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學》2018年第9期|朱鴻:母親的意象(節選)
作者簡介
朱鴻自謂長安人,自1981年在西安晚報第一個曲江副刊第一次公開發表作品《花魂》以來,執意于散文的寫作。發表作品數百篇,出書30余部,具代表性的有《西樓紅葉》《白原》《藥叫黃連》《夾縫中的歷史》《人生的愛與智》《關中是長安的院子》《長安是中國的心》和《長安:絲綢之路的起點》。百余篇入選全國各種版本,《不沉》進中學語文教科書,《輞川尚靜》進高職語文教科書。《西部心情》一書是中國青少年素質教育工作委員會推薦讀物,中國青少年讀寫大賽指定讀本,《夾縫中的歷史》一書進入上海名師名校推薦的“影響我高中時代的好書”,《穿過歷史的迷霧》一書進入“中學生讀名家”書系。獲首屆冰心散文獎、第二屆老舍散文獎、首屆陜西圖書獎和第二屆絲路散文獎。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陜西省寫作學會會長,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的母親是俊秀的、白皙的,是進取的、勞苦的,是忍讓的、慷慨的,是敏捷的、堅毅的,是喜悅的、仁慈的。
不過她也在春秋交替之間不知不覺地把對襟衣服換成了斜襟衣服,衣服上的花也沒有了;漸漸地,她皺紋萌額,白發染鬢;終于疾病降臨,更是殘酷地扭曲她的肢體,擾亂她的語言。
一
我愛我的母親。
小時候我就懂得保護母親,也許我可以對母親發火,然而我不允許任何人欺負我的母親。
六七歲那年吧,我的叔叔驀地尋隙挑釁,惹得鄰居圍觀。他站在廚房的檐下,賴我母親弄臟了井水,母親便據理反駁。他惱羞成怒,竟抬腳踢我母親。雖然足尖落空,但他的行為卻震蕩著我的整個身心。當時我站在母親背后偏右的地方,這一幕完全看到了。我感覺自己仿佛一頭小小的雄獅,淚水盈眶,緊盯著叔叔的手,所有的血液都推動著我,使我撲過去,咬斷他的指頭。發現我已經變形,他猝然收聲斂焰,顯然是害怕了。這天以后,叔叔再也不敢冒犯我的母親了,他對我也輒示喜歡,并日益器重。
十二三歲那年,生產隊近百社員在場里碾麥,真是熱火朝天,可惜場長派爛活給我母親干。我恨之入骨,遂堵住他,站在他面前指摘、叱罵。場長拿著木杈檢查麥秸的厚薄,這兒抖一抖,那兒翻一翻,到處走動。他轉到什么地方,我就跟到什么地方,總是站在他面前叱罵他、指摘他。我像一頭小小的公牛似的,搖頭甩尾,逼得場長發蔫。多年以后,有老師問我:“你就不怕場長戳你一木杈?”我說:“沒有想!”
十五六歲那年,父親和母親有了芥蒂,經常爭吵。父親在工廠上班,雖然賺錢,不過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斟酌著如果他們離婚,我就隨母親。有一次,一言不合,父親跟母親就又鬧開了。我放下作業,批評了父親一頓,結論是:“我母親逝世了,我要給她立一個碑子,不給你立。”父親頗為尷尬,也很是無奈,遂佯裝大度地說:“兒子愛他母親是正常的。你這樣,我也放心了。”
二
母親更愛我。
小學就在村子里,生產隊的孩子念書,幾乎都是自己去,很少有家長送的。但我念書的第一天,上課的第一天,母親卻送我出門,出朱家巷,陪我走了半個村子,直到看見小學的屋舍,才讓我自己去。母親送我念書,此舉固然平凡,不過我似乎獲得了追求知識的永恒動力,想起來也十分溫暖。
20世紀70年代,冬天甚冷,我的同學多凍傷了耳朵、手、腳和臉。然而我有母親做的兩件棉衣、兩條棉褲、兩雙棉鞋,輪換著穿,并戴著可以保護耳朵的棉帽,戴著手套,從而避免了凍傷。
中學在韓家灣村,一天跑兩趟或三趟,時間不確定,不過冬天總是有熱飯。實際上鍋早就涼了,是母親隔一會兒就點火燒一次,才保證我放學回家,扔下書包,能吃熱飯。
父親從工廠帶了一頂軍帽給我,我興奮至極,急于戴上它炫耀,可惜軍帽大一圈,在頭上晃來晃去的。母親便改它,連夜墊一圈草綠色布以縮小。線細針密,毫無痕跡。不幸的是,看露天電影,甫感頭上觸動,軍帽就飛了。我左顧右盼,見所有的五官都頗為平靜,根本不知道誰是賊!
