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長篇小說作為文學陣營的重鎮，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學發展水平的基準，也是備受業界矚目和讀者關注的文學重器。改革開放40年以來，特別是近年來，我國長篇小說創作幾乎呈現井噴態勢，通過時下紙媒、網絡和微信平臺發布的鋪天蓋地的報道，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長篇小說或發表或出版或獲獎的信息，不難想象長篇小說的寫作規模和創作速度，已經溢出了讀者的文學史知識范疇和文學理解力視域。郁達夫在1926年出版的《小說論》中寫道：“人民對于小說的要求增多，作小說的人的報酬也豐富起來了。于是作家亦日漸增多，所以市場上的小說作品，就也不得不增加了。”今日長篇小說作品數量的激增，并非郁達夫所說的符合文學規律的理性擴充，更不意味著一種具有生命力的健康文學生態的正式形成。相反，正是在大眾需求的急切催促下，一場以市場意識為主導的長篇小說寫作潮流，逐步異化長篇小說的敘事精神、審美規范和寫作法度，使得部分作品淪為虛張聲勢的寫作游戲和率爾操觚的文字垃圾，看似繁榮的表象背后潛藏著諸多困境和隱憂。

遏制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大眾收入的不斷增加，很多地區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逐步由生產型社會過渡為消費型社會。植根于消費型社會并與之相適應，大眾消費文化應運而生且甚囂塵上，這是一種為消費行為尋找價值、意義、依據和支撐的商業文化形態。大眾消費文化恪守市場規則、奉行資本邏輯，秉持世俗道德標準、迎合低級欣賞口味，不斷制造消費熱點、激發消費欲望、贏得大眾心理、賺取豐厚利潤。消費文化的這些功能和特點，直接左右著大眾的價值取向、審美情趣和生活方式，特別是在緊張生活節奏和沉重生存壓力襲擾每個社會成員的當下，人們為了釋放心理焦慮、緩解精神負荷，大都傾向于選擇以輕松、娛樂、休閑為主題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產品。

于是，日常生活的諸多事物大都被納入消費文化體系，審美泛化消弭了嚴肅文藝和庸常生活之間的慣有界限，消費文化成為許多作家從事長篇小說寫作的指導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文學價值觀的病變，比如有的作品獵艷搜奇，有的炫富擺闊，有的戲謔把玩，有的調侃油滑。這些長篇小說表現內容和生成機制出現扭曲的不正常現象，表明一些作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出現了價值迷失和審美迷茫。

長篇小說創作可謂是一種極其艱辛、頗為復雜并帶有鮮明主體色彩的精神勞動。一部優秀的長篇作品，往往是作家精心構思的結果和悉心勞作的產物，它蘊含著作家對社會、生活的深切感悟，承載著作家對人生、命運的透徹思考。但是，隨著消費時代的不期而至和消費文化的無孔不入，一些嚴肅文學作家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旨趣大幅趨向庸俗、低俗、媚俗，被消費文化綁架的一些長篇作品不再是表現宏大場景的文學敘事，不再追尋人文意義和人性維度的故事書寫，而是通過不厭其煩地描述官場規則和游戲方式，通過津津樂道地描繪情感欲望和人性黑洞，以博得市場占有率。

