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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朱光潛學術人生的通達與執著

朱光潛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橫跨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大歷史時期，其六十多年學術旅程也和中國現代史一樣，跌宕起伏，歲月崢嶸。讀中國現代學術史，尤其現代美學史，不論沙塵蔽日之際，還是云燦星輝之時，朱光潛任憑風云變幻，堅守美學領地，開疆拓土，深耕細作，從未流于偏激，卻處學術先鋒，其披荊斬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萬里波濤中的航標燈塔，導引中國現代美學巨輪破浪前行。

文言與白話的藕斷絲連

朱光潛出生在激蕩清朝文壇兩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故鄉，也是一戶歷代書香之家的子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朱光潛正在英國人主辦的香港大學教育系讀書。他接觸到《新青年》等報刊宣傳的新思想，心靈深處引起強烈震撼。他在《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里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心境：

我是舊式教育培養起來的，腦里被舊式教育所灌輸的那些固定觀念，全是新文化運動的攻擊目標。好比一個商人，庫里藏著多年辛苦積蓄起來的一大堆鈔票，方自以為富足，一夜睡過來，滿世界人都宣傳那些鈔票全不能兌現，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

最使他不服氣，乃至痛心疾首的，是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這不僅因為他寫得一手好文言，多年練就的一技之長將會變成無用之功；還因為提倡白話文的新派學者，猛力攻擊桐城派古文及其代表作家，這對作為桐城派后裔的朱光潛來說，理智上難以接受，感情上更受傷害。陳獨秀在那篇名響一時的《文學革命論》中，就將朱先生所尊崇的精神益師“歸方劉姚”（歸有光、方苞、劉大魁、姚鼐），打入“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的“十八妖魔”之列。錢玄同更是把桐城文派直斥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對于這種無異于挖桐城人祖墳的偏激之言，朱光潛自然憤慨異常。他說：

尤其文言文要改成白話文一點，于我更有切膚之痛。當時很多遺老遺少都和我處在同樣的境遇。他們咒罵過，我也跟著咒罵過。《新青年》發表的吳敬齋的那封信雖不是我寫的（天知道那是誰寫的，我祝福他的在天之靈），卻大致能表現當時我的感想和情緒。

一種語言負載著一種文化。它對于深深浸泡其中的知識分子來說，決不僅僅是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文字工具，而是其心靈得到慰藉，情感賴以寄托的精神家園。

當時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聲勢浩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于1920年1月通令將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一律改為語體文，同年4月又規定凡過去編的文言文教科書到1922年以后一律廢止。此后，大中小學文言文教材逐步被白話文教材所代替，各種報刊更是爭相使用白話文，以示跟上時代前進之腳步。至此，白話潮流，浩浩蕩蕩，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勢頭，每個用慣了文言的人，都感受到一種強大的壓力。

對于朱光潛來說，放棄文言文猶如告別棲息多年的故鄉老宅，其過程當然是痛苦的。仿佛一個被迫背井離鄉的游子，雖然將要開始新的精神旅程，但故鄉那熟悉而親切的身影，那長久培養起來的剪不斷理還亂的濃濃鄉情，怎能不引起他深深眷戀呢？

然而，朱光潛畢竟是一個現代青年，一個既有認識新事物的愿望，又正在接受現代大學教育的現代青年。他對于文言文改成白話文這點，雖然始而反對并在心里咒罵，但不久經過冷靜的思考，經過一番劇烈的內心沖突，終于“看出新文化運動是必需的”，并“放棄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學著寫起白話來了”（朱光潛《作者自傳》）。

很快，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話作品《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于1921年7月發表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東方雜志》上。此后，他一發而不可收，寫出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論文和著作，不僅以豐富的學識和深刻的見解廣受稱譽，而且以優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風打動許多人的心靈。

朱光潛先生何以能有這樣的好文筆？這當然需要有對文字的敏銳感覺，需要有“文章不厭百回改”的反復推敲的精神，同時原先的古文訓練也功不可沒。朱光潛以自己的切身體驗，對文言和白話兩者的特點及短長曾有獨到分析：

文言白話之爭到于今似乎還沒有終結。我做過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就個人經驗來說，究竟哪一種比較好呢？把成見撇開，我可以說，文言和白話的分別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大。第一，就寫作的難易說，文章要做得好都很難，白話也并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說，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濫板滯，白話也并非天生可以免除這些毛病。第三，就表現力說，白話與文言各有所長，如果要寫得簡練、有含蓄、富于伸縮性，宜于用文言；如果要寫得生動、直率、切合于現實生活，宜于用白話。這只是就大體說，重要的還是在作者的技巧，兩種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手里都可以運用自如。我并沒有發現某種思想和感情只有文言可表現，或者只有白話可表現。（《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這段話說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1943年）。當時整個社會對文言文多討伐、貶責之聲，朱光潛卻在文言與白話的比較中，充分肯定文言文的意義和價值。由此他認為，新文學倡導者所說的“文言是死的，白話是活的”，乃不負責任的偏激之詞。因為“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話文都能有；白話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難免”。