考大學,我一敗二敗,不過也越考越勇,志在必得。母親支持我,除了不讓家務使我分心以外,她還給了我輒有變化的一日三餐。我往韋曲的長安二中去補習,有時候會碰到她在田野鋤草。她看我一眼,算是目送。她收回眼睛,埋頭繼續勞動。踏著鄉間的小路,想象著大學之門,我信心更足。她以我托,每天早晨在窗口喊我起床。復習真是累極了,要不是母親喊我,也許我每天都會從早晨睡到中午。
大學三年級,我身體不適,休學回家,以中藥調理。母親替我煎藥,早晨半碗,晚上半碗。她是在下工以后,吃了飯,收拾了廚房,才至院子的一個墻角煎藥。秋深霜重,夜氣拂面。她一把一把地燒著麥秸,以保持平穩的文火。母親垂著頭,不過文火的閃爍還是照亮了她的疲憊和憂傷。此情此景,烙印在我的心上,到現在還有抓撓之感。
入職了,結婚了,本當自立,遺憾我仍為母親添了麻煩。有一年,我不得不應付一場災難,遂把不足兩歲的女兒送母親帶。少陵原上浩瀚的秋風和凜冽的冬雪之中,滿是她的愁緒,她一邊經管著兒子的女兒,一邊恐慌兒子的命運。
一天早晨,母親正在下米熬粥,猝聞女兒尖叫。她猛然轉身,只見女兒在案板上摸什么,竟把一杯開水灌進了棉衣的袖筒,灼得當然尖叫。母親嚇壞了,匆匆剪開袖筒,然而她不在村子找醫生處理。她抱著我女兒,抄小路,走十數里,再乘車進城,把孩子送我,以求所謂高明的治療。母親的棉衣濕透了,背上熱氣直冒。她也很是內疚,怪自己疏忽,幾乎要哭。
三十一歲是我坎坷以后新的跋涉的發軔,不勝艱辛和孤憤,遂不能從容回家。盡管西安和少陵原也不過相距30里,然而我未必會保證每月探望一次父親和母親。那時候,我已經零落成泥,資產為負了。命運墜入低谷,就得為翻身而戰。不但不能經常回家,也不能經常報訊。
母親不放心,便進城看我。我不清楚她是如何輾轉乘車的,總之,她像一片白云一樣忽然就出現在我的門口。又激動,又難過,幾乎使我落淚。那時候還沒有家裝電話,更沒有個人手機,不能預約以等她。有幾次她到了小區,偏巧我不在,她便安安靜靜地坐在門外的樓梯上。獲悉母親在門外等待,我迅速回家,看到我,她的眉梢溢滿了笑。她不知道我的感動和難過,不知道我想落淚。
父親患腦溢血后遺癥,母親患腦血栓后遺癥,手腳都不靈便,遂硬撐著生活。我也明白他們需要一個保姆,唯經濟拮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忍,我也無法。一旦我緩過來,便立即雇了一個保姆。可惜一月之后,不告訴我,母親就把保姆辭退了。我以為這個保姆不妥,又雇了一個。然而一月做滿,她又辭退了。我打電話問:“咋辭退保姆呢?是不是嫌花錢呢?”母親慢慢地說:“娃呀,雇保姆,你是為了我。我用保姆,你就把我害了。”“為什么?”“生活能行,用保姆干什么?不行了,再雇保姆吧!在村子里生活,不興用保姆啊!”實際上母親仍是覺得我經濟緊張,不舍得讓我雇保姆。
2014年秋冬之際,是我父親逝世三年以后了,有一天,我和母親聊天,無非是評姨姨,論姑姑,讓母親高興而已。俄頃,她在房子里悠悠地轉了一圈,似乎若有所思,漸漸抬起頭,鄭重地對我說:“娃呀,我要是不行咧,我就想走快一點!”我的心頓然沉了一下,沒有應接,旋即岔開了。
