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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歐美各種后結構主義理論先后興起并迅速風靡全球。到了20世紀70年代，各種試圖打破疆界的文化研究使得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壁壘得以削弱，并帶來了諸如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多種具有后結構主義特征的文化思潮的噴涌。在這些文化思潮的影響下，人們對于文學經典和“世界文學”的理解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泛文化的文學批評觀

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歷史主義與后殖民主義在批評理念和方法論上有許多共通之處，這是因為它們都深受后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對于文學與歷史、政治或者其他文化形式之間的疆界都深感有打通的必要。新歷史主義者在青睞“厚描法”和逸聞軼事策略的同時，也一再強調不會放棄對經典文學文本的闡釋和重視，以此盡量接近文本產生時的真實狀況，亦即新歷史主義理論家格林布拉特所申述的“觸摸真實”。

如果說新歷史主義旨在重塑歷史語境去觸摸文化之真實，那么后殖民主義就是跨越殖民文化與被殖民文化、霸權主義中心文化與被壓制的邊緣文化之間的疆界去追逐“新意”。新歷史主義的理念一則要避免新批評的文本主義，二則要拓寬傳統歷史主義的社會—政治和階級性批評模式，并推出一種泛文化、大語境的文學批評觀。所以新歷史主義的真實性訴求與后殖民主義所追求的“新意”其實頗有相通之處。

后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在其代表作《文化的定位》中曾經指出，文化領域內的舊民族疆界已經坍塌，文化已經變為一個翻譯式的、跨民族的意義生產過程，從而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意義和時間性。新歷史主義是要打破文學文本與歷史、政治、藝術等其他一切文化文本之間的界限，強調不同文本之間社會能量的流通和顛覆性因素；而后殖民主義也試圖打破殖民話語與被殖民話語之間的壁壘，強調不同文化間的雜糅狀態，倡導不同文化之間的混雜交通與共生性；二者都強調文化性和對單一性文本的超越，同屬于后結構主義影響下興起的文化研究思潮。新歷史主義等思潮對“世界文學”概念帶來沖擊，也導致西方文學經典的傳統體系的重構。

幾經拓新的世界文學概念

歌德在1827年那段關于世界文學即將來臨的預言，極具超前意識，在當時無疑是振聾發聵的。在時隔約20年后，文學或者文化的世界性觀念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再一次申述。在他們看來，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開拓和新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所有國家的生產和消費也都隨之變成世界性的，“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此后，文學理論家如英國的波斯奈特、丹麥的勃蘭兌斯、印度詩人泰戈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都先后對世界文學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并作了有益推進。20 世紀中期，比較文學家如德國的奧爾巴赫和法國的艾田伯等也繼續將世界文學概念加以豐富和拓展，使其更具包容性和多樣性。到了八九十年代，法國文學理論家卡薩諾瓦、美國比較文學家莫萊蒂等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對世界文學空間和世界文學體系等作出了創新性闡釋。美國比較文學家伯恩海默和戴姆羅什等強調應該加強多元文化的重新語境化并勇于吸納邊緣性聲音。在戴姆羅什看來，世界文學不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文學的總和，而是在產生文學作品的源文化之外廣泛流通的文學；世界文學可以從世界、文本和讀者這三個維度來加以定義。這樣一種對世界文學的定義方法反映出經過后結構主義種種思潮洗禮之后的當代學者對世界文學概念的新理解。

從歌德時期世界文學概念的最初提出，歷經19、20世紀多位文學理論家的探索，世界文學到了20世紀末終于在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甚至女性主義等多種后結構主義思潮的沖擊之下出現了顯著的疆界松動。隨著世界文學理念的悄然變化與拓展，世界文學在實踐上也隨之作出了相應的更新。一向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幾大世界文學選集如“諾頓”“朗文”“貝德福特”“哈珀斯”等，自90年代以來都開始打破陳規，在實踐中也逐步走向對邊緣文化、下層文化、女性文化和少數族裔文化等的接納和包容。

不斷更新的文學經典標準

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直到20世紀初的世界文學概念中所體現出的世界性其實不過是一種更高形式的歐美中心主義而已，那時的世界文學如《世界經典精萃》《哈佛經典》系列等并沒有將歐美之外的亞非拉地區包括進去，仍舊是一種以西方文學為主體的文集。這種守舊的情況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有了改觀。

出版于1994年的《哈珀柯林斯世界讀本》中不但收入了包括中國、日本、印度等非西方國家的作品，而且在收入的文類上也包括了孔子、波愛修和哥倫布等人的日記體作品，以及非洲和美洲的口頭文學等。1995年版的《諾頓世界名著文選》增加了2000頁的亞非拉各洲的作品，同時也注重歐美國家內的少數族裔的文學和女性作品等。到了2002年《諾頓世界名著文選》則直接改名為《諾頓世界文學選集》，所涵蓋的亞非拉作品更多，所選作品體裁更加多樣化。下面我們以知名度較高的《諾頓英文選集》《諾頓世界文學選集》和《朗文世界文學選集》為例來簡要闡述經典的擴展，借以說明觀念的松動對實踐帶來的革新效應。

《諾頓英文選集》前六版總主編是歐美著名文學理論家艾伯拉姆斯，從20世紀90年代末格林布拉特參與編輯第七版以來，其態勢明顯更加開放。在格林布拉特擔任總主編的第八版（2006）中，他指出英語文學早已成為了“一種全球性現象”?！吨Z頓世界文學選集》（第三版）的主編是格林布拉特在哈佛的同事馬丁·普契納，盡管他既非新歷史主義者也不是后殖民主義理論家，但他卻表現出了與格林布拉特十分相近的選編理念，這是后結構主義影響下的整個大文化環境使然。這兩種諾頓文選體現出以下幾個共同點：首先是文類的擴展。除傳統的戲劇、詩和小說之外，還收進了諷刺文、沉思錄、預言、狂想、宗教文本、政論等多種文體的文本。其次是疆界的跨越。編者們一如既往地質疑文學與非文學的分界線、挑戰傳統的國界劃分，并注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文化碰撞在文學中的體現，同時也增加女性和少數族裔作者的比重分量。

當然，《諾頓世界文學選集》的經典拓展工程不是孤立的，其競爭對手《朗文世界文學選集》甚至在開放性和包容性上與其表現出競爭態勢，競相收錄女性作家和邊緣作家以顯示自己的開放性，由此推動世界文學向著更為包容和多元的方向發展。

任何觀念和思想的改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世界文學概念產生后的近200年間，世界文學經過了漫長的醞釀和發酵，在全球化進程加劇和信息化時代到來的20世紀末，終于被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后結構主義思潮重新點燃并以拓展后的形象再次煥發出新的活力。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