其實，任何一種語文和文學都有歷史連續性，白話本身也是從文言脫胎而來，文言與白話并非兩種截然不同的語文。白話文必須繼承文言文的遺產，才可能更加豐富，更加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文言文盡管不是流行的語言，但它承載著幾千年的文化遺產，也是我們今天表達思想感情不可或缺的工具，如古代詩文里的許多字句及結構都為白話文所常用，更何況我們繼承弘揚傳統需要讀經典，必須掌握文言文知識。

朱光潛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已成一邊倒的輿論情勢下，對文言和白話的特點及關系能做出如此理性分析，凸顯其為學實事求是，通達平正，不流時俗，獨立思考的品質。

西學與中學的移花接木

朱光潛1918年至1923年在香港大學獲學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獲碩士學位，1929年至1933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和法國斯特拉斯堡獲博士學位。他前后在西方人主辦的大學里攻讀13年，是同輩文人學者中留學時間最長、浸淫西方文化甚為深廣者。他新中國成立以前出版的主要著作，如《給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變態心理學派別》（1930）《談美》（1932）《悲劇心理學》（1933）《變態心理學》（1933）《文藝心理學》（1936）《詩論》（1943）《談修養》（1943）《談文學》（1946）《克羅齊哲學述評》（1948）等，這些享譽當時并影響至今的佳作，多半寫于他在英國和法國留學期間。

盡管上述著作多數撰寫于英國和法國，盡管它們廣泛運用了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但所闡述的美學和文藝學問題，絕不只是西方理論的簡單照搬和介紹，而是處處注意結合中國文藝和審美實際，在兩者相互對照比較中探尋美學和文藝學規律。中西融匯，古今貫通，這是朱光潛治學的重要方法，也是他治學的突出特點。

《文藝心理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探討美感經驗和審美心理生成過程的專著，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版以來一直廣受贊譽。該著雖然以現代西方美學理論為立論基礎，但他用中國傳統里的“靜觀自得”、“物我兩忘”思想來闡釋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的“直覺說”，用中國古代文人推舉的“超然物表”、“瀟灑出塵”的人生境界來解析英國心理學家布洛的“距離說”，用老子和莊子崇尚的“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觀念來論證德國心理學家立普斯的“移情說”等等，無不強烈表現出打通中西、古今共治的色彩。

《談美》是朱先生另一部廣受好評的佳作，它從人生和藝術的結合上談論美感形成規律，探討人生藝術化的意義。該書從標題到具體論述，處處把西方美學理論與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燴于一爐，其兩者互釋、彼此融合，幾乎達到玉潤珠圓的境界。如他談藝術與實際人生的距離，所用標題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談宇宙的人情化（即移情作用），所用標題為莊子的典故“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談藝術與游戲的關系，所用標題為孟子的名句“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談詩歌創造與格律的關系，所用標題為孔子的格言“從心所欲不逾矩”等等。僅從這里，我們足可領略朱先生治學古今中外融會貫通的神采。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貴在對研究對象有自己獨到的感悟和發現。《詩論》作為朱先生自認“比較有點獨到見解”的成果，不僅是中國詩學從傳統偶感隨筆形態轉向系統理論形態的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名著，更在于它“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論來印證西方著名詩論”，在比較文學方面開拓了中西詩學互相闡釋的先河。

《詩論》在中西詩學比較互釋方面，開人眼界的創作很多，略舉兩例，以呈狀貌。

賦與詩的關系及中西詩格律。千百年來，談到中國文體演變，多以為“賦自詩出”。班固《兩都賦·序》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摯虞《文章流別論》也說：“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后人遵從此說，多注意古詩對賦的影響，而對于賦給予律詩的影響則絕少考慮。朱先生別具匠心，發現講究鋪陳、對舉、韻節的漢賦，對律詩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他指出：律詩的兩大要素，即意義的對偶和聲音的對仗，都是最先出現在賦中，并首先由賦家兼詩人的曹植、鮑照、謝靈運等，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到詩里。如曹植的詩句“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便儼然是對偶句的形態；到了謝靈運的《登池上樓》和鮑照的《代出自薊北門行》等，則呈露全篇排偶的端倪。由此逐漸推廣開來，慢慢發展成熟，及至唐朝，終成律詩極盛時代。此后，律詩不僅是中國詩歌中影響最大、發展最為充分的詩體，而且對唐以后的詞曲及散文演進，都不同程度留下了雨過地濕的痕跡。

