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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爵

前不久，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孫慶偉的新作《鼏（mì）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引起不少關注和討論，也讓中華文明起源以及中國上古史重建等話題進入了公眾視野。筆者對孫慶偉的訪談，就是從長期被視為“中國第一個王朝”的夏代開始的。

宮梓銘：您是如何理解“夏代信史”這一概念的？

孫慶偉：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王朝，是信史，本無疑義。上世紀20年代，極少數極端疑古派學者開始質疑夏代的真實性，盡管應者寥寥，但懷疑的聲音一直存在。本書副標題就是要旗幟鮮明地表達作者的主張。夏代的信史地位不是不能質疑，但懷疑要有理有據，需要“拿證據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夠從學理上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文獻中有關夏代的記載是后人偽造的。

北大前輩、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早已說過，“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鄒先生不但主張夏代是信史，而且堅信考古學完全能夠從古代遺存中鑒別出夏文化。

只有在堅持夏代是信史的前提下，我們才能討論如何辨析夏文化的問題。本書基本沿用了徐旭生、鄒衡先生的研究方法，簡單來講，就是通過大范圍的文化比較的方法來“擠出”夏文化，特別是結合夏代的具體史實，盡可能地給出夏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宮梓銘：具體而言，您如何確定夏文化的上限與下限呢？

孫慶偉：對于夏文化的上、下限問題，以往學者多在文化面貌的變遷上下功夫，比如試圖通過對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分期的不斷細化來達到這個目的。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誤區，因為考古學文化的變遷和王朝更迭是兩個概念，并不永遠同步，所以我主張應該尋找那些對王朝更迭敏感，且能被觀察到的考古學遺存作為判斷夏文化上、下限的依據。

對于夏文化的上限，本書主要是依據“禹征三苗”“禹錫玄圭”等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學上的反映來確定的。簡言之，“禹征三苗”在考古學上的表現就是河南龍山文化的南漸，特別是對江漢平原地區石家河文化的替代，這一變化正好發生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而“禹錫玄圭”則是指夏王朝核心禮器玄圭，也就是考古學上所習稱的牙璋，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階段開始自中原向四裔廣布。換言之，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以河南龍山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明及其禮儀符號（玄圭）開始取得了統治性地位，我們認為這種跡象的歷史動因就是夏王朝的建立，由此可將夏文化的上限確定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

有關夏文化的下限，也就是考古學上慣稱的夏商分界，是一個極其紛爭的學術問題。夏王朝的開始，我們可以通過與“禹征三苗”“禹錫玄圭”等歷史事件相關的考古學遺存加以論述，而夏商分界，則缺乏類似的證據。我在書中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兩個方面：一是二里頭和二里崗文化過渡時期大區域的文化變遷，二是這一時期鄭洛地區城市建設的異動現象。綜合上述幾個方面的內容，才得出夏商分界應該在二里頭文化四期之末的結論。

宮梓銘：有人說，西方漢學對中國史的敘述幾乎是沒有夏代的，比如《劍橋中國古代史》中吉德煒將商代作為中國第一個王朝，《哈佛中國史》則干脆從秦漢開始敘述。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況？

孫慶偉：西方學者對夏代信史地位的懷疑，原因是多方面的。歐美考古學者主張考古學的精髓在于超越文獻資料，從物質遺存中提煉社會文化信息，總體上比較偏向于社會學和人類學，與中國考古學偏于史學的旨趣明顯不同。世界范圍內看，文獻史學發達地區，容易產生文化歷史考古學，而文獻貧乏地區，則容易催生考古學理論，考古學的人類學傾向就愈加明顯。

需要強調的是，并非所有西方學者都對中國傳統史學和傳統文獻不以為然。比如《劍橋中國古代史》的兩位主編魯惟一和夏含夷，他們在該書的序言中就明確提出“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有同等的價值”，認為“考古學家決不應該將文獻材料棄之不用”。他們雖然對史料也有所懷疑，但是“不能夠完全接受這種一概疑古的態度”，因為“很難否認最近幾十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基本上證實了，而決沒有推翻中國傳統文獻的可靠性”。這是很公允的看法。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迄今為止幾乎沒有西方漢學家，當然也包括國內的一些文獻史家，對陶器本位的中國考古學文化進行過深入系統的研究，所以很難真正在考古學層面上對夏文化具“了解之同情”。

宮梓銘：您提出的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方法論層面的問題了。

孫慶偉：是的。探索夏文化，“方法”如果不是比“發現”更重要，至少也是同樣重要。學術界之所以對夏文化沒有形成共識，甚至有學者否定夏代的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出現了偏差。

所以，在《鼏宅禹跡》里，我先是梳理了與夏代有關的文獻材料，藉此了解夏王朝的時間、空間、人群以及相關事件的動因。我相信，只有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有關考古材料才能真正“活”起來，才能夠“透物見人”。我深知此種方法容易遭人詬病，會被視為考古學為文獻史學“證經補史”的具體例證。但學術研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則。前賢說，“文無定法，文成法定”，夏文化的確認總是需要研究者不斷去探索創新的。

宮梓銘：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上古的傳說中，發現一些“信史”的線索？

孫慶偉：應該說是可以的。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禹征三苗”，按我的理解，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短暫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歷時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持續戰爭，它背后的史實其實是黃河流域以堯、舜、禹為代表的夷夏聯盟與長江流域苗蠻集團的持續沖突。

“禹征三苗”是中國上古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歷史意義十分重大。眾所周知，中國早期文明的典型特征是“滿天星斗”，天下萬邦。考古發現表明，紛繁多元的早期文明體主要集中分布在三條“文明帶”——長城沿線文明帶、黃河文明帶和長江文明帶。有跡象表明，中國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路徑大體就是三個文明帶的互相“碾壓”——長城文明帶的持續南下導致華夏文明的中心由晉南的臨汾盆地南移至豫西的洛陽盆地，而黃河中下游地區夷夏聯盟則徹底征服了長江流域的苗蠻集團。因此，“禹征三苗”不僅整合了黃河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締造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王朝，塑造出“中國”的基本輪廓，更在實際上奠定了此后數千年間以長城為界的“華夏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