在市場化規則逐漸取代文學邏輯的過程中，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新型文化商人，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長篇小說的資本利潤和剩余價值，在利用多種方式駕馭小說作者的選題內容和寫作進程的同時，又想方設法地通過制造某種規則來實現對讀者文學興致的引導與控制。可以說，消費文化大行其道的時代，長篇小說的出版節點與銷售數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作品代理人所操作的市場的刺激和鼓動。其中，市場這只看不見卻又無所不在的手，在長篇小說生產的各個環節發揮著主導作用，把許多名家的新作打造成盈利的工具，又將諸多新手的習作鍛造為追名逐利的階梯。那些曾經標榜自由創作的作家則淪為寫手，成為長篇小說批量生產線上熟練的裝配工。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矛盾現象：盡管目前每年有近萬部貌似長篇小說的作品出版問世，但文質俱佳的精品力作卻屈指可數。清代顧炎武說：“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當下長篇小說創作的自主性已經被海量消費文化所裹挾，其精致性也早已湮沒在各具特色的消費文化符號和商業行為中。在消費主義喧囂的時代語境中，長篇小說創作需要堅守文學理想和文學價值，以獨特的方式認識社會、把握時代和反映世態，特別是面對利益誘惑和世俗干擾，作家需要保持定力和耐力，秉承操守和良知，在浮躁的氛圍中沉潛下來，面向市場但不迎合市場，理性回應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努力創作出堅守文學獨立價值、無愧于時代且經得住歷史檢驗的優秀作品。

重新喚回現實主義創作精神

現實主義是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文學傳統，古往今來的眾多名篇佳作大都是高揚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典范，魯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都是以現實主義大師身份而彪炳文學史冊。可以說，現實主義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相生相伴、如影隨形。堅持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發揚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是長篇小說創作擁有生機與活力的重要出路。

但近年來，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和后現代主義的沖擊，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在長篇小說領域似乎已經成為明日黃花，現實主義表達方式逐漸淡出一些作家的創作視野。無論是熟稔還是拒斥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家，其文學觀大都越出傳統現實主義的疆域，紛紛操持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等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敘事路數，從形而下的現實景況探尋，走向形而上的心靈世界解碼，逐步放棄了現實主義這一長篇小說創作的主要思想方法和基本美學追求。由于作者忽視了對時代突變背景下日常生活經驗的觀察與積累，導致了長篇作品話語表達本體地位的削弱。當下的一些長篇作品，偏離現實主義文學的主航道，成為戲說歷史故事和追憶陳年瑣事的載體，成為單純的臆想推斷和虛妄的敘事狂歡的主要文本，缺少對現實生活介入的姿態和立場。從表現手法上看，部分長篇作品大都筆法滯澀單調、結構蕪雜粗陋、故事簡單瑣碎、人物扁平無奇，即便有情節的起伏跌宕也大多顯得抽象化、概念化、模式化，缺乏在場感、創意感、新異感和可信度。有些作品看似在狀寫現實、透視生活，實則停留在挖掘與打量瑣細而虛浮的生活細節上，許多作家就此陷入逼仄而邊緣的生活支流中，缺少剖析生活真諦、切中時代脈搏、回應大眾關切的耐心和韌性，缺少對時代生活主脈進行精神凝練和藝術處置的自覺，缺少真誠樸實的寫實主義態度和立足現實、超拔現實的原創能力。

中外文學史表明，優秀長篇作品大都與現實主義結下不解之緣，只是這種緣分有著深淺之別。本來文學與時代、作家與生活之間的關系，是一個不需要贅述的命題和早已明晰的范疇，也是當代作家無法回避的嚴肅課題，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整個當代文學集體“向內轉”，有些作家自覺不自覺地疏離火熱的時代，拋棄繽紛的生活，心浮氣躁，凌空蹈虛，喪失了對時代生活的敏感性和直覺性，透支“想象力”，揮霍“感受力”，甚至在網絡上搜羅各種有賣點、有看點的段子噱頭，進行拼湊、組裝、加工，使得現實生活失去了作為長篇小說探究時代生活本質的母體作用，這與魯迅先生當年倡導的“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的創作原則相去甚遠。有鑒于此，現在重提弘揚現實主義精神，重申作家與生活互動、與時代相擁，絕非無的放矢的空洞口號。看看近年來愈演愈烈的“諜戰”“偵破”題材的長篇小說，除了具有娛樂大眾的消費功能外，幾乎沒有多少人文營養，但在當代文學殿堂里卻好評如潮，大獲其益，成為大眾追捧的對象。再看看那些以現實主義之名、行消費主義之實的情感類、隱私類作品，既回避對大眾境遇的審視與詰問，又拒絕對堅毅生命的向往和期許。文學不是社會學，長篇小說作品也不是社會學文本，如果丟棄了藝術性和審美性，或者說社會性覆蓋了文學屬性，那么長篇小說作品就會成為對社會生活的原貌復制，最終將背離現實主義既介入現實又超越現實的內在要求。