然而，西方人在藝術中也有注重對稱的傾向，為什么他們的詩沒有走上排偶的路呢？朱先生指出：中文字全是單音，一字對一音，如“桃紅柳綠”、“我去君來”，稍有比較，即成排偶。可西方文字，不論是英文、法文、德文等，都是單音字與復音字相錯雜，意義可以對稱而詞句卻參差不齊，難以兩兩相對，猶如“司馬相如”和“班固”都是專名卻不能相對的道理一樣。不僅如此，中文與西文在語法規則亦有重大差異：西文的文法嚴密，中文的語法比較疏簡且較有彈性。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兩句詩，若依原文結構直譯為英文、法文或德文，即漫無意義，而在中文里卻不失為佳句。由此朱先生說：“單就文法論，中文比西文較宜于詩，因為它比較容易做得工整簡練。”這話講在“五四”以后推崇西方詩而貶斥舊體詩的時代，不僅見識卓著，更顯學術勇氣。

中西愛情詩的異同及原因探討。在進行中西詩歌比較時，朱光潛先生還對中西愛情詩的差異提出獨到見解。他指出：“西方愛情詩大半寫于婚媾之前，所以稱贊容貌、訴申愛慕者多；中國愛情詩大半寫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別悼亡。西方愛情詩最長于‘慕’，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雪萊和布朗寧諸人的短詩是‘慕’的勝境；中國愛情詩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牽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蕩婦秋思賦》以及李白的《長相思》、《怨情》、《春思》諸作是‘怨’的勝境。”

為什么中西愛情詩有這種差異？其一，西方社會側重個人主義，愛情在個人生命中最關痛癢。說盡一個詩人的戀愛史，差不多就說盡他的生命史。中國社會側重國家主義，文人大半生光陰在仕宦羈旅，“老妻寄異縣”是常事。他朝夕相處的往往不是婦女，而是同僚與文字友，所以中國詩里友朋贈答和君臣恩誼是常見的母題，而這在西方詩中卻幾無位置。其二、西方受中世紀騎士風氣影響，尊敬女子受社會稱頌，女子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在學問和情趣上往往可以和男子契合。在中國得之于朋友的樂趣，在西方一般都可以得之于婦人女子。中國受“男尊女卑”傳統觀念影響，男子往往把女人看作一種牽掛或不得不有的一種累贅。女子最大的任務是傳嗣，其次是當家，恩愛只是倫理上的義務，情投意合是比較罕見的事。其三、中西戀愛觀也相距甚遠。西方人重視戀愛，有“愛情至上”口號。中國人向來重視婚姻而輕視戀愛，真正的戀愛往往見于“桑間濮上”。至于文人，仿佛只有潦倒無聊者才肯公然寄情于聲色，而他們向來為社會所病詬。更何況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側重功名事業，“隨著四婆裙”多半被社會視為恥事呢！

檢索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物，對中西詩歌進行如此比較研究，朱先生是第一人。他不僅可說是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開拓者，而且抬腳舉步就邁上很高的起點，其研究視野的廣度、把握問題的精準度、挖掘緣由的深度，多道前人所未道，給人撥云見日，豁然開朗之驚喜。在近百年中西文化激烈沖突的大背景下，朱光潛以學者的冷靜和睿智，移西方美學之花，接中國傳統之木，于中國現代美學的百花園中，培植出一株株清香迷人的奇花異卉，給我們許多娛心明智的教益和啟示。

政治與學術的進退有據

伴隨1949年10月天安門廣場禮炮聲的轟鳴，朱光潛步入新社會。中國歷史上這一翻天覆地式的改朝換代，也給朱光潛的學術生涯和個人生活帶來滄海桑田之巨變。這不僅表現在他原來那一本本讓人傾心的著作，一夜間統統由“香花”變成“毒草”，遭到來自各方的貶責和抨擊；還因為他曾參加國民黨，擔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以及在舊社會的廣泛影響，被視為“反動文人”而一度接受北京市公安局監視性“管制”。北京大學撤銷他西語系主任的職務，還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將其定為重點批判對象，使其受到一系列嚴厲的甚至侮辱人格的批判。1953年實行新工資方案，他原是全國少數幾個“部聘”一級教授，卻意外地被降格評為七級教授，生活待遇也由此一落千丈。

