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8年是華文文壇群星殞落、令人悲傷的年頭，饒宗頤、洛夫、劉以鬯這幾位港臺作家的相繼去世，標志著華文文學世界一個時代的結束。而劉以鬯先生生于1918年，今年是百歲誕辰。1948年，他南來香港，那一年他才三十歲，正是“而立”之年，從1948至2018年，除了短暫時間去了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外，七十年的時光都在香港島上度過。

這兩年，因劉老生前的一個囑托，我去了上海幾趟，在那些高樓林立的逼仄空間里尋訪舊上海的一些遺跡。我想起研究“孤島時期文學”最有名的陳夢熊先生，也想起了抗戰勝利后那批活躍在上海的作家、電影演員及文化人。而劉老就是他們這些文化圈中的一個年輕的嶄露頭角的文青，不到三十歲，他已是自己創立的“懷正文化社”的總編輯，以“劉以鬯”的筆名編書。劉老后來回憶說：這筆名是他父親劉養如先生為他起的，至于為什么起這么一個僻字，劉老也不曉得，劉養如先生是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老同盟會會員，曾做過黃埔軍校的英文教師。他自署自家姓名時，寫的養字是古字。“鬯”字古義本為一種祭神的酒，名為“鬯酒”，而祭酒官被稱為“鬯人”，梅子兄曾就此筆名問過劉老而不得其詳，他認為也許就是“流以暢”諧音，在字典的釋義中，“鬯”同“暢”。想來劉養如先生頗有一番意味在其中，果不其然，劉先生一世平安，生命流暢，文彩流暢，得百歲之壽，成百年香港文學的一代宗師。姑妄度之，其成名作《酒徒》亦與鬯字有關乎？為這個筆名的來龍去脈，當可浮一大白！

香港是藏龍臥虎之地，更是一個中西文化合璧的世界著名都市，雖為彈丸之地，卻是一個經濟體量甚大的商業巨埠，似可與倫敦、紐約等城市并駕齊驅。但文學卻遠為人所忽視，曾被人戲稱為“文化沙漠”。王元化先生于2000年年初時與我說過：“歐洲文化人認為：看一個城市有沒有文化，主要是看三條：這個城市有沒有一份好的報紙？有沒有一個好劇院？有沒有一個好出版社，出一批大作家的作品？”從這個審定標準而言，文學是一個國際都市所必須具備的最重要標志。

香港在都市現代化的過程中也產生、孕育了一批優秀的作家，而他們的創作生活是非常艱難的，50年代以來一直到21世紀，我們幾乎很難找到專職創作的職業作家，其生活壓力之大，現在的文學青年殊難想象。他們謀生的手段大抵是去報館當個編輯、校對或是稍有點名氣后，有一個小小的專欄，所談可能是馬經、股經，八卦的文字，即是劉老口中所說的“文為生的稿匠”，而心頭最愛的仍是純文學。

《酒徒》是劉老的半自傳體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小說主角的敘事真實地反映出他們那一代作家的苦悶、孤獨與無助。劉老曾在1962年撰寫的《酒徒》自序中說：“我們目下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苦悶的時代，人生變成了‘善與惡的戰場’，潛意識對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所產生的影響，較外在的環境所能給予他的大得多”。魯迅曾譯過京都大學教授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這是一本文學理論著作。正是因為這種苦悶與孤獨，像一杯杯苦酒一樣，催生了劉老的文學創作的決心，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純文學的不歸路。

民國的上海與戰后的香港，這兩個東方國際都市都是現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雙子星。這讓我想起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名篇《雙城記》（ATaleofTwoCities），小說將倫敦、巴黎銜接起來，而歷史背景則是法國大革命時期。

四年前，當我開始主持“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系列的編輯工作時，我們從抗戰勝利迄今的香港作家中先選出第一批二十一位作家作為個人選集，邀請了劉以鬯先生擔任顧問委員會成員。而編委會則公推《劉以鬯卷》為第一本，雖然排名不分先后。因此，我才有機會更多地了解香港文學的現代性發展過程。在南來香港作家群中，不乏有在上海已成名的作家，如曹聚仁、徐吁、張愛玲、姚克、葉靈鳳等，但他們的小說創作鮮有以香港本地為背景的。劉老則是幾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地堅守在香港本土文學的陣地上，從不言退。

現代性是劉以鬯文學創作中的最大特色，也是他的純文學寫作中最為成功的實踐。早在上海時期，劉老就開始接觸到現代性文學流派的影響，嚴家炎教授在《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中曾對發端于日本的“新感覺派”作了一個表述：“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國文壇上出現了一個以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葉靈鳳為代表的新的小說流派——新感覺派。這是中國第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劉老在1947年創辦“懷正文化社”時，與施蟄存、徐吁、劉吶鷗、葉靈鳳等相過從，肯定對新感覺派有很大的興趣。那時他尚是文學界的新兵，還未有在創作中初啼新聲。但在香港寫作的《酒徒》《對倒》中的敘事形式也可看出他多少有新感覺派的余緒。《對倒》從短篇改為長篇之后，篇幅大了，作者的寫作手法更趨成熟，男女主角中的幻想和內心獨白這些現代主義文學的意象在小說語境里穿插其間。

劉老文學現代性最重要表現是意識流，可謂是香港文學中第一個以意識流形式來創作小說的開山。關于這一點，已有許多論者論及，不再贅言。劉以鬯之所以被稱作“現代主義大師”，我認為：自50年代以后，現代主義在內地式微，臺灣也好不了多少。但劉以鬯將之發揚光大，中國現代主義小說在香港開出了新枝，結出了碩果，這種薪火傳承的重要性，在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才能真切感覺到。這也是香港文學對當代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一個重要補白。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劉以鬯經典”系列（梅子編）就是一個證明，而劉老的逝世在內地文學界能引起如此大的反響，讓內地文學研究家重新審視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的意義，頗有“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意味。

2016年初，香港大學舉辦了一個“他們在島嶼寫作21世紀名家對談”活動。在“系列2”電影發布典禮上，邀請了港臺二地的著名作家白先勇、洛夫、劉以鬯、痖弦、林文月、也斯（已去世）等名家對談。劉老與劉太應邀出席，因為劉老耳背，所以先行告退。時隔二年，洛夫先生于今年3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一歲。在臺灣文壇上，他被譽為“詩魔”，允稱現代詩壇的祭酒，他小劉老十歲。島嶼作家，這是中國文學界一個特殊的群體。這二位現代性的作家在小說與詩歌創作中各自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大海、島嶼、海港是他們永恒歌唱的主題，而大寫的人性在文學的舞臺上迸發出瑰麗的、眩幻的色彩。

2016年1月8日，我們與洛夫先生伉儷在一起聚餐，第二天他將搭機去臺北，投下他的選票，履行他作為一名公民的權利，然后當晚將回加拿大去。想不到這竟是訣別。在劉老的追思會上，我不期然想起那一天洛夫先生即席抄錄其詩作《煙之外》的詩句贈我：

在濤聲中呼喚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

劉老，我們就在這香港島上看海，向那無垠的大海大聲地呼喊：劉以鬯先生，我們永遠懷念您！

濤聲會傳達我們的思念，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在天地人神詩意的棲居地無盡地回響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