變本加厲，向我洶涌襲來。我像是海上漁夫，只得握緊欄桿，在蒼茫無際的海面上尋思著自己的處境。我忽然發現，在這天地之間，時間并非人的容器，人才是時間的容器。人作為生命的進程，時間在其中展現了它的三種面向：歷史、現在與未來，因此，人的命運、人的創造、人的局限，便和那三種面向糾葛在了一起。一個寫作的人，喜歡在語言的世界里組裝和還原這三種面向，但是失敗如影隨形。因為寫作受制于寫作的人，寫作的人在時間的蒼茫海面上需要看得更多、望得更遠，才能帶給寫作真正的自由。

基于這樣的想法，我不乏惶恐地打算把那些驚鴻一瞥的思想風景分享出來，尋找著同行者的批評與啟發，那就像是因為另外一片透鏡的疊加，從而誕生了洞穿星際的望遠鏡。

歷史如洪流，不由分說地把我們滌蕩過來。我們可以體驗到，在個人生存話語和總體歷史話語之間，其實存在著巨大的罅隙，這是一個作家的基本困境。以人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去記憶歷史的碎片，去修復歷史的裂痕，才能清晰地看到人類的來路，才能恰當地理解我們的現實，從而思考人類的去處。因此，只有先“立人”，才能觸摸到有溫度的歷史。尤其對寫作來說，歷史化的個人寫作意味著歷史與個人的一種互動關系。發現歷史的連續性，其實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化的理論建構，因為在那“連續性”中究竟是怎樣的邏輯和動力在起作用，這決定了一個人對于世界的根本判斷和信念。作家并非理論家，但作家是“可能性”的專家，在“可能性”當中可以窺見關于“連續性”的各種真相。

在可能性當中，我們也在更深地開掘著現實的意義。現實主義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天生具有探究時代與現實的精神力量。這種文學與現實、與人生的緊密關系，在我看來已經成為文學的核心靈魂。但是，我們也得看到，很多作品已經失去了人的靈魂和力量，只是在現實生活的外殼上做文章。雖說小說的“物質外殼”很重要，但小說只有“物質外殼”，只有世界的“外在景觀”，便喪失了靈魂的位置。這個科技迅猛發展的年代，人自身的危機才是最大的危機，我們得想方設法重返人和現實的深層關系，洞穿“物質外殼”的蒙蔽，獲得靈魂的景深，才能有力回應人的危機。

人的危機的集中體現，更是體現在歷史和未來的雙向拉扯，這讓我們有些不知所措。未來并非提前抵達，未來永遠只是未來，懸在那永不抵達的明天；但是，現實越來越快地被未來所塑造。是關于未來的想象、概念、揣測影響著今天的認知與行動，今天的認知和行動愈加成功，未來也被證明為愈加正確。在這種復雜的纏繞中，我們看到的是“現在”與“未來”的距離在不斷縮短。因此我覺得，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準未來時代”。我們如何以最大的程度向未來的經驗敞開？我們又如何書寫出歷史行進到此刻所無法化解的焦慮、痛苦與渴望？

速度帶來的巨大動能沖破了眾多界限，與此對應的是中國飛速融入世界的歷程。中國人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入世界的腹部，但是，另一方面，總體的歷史慣性仍是巨大的，那就像是靈敏的觸手已經伸出很遠，而龐大的軀體仍在遲疑慢行。這兩者之間的張力體現在每個青年人的夢想與現實的矛盾中。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早就提出，科技知識更替得越來越快，人類已經步入了“后喻文化”的時代，也就是由晚輩來主導文化傳遞的方式，這與前現代由長輩主導文化傳遞的方式有了本質的不同。所以，年輕一代的可怕之處就在于，他們在尚未得到前輩的真正理解之際，就已經啟動了新的未來模式。但我們不禁要追問：經受積年累月人文教育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能否像別的知識領域那樣，可以迅速啟動某種未來模式？我看很難，但至少我們應該對那種未知模式進行正與反的思考。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人類存在的家園。這個語言，自然指的是人文語言。人文語言正在受到隱蔽的數理語言的侵蝕，我們天天刷手機，看著碎片化的信息，其實是被載體和技術所控制。人類文明在這方面的萎縮，會加劇人的危機，我們會距離美、距離詩意、距離生命本身越來越遙遠。坦率說，我們每個人都對文學在這個時代的存在產生著各種各樣的焦慮和質疑，文學的意義何在？寫作的意義何在？

讓我們回到小說誕生之初的歷史現場，看到小說的誕生，是如何建構了人和社會價值的共同想象。小說敘事的背后，站立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他發出了獨特的聲音，這個獨特的聲音意味著個體的生命是不能被集體、消費和科技所淹沒的。每次讀那些偉大的小說，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的，你的腦海里都會被那偉大的聲音所喚醒，他的聲音喚醒了你自己的聲音。你有了自己內心的聲音，你和世界的關系才有了真正的開端。小說作為一種喚醒，它的喚醒功能跟其他的社會科學知識都不一樣，因為小說是一種特殊的知識，一種關乎心靈和生命的鮮活知識。因此，在這個文明大轉型的時期，我認為小說又重新變成了最為重要的藝術形式。它不再通過鋪天蓋地的信息轟炸妄圖啟蒙，而是依靠語言對人的命運與文明整體之間的關系反復探詢，留下珍貴的文明凝聚態。

親愛的朋友們，這些管錐之見只是我在風中的呢喃，旋即飄散，但無論如何，我們可能還是得做出艱難的決斷：那就是回到我們的焦慮當中，回到我們的痛苦當中，回到我們的困境當中，在煎熬與探索中加劇那焦慮，深刻那痛苦，拓寬那困境，只有如此，寫作和文學才能成為支撐我們生命循環的根本分泌，我們才能在復雜豐富的當代語境中，用自己獨特的聲音寫出可以超越時間、又扎根此在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