然而，盡管個人遭際讓他倍感委屈、壓抑、惶惑乃至憂懼，但他看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新中國到處一派生機勃勃、光明燦爛的景象，看到共產黨干部帶領人民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大無畏精神，仍從內心接納和擁護新社會的到來。他誠懇接受思想改造，認真對待每次檢查，希望通過洗心革面，融入新社會，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面對當時接二連三、各式各樣的批判斗爭會，面對那怒目而視的眼神和不堪入耳的穢言惡語，他“總是神態自若，毫無沮喪表情”（朱虹《我的老師朱光潛先生》），一如菩薩低眉，老僧入定，任人指摘，恝然默對。他一邊忍受屈辱，一邊加強學習，以臥薪嘗膽的精神苦攻馬列，期望以馬克思主義清算自己過去錯誤思想，指導今后學術研究，為中國當代美學建設繼續添磚加瓦獻計出力。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朱先生頂著各種批判的槍林彈雨，以他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為武器，一面真誠檢討和批判自己的過去，一面以過人的膽識和堅韌的毅力，維護和構建中國當代美學的學術品格，終于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乃至思想史上寫下輝煌的篇章。這一點，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學大辯論中的卓異表現，尤其引人矚目和感佩。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大辯論，發端于《文藝報》組織的“對朱光潛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的批判”，其揭幕文章就是該刊1956年6月登載的朱先生自我批判長文《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在該文里，朱先生對新中國成立前的豐碩學術成果幾乎全盤否定，自認“我的文藝思想是從根本上錯起的，因為它完全建筑在主觀唯心論的基礎上”。他還檢討自己鼓吹“超社會、超政治、超道德”的文藝觀，與“進步的革命的文學”相對抗，是射向革命文藝的一支支“冷箭”。

在這種社會政治背景夾縫中展開的美學大辯論，朱光潛當然只能以當時社會所要求和規定的“話語”，對自己不惜責罵乃至丑化。可是，盡管他在政治上對自己的批判十分嚴酷，以至認為主觀唯心論的文藝觀是“反社會”、“反人民”的，但涉及到核心學術觀點卻堅守立場，并不輕易后退和讓步。他在《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里明確說：

關于美的問題，我看到從前人的在心在物的兩派答案，以及克羅齊把美和直覺、表現、藝術都等同起來，在邏輯上都各有些困難，于是又玩弄調和折中的老把戲，給了這樣的答案：“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它在心與物的關系上面。”如果話到此為止，我至今對美還是這樣想，還是認為要解決美的問題，必須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統一。

由于朱先生自我批判的長文是由組織樹起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的“靶子”，加上他在“美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核心觀點上并不隨意屈從和改變，其“罪己文”發表后，很快招致來自四面八方的“圍剿”。當時許多知名學者如蔡儀、賀麟、黃藥眠、侯敏澤、李澤厚、蔣孔陽、洪毅然等等，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哲學研究》《新建設》等報刊發文對其口誅筆伐。美學大辯論持續6年間，有近百位學者直接參與論戰，全國各主要報刊發表了近四百篇論辯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討伐”朱先生的，一時頗有“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勢。

令人驚異的是，在當時左霧彌天的社會氛圍里，朱光潛先生對來自各方的嚴厲批判，政治上似乎完全幡然悔悟，脫胎換骨，低頭認罪，成為一只“死老虎”，但學術上雖有補苴罅漏，卻決不愿低三下四，忍氣吞聲，大有“困獸猶斗”之氣概。他挺身而出，孤軍奮戰，“有來必往，無批不辯”，秉筆書寫《美學怎樣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見物不見人”的美學》《生產勞動與人對世界的藝術掌握》等數十篇宏論，指出參加美學論辯者，雖然主觀意圖上都想運用馬克思主義，可思想方法上卻犯有嚴重的形而上學和教條主義的毛病。他一面反復申述和捍衛自己認為正確的見解，一面對眾多美學家普遍存在的極“左”思潮和教條主義進行嚴肅批評，為診治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嚴重感染的庸俗社會學弊病，起到難能可貴的作用。

朱先生曾幽默地稱自己是美學大辯論中的“眾矢之的”，是供各路人馬瞄準射擊的“靶子”。實際上，他是一個用特種防彈材料制成的“靶子”，實在不容易擊倒或打穿，而許多唇槍舌劍批判他的人，卻在對這個“靶子”的反復射擊中，提升了自己的學術水準和名聲。

綜觀朱先生學術人生，他深諳中華傳統，精研西方學術，腳踏中西文化，穿越二十世紀，為構建中國現代美學大廈，孜孜以求，鍥而不舍，“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奉獻畢生心血。他為學不斷尋求，注重吸收，在處理古與今、中與西、政治與學術等種種繁難問題上，有執著定見，也有變化更新；愿意修正錯誤，亦敢于堅持真理。而在這執著與變化、定見與更新、修正與堅持之間，既有“識時務”的自我批判，也有“不識時務”的固執己見，其進退出處，取舍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他的學術人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既轟轟烈烈，又靜穆雋永，既清澈似水，又凝重如山，是一部淺近而深奧的大書。今天所談，只是淺嘗輒止，翻開某些篇章，閱讀幾個片段，欲知其中精彩詳情，暫無下回分解，請各位自己品讀朱先生文集，相信大家會獲得如入寶山的喜悅和快慰。

（記者李陳續、陳鵬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