母親是神的女兒,盡悉自己的生命屬于神,應該不會胡思亂想。我父親臨終之前,完全臥床,這是母親看到了的。我以為,母親所謂的想走快一點,當是指不要完全臥床的結局,也有不希望再加重我負擔的考慮。我了解母親,她非常自尊,即使萬難也要自力,即使兒子反哺,她也存打擾兒子的歉意。
三
在人民公社的那些歲月,母親是我家唯一的勞力。從1957年至1968年,她先后生有四個孩子,姐姐、我、妹妹、弟弟,都需要她撫養。我的祖父和祖母,已經不能在田間耕耘了,也需她照顧。關鍵是七個人的口糧,要靠母親所掙的工分而取得。為了工分,她竭盡了所能。
父親也是生活所賴的半壁江山,其以人民幣供給我家所資。不過生產隊有自己的規則,它以勞力及其所掙的工分斷其所獲。我父親不算勞力,于是居住在少陵原的這七個人的生活,就主要靠母親了。
只要閉上眼睛,我便看到母親忙碌的樣子。春天她扛著镢頭打胡基、修梯田,沒有一晌不是一副受餓之態。夏天割麥,沒有一晌不是累得虛脫的神色。秋天她握锨澆地、掄鎬砍苞谷、挖紅苕,沒有一晌不是服役之狀。冬天拉著架子車施肥,沒有一晌不是汗水淋漓,棉衣從里向外蒸發其汗的。
幾乎是每天,母親下工會小跑回家,利索地擇菜、搟面,或做別的飯。她一勺一勺舀到碗里,一碗一碗地端給老老少少。終于姐姐長大了,我也長大了,可以給祖父祖母端飯了。母親最后一個吃飯,接著洗碗洗鍋。天黑了,星辰如洗,母親坐在炕沿穿針引線,為公婆、子女和我的舅爺舅奶縫棉衣、縫棉褲、納鞋底、納襪底,不知道月馳中空,夜逼未央。晚上如廁,從偏廈出來,我總是看到母親的影子映在正房東屋的窗紙上。
給我祖父祖母四季浣滌,頓頓饃面,這也罷了。難能可貴的是,祖父逝世以后,祖母半身不遂,她毅然承擔了全程護理。白天所食,皆由母親喂之,因為姐姐和我在上學,妹妹和弟弟尚幼,對母親的夾輔只能是零星的。晚上她按時間抱起祖母,執盆溲溺。點燈、招呼、擦洗,難免會吵到我,在半睡半醒之中,我倍感母親之累。每天晚上,她有兩次助我祖母,從而保持了被褥干凈,空氣清爽,直至祖母安然歿矣。
有了農閑,母親便往娘家去,看望自己的父親和母親。她做一籠花卷,再做幾籮涼皮,分類放在竹籃里。她用紗布蓋住,以防灰土落上。她把公婆和子女的生活安排妥當,再三囑咐,便踏著鄉間的小路,匆匆而去。她給我的舅爺舅奶整理房間,拆了被子,去污、晾干,再捶展,再縫了被子,拭窗撣壁,淘米炒菜,做了所有當做的活,又匆匆而返。母親為大,她的三個弟弟、兩個妹妹,無不由衷敬重她。她晚上很少在娘家待,因為公婆和子女不可須臾離開她。
母親至娘家,我總是若有所失。黃昏披垂,我便在村口向鄉間的小路遠眺,希望迎接她,可惜她遲遲不歸。終于月懸秦嶺,星辰燦爛,母親像一個漂移的點似的在白楊蕭蕭的小路上出現了。
小時候,姐姐、我、妹妹、弟弟,跟母親在一起生活,因為父親只有星期三才回少陵原。懵懵懂懂,打打鬧鬧,一個接一個地長大了。姐姐在人民公社的商店工作數年,便如期出嫁。1979年,我進了大學。妹妹機會難得,接班到了父親的工廠。弟弟情緒起伏,無所適從,遂成我家之惑。1996年,我經大夫分析才弄懂,此乃疾病之端。
大約這個階段,淡雅的梅花或菊花就從母親的衣服上消失了。她開始改穿藍的灰的一類單色衣服。她明朗的容光之中,也加入了憂郁的元素。然而母親仍是剛強的,仍是非常能干的。
在我生于斯長于斯的朱家巷,在我少年隸屬的生產隊,誰有我母親能干呢?