倡導長篇小說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實乃文學發展規律使然、歷史演進邏輯使然、讀者強烈訴求使然。呼喚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究其根本就是期望作家順時而為、應時而動，走出書房，離開密室，與現實把脈相牽，與人民心手相連，貼近大地，汲取創作營養，保持文學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寫作立場，努力創作出承接地氣、觸及心靈、引發共鳴的精品佳作。

增強宏大敘事能力

長篇小說篇幅長、體量大、情節繁復、人物眾多、故事龐雜、結構宏闊，能夠全景式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總體風貌，宏觀地表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狀態，深刻地揭示時代發展和歷史演進的內在規律，往往被喻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或“時代的史詩”。長篇小說作為一種具有綜合性、復合型特征的文學樣式，決定了創作者必須具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深邃的思想洞察力、編織恢弘故事的統攝力，簡而言之就是要具有宏大敘事能力。這是長篇小說作家對時代流變中重大事件的深刻把握和藝術再現，是蘊含在龐大形式結構之中又超越形式結構之上，具有多種隱喻功能的敘事追求。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長篇小說曾經呈現出宏大敘事的繁盛氣象，其時幾乎所有作家都以創作反映時代特征、再現現實場景的史詩性長篇作品為使命，癡迷于對長篇史詩品格的審美追求，久而久之沉積為一種難以釋懷的“史詩情結”。但近年來，長篇小說宏大敘事的態勢開始弱化，大量作品熱衷于小敘事、微敘事、元敘事，聚焦于杯水風波、小情小調、雞零狗碎，鎖定于插曲化、碎片化、瞬間化，一些生活半徑狹小、感知能力鈍化、學養功力孱弱的當代作家，缺少以一種大手筆從事文學敘述的熱情和激情，缺少一種總體把握歷史、觀照現實的氣度和格局。在他們的作品中，讀者更多地看到的是個人身心遭際和一己精神困境，體會不到時代變革陣痛與人們心靈震顫之間的內在關系，感受不到作家對整個社會境況和歷史命運的深刻思考。

一些時代觀、歷史觀和審美觀尚未完全定型的年輕作家，未能通過文學方式把個人生命體驗與時代進步相結合，未能將筆觸伸向時代發展的主流、主脈和主峰，反而將視角對準時代發展的側影、背影，缺少表現時代深刻變革的鴻篇巨制，無法全面精準地傳遞出時代變遷的豐富性、復雜性、傳奇性和微妙性，難以生動傳神地講述中國智慧、中國故事和中國形象，也難以把個人經驗上升為大眾經驗，進而形成文學的公共價值。

面對新的時代征程，好的作家需要具備觀照世道人心，從事宏大敘事的素養、信心、魄力和修為。作家對長篇小說的終極追求，無論其手法如何變化，都離不開鋪陳浩繁故事、塑造奇絕人物這個重心。中外文學發展歷程表明，優秀的長篇小說作品大都是宏大敘事的產物，正是由于宏大敘事使讀者對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乃至許多細節難以忘懷。宏大敘事在長篇小說創作中的體現最為困難也最見功力，這種大體量、規模化的文學敘述，是對作家閱歷、經驗、學識、心智和耐性的全面檢驗，既需要作家長期潛入生活，還需要經年研讀經典，更需要涵養追求史詩性創作的心魄和思維。只有這樣，才能寬視角地摹寫時代改革發展進程中的心靈嬗變和精神圖景，才能多維度地創作富于強大思想張力和絢麗美學光澤的優秀作品。

（作者：劉金祥，系哈爾濱工業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