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一年，我出生。1978年，掀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人們開始“富起來”了，那一年，我考上大學。事后看來，上大學對我意義重大，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個人的命運與共和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后來，我在大學當教師，講到高考，經常說：上大學的那一年，我有三個29。

第一個29是年齡29。1977年，中國恢復了高考，與過去的慣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舉行的，570多萬人參加了考試,錄取了不到30萬人。這次高考破除了對考生年齡、婚否、出身的限制，按照成績，擇優錄取。廢除政治上的歧視，點燃了非“紅五類”子女心中的希望之火。受此鼓舞，重新找到復習資料，投入到求學大軍之中。1978年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我是其中的幸運兒。

由于高考中斷了十余年，積壓那么多年的考生同時涌進學校，同學的年齡普遍偏大，而且歲數懸殊。年長的三十五六歲，孩子都上學了；年紀小的只有十七八歲。當年我29歲，在班上按年齡排序，進不了前10。

第二個29是工資29。高考前，我是中學老師，工資只有29.5元。當時的物價很低：一斤大米0.135元，一斤豬肉0.75元。一個月的工資可買200多斤大米，可買將近40斤豬肉。

不過，那時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很大，農產品價格極低，國家糧庫收稻谷每斤9分5；但是工業品奇貴，一塊國產上海手表120元，相當于1200多斤谷子；一臺十來吋的黑白電視機，要600多塊，相當于六七千斤谷子。當時，我每月29.5元的工資，不吃不喝，4個月才能買一塊上海表，一兩年才能買一臺黑白電視機。

如今，物價漲了許多，與此同時工資也在漲。一個月的工資，可買600多斤豬肉，可買幾臺彩色電視機。

第三個29是定量29。那時每個城市居民都有定量，男的29，女的27。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計劃經濟，從某種意義講就是短缺經濟。商品供應極為匱乏，國家為了保障供需平衡，對城鄉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應，按人口定量發行了糧票、布票等專用購買憑證。各種票證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糧票。沒有糧票，寸步難行。所以有人說，計劃經濟就是買什么都要“計劃”。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商品極大地豐富起來，各種票證在不知不覺中取消了，以至于如今許多年輕人不知道“憑票供應”是怎么回事。

從教之前，我有5年的知青經歷，自信還是比較了解知青內心的需求。當時只有極個別的知青下決心扎根農村，絕大多數人一心想返城。只要能返城，干什么都行。知青們為了離開農村，想盡一切辦法，拉關系，走后門。魚有魚路，蝦有蝦路，有的招工回來了，有的病轉回來了。雖然知青的身份無人羨慕，但是幾乎沒有人不辦手續就直接回城的。原因很簡單，不轉關系，沒有戶口，沒有定量，在城里無法生存。

如今，每個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去旅游，說走就走；不用請示可到處打工；對工作不滿意可以辭職不干，再換一個。

總之，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除了“富起來”了，就是人身有了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