我家的自留地,不管是小麥還是谷子,母親可以種得沒有一棵草,疏密適度,整齊茁壯。凡是經過我家自留地的長者,多會駐足欣賞,連連贊嘆。
過年以前,母親會使我家庭院的里外和前后煥然一新。她把笤帚綁在一根長長的竹竿上,夠著打掃房梁上、天花板上及房間里所有的塵埃,之后化白土于水盆里,一刷一刷地漫墻。所有的被子,她要洗一遍。她把被子搭在兩樹之間的繩子上,一經冬日陽光的照曬,蓋起來真是又暖又香。她撕下舊窗紙,糊上新窗紙,并要對稱地貼上窗花。
母親還有杰出的表現,一般婦女是不具備的。房頂上生長青苔和瓦松很正常,不過繁茂了便要阻水,導致屋子漏雨,是應該拔掉的。母親就借了梯子,從墻頭爬至房頂,自高而低,仔細除草,并統統清掃一遍。看到別的小孩吃槐花麥飯,嘴饞也要吃,然而我家老的老,少的少,誰能鉤槐花呢?母親便爬上槐樹,坐在樹杈之間,鉤下枝干,之后溜下槐樹,捋了槐花,濯凈拌面,以蒸麥飯。當時母親不到35歲,顯然就是一個英雄。
四
酸楚起于父親的疾病,隨之是我的災難及其離婚,接著是我弟弟診斷為精神分裂癥。接二連三的變故,沉重地摧殘了母親。她白發劇增,皺紋加深。然而生活是要繼續的,天也不會絕路。
母親左右求索,得到了神的啟示,遂能憑著信仰行世。我以為她60歲以后的幸福,主要源于此。父親留下了腦溢血后遺癥,只能由母親照料。雖然是不虞之禍,她也心平氣和。給弟弟積極治療,也應該是有希望的。1995年我又結婚了,它顯然也是對彌漫在少陵原的一種悲哀氣氛的反擊與否定。妻子真愛婆婆,婆婆真愛妻子。我覺得愜快,視我命運的吉慶是給母親的安慰。
此間,母親有幾次進城看我。我自幼喜歡吃她做的涼皮,母親遂帶涼皮來,并用瓶瓶罐罐裝著自己熗的豆芽及其他佐料。在享受涼皮之際,我會問村子里的情況,隨之慢慢轉向問父親、問弟弟,給母親以鼓舞。見我平安,妻子平安,女兒也乖,她便輕松地說:“娃呀,你們都好,我就放心了。”便返少陵原,以照管我的父親。
多年以后,只要想到母親進城看我,我就為自己的一個疏忽深為遺憾,頓生隱痛。每次見母親,不管在哪里,我都會給母親一些零花錢。然而母親進城看我,我竟有一次或兩次忘了給母親零花錢,讓她空手歸去。固然父親有工資,固然母親并未提出缺錢,不過,如果母親錢不寬展,需要兒子的錢予以補貼日用呢?多年以后,當我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我就為讓母親空手歸去而悔恨得想哭,我就想抽自己的耳光。
我對生活的重整,尤其以拼命翻身,多少讓母親釋懷且高興。她不能放心的是弟弟。春夏之交,弟弟不禁會有狂暴的舉動。住院治療,有藥控制,遂還平靜。出院回家,他服著服著便中斷了藥,于是狂暴就又爆發了。反復如此,母親不得不攜父親離開少陵原,寓居于樊川或韋曲一帶。母親說:“把他交給神吧!”見我沉郁,她就說:“娃呀,不發愁,天哪里黑,在哪里歇!”
……試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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