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得但丁名篇《神曲》，那篇名的原義是“神界喜劇”。法國小說大家巴爾扎克借之而轉用，把他的小說總集取名作“人間喜劇”，以補歷代史家記載中獨缺的世態風俗史，也可見其雄心的遠大。

有一年的寒假里，與剛進入高中讀書的家里小朋友一起，按照學校老師布置的假期作業，取讀李澤厚先生的美學名作《美的歷程》，其中有“佛陀世容”一節，專論宗教藝術，主旨是“神界”與人間的“出而入、入而出”的相接相通的面面觀，由此聯想及但丁與巴爾扎克的那一段“取名”的文字交，豈非“神曲中的人間喜劇”這一個合題，可以一言以蔽之嗎？于是，不揣鄙陋，兩人合寫了一篇讀書筆記如下：

西哲康德的《純理批判》，被稱作哲學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也就是思辨核心的一種根本上的轉換。中世紀的西方以神性為 “圓心”，至此則人類理性成為一切圍之而轉的核心。不過，康德并未向宗教“關起大門”，其三大批判中的第二批判，即實踐理性批判，在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盡頭處”，為宗教“開了大門、留了地盤”。康德所琢磨出來的宗教的那一種“盡頭”意味，實在很有啟發。

邊讀《美的歷程》，邊把中外宗教史的一個簡要歷程也略略回想一遍，突然發現，凡是宗教，不管之后如何發展，往往起源于苦難時期。比如基督教，在“舊約”時代，其起源處有“出埃及記”這樣的大苦大悲；在“新約”時期，又有猶太族內部法利賽人等的“同族敵視與沖突”以及羅馬人的異族壓迫，也可謂歷經艱難曲折。再如佛教形成之時，雖無外族侵迫之類的戰亂動蕩，但是印度的種姓歧視對于下層民眾而言，也許是更大的苦難。

宗教起源于苦難，這一點其實也不難理解。在艱苦時期，其實真正令人感覺痛苦的，我認為是一種無助感。不管如何努力，卻總不能讓自己擺脫眼下的不幸。這種心靈的傷痛，不僅傷得深，而且傷得久。用現在的“網絡俗語”而言，可說是“生無可戀”了。這種“生無可戀”的人世苦楚和心靈悲憂，其實就是康德所謂人類感性、知性和理性“盡頭”意味的一種最直接的感受。那么，在這個“盡頭處”，宗教由此而發生、而發展，也是順理成章的“歷程”。

在“生無可戀”的狀況下，人們只能追求一些“生”外之物，把生活當作自己奔向更高目標的“跳板”，而不讓自己低著頭困在現實中揮散不去的愁云里。用近世小說名家昆德拉的話來說，就是“生活在別處”。于是，作為一種心靈的解脫，宗教就誕生了。神曲中連綿不斷的“和聲”是什么呢？只能是人間世的“人間喜劇”。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后世也有大膽的人，反過來“隔空”問老子：那《道德經》五千言，又當作何觀感？這一問，看似有點“玩笑”，其實倒是問在“點子”上的。人可謂“感性、理性、超理性”三位一體。人對于超理性的“大道”，也有所感，浩瀚一體，但混沌難明，言語難盡，所以是“可道非常道”。但人又是理性的，剖細分類，一一拆解，拿在眼前看得分明，抓在手上有棱有角，那才覺得心里踏實。人更是感性的，“形象思維”是與人最為親切的一種思維模型，凡事一入形象，那才真正地在“人間性”上“入了籍、定了位”。所以，神界的宗教，總要“下凡”。

從宗教史上就可看到，漸漸地，各路“原始宗教”都會以各種各樣的“四處傳播、四海傳教”等等方式，發展起來。“成長”的路徑很多，其中有兩條“必經之路”：一個就是“政治化”，一個就是“世俗化”。而且似乎有一個規律，凡遭逢亂世，宗教的“政治化”意味就強；凡遭遇盛世，宗教的“世俗化”意味就更濃烈一點。

馬克思有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當然是偉大思想家、社會學家從社會統治力量的角度，給宗教所定的一個十分重要的 “維度”，那就是“統治術”。不管是亂世還是盛世，不管是“政治化”還是“世俗化”，社會統治或者說治理，也是講究投入產出、“成本核算”的。真正從社會現實的真實需要出發，以道治天下，一心一力地有所作為，這樣的統治者在歷史上總是少之又少。舊時代的大多數統治者總是更期望能夠“借力、省力”，甚至“耍一點小聰明”，以“術”治天下，那就再好不過。在社會的“穩定”和自身的“安穩”上，宗教的“工具化”，對于統治者的“統治術”，往往是一個不二之選。所以，宗教只要“不違背”治理國家的基本國策，總會快速地進入廟堂。中國歷朝從儒釋道對立到儒釋道合流，古羅馬從迫害基督徒到以基督教為國教，其實都是宗教作為“統治術”的一個選擇過程。宗教是民眾信仰，君王“借過來”，就是借神之力來省己之力，何樂而不為？

當然，宗教“下凡”的維度不止這一個，還有生活術、學術等豐富多彩的方向。甚至可以說，社會與宗教之間，完全是“宗教+”和“+宗教”的關系，無遠弗屆，無孔不入。

無論是把宗教看作“統治術”，還是像古希臘哲人那樣把“求福”的宗教視作“一供一求、一求一供”的交易術，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宗教是有魅力的。根據黑格爾對美的定義，美是絕對理念的感性表現，神界的宗教必定要“下凡”，與眾生相結合，那么也可以說宗教是美的。

不僅如此，宗教更是藝術的園地，中國的石窟、壁畫、佛像，西方的音樂、美術，都是成熟于宗教的天地之中。藝術也是美。所以宗教藝術可謂“美美與共”，美的歷程在宗教這一站收獲是最豐的。

藝術更是把宗教拉向了人間世。曾有學者歸總說，在宗教雕塑里，隨著時代和社會的差異，有各種不同的審美標準和美的理想。北魏、唐、宋，一以理想勝、一以現實勝、一以二者結合勝。宗教“下凡”后，不管是亂世的“政治化”還是盛世的“世俗化”，宗教藝術無處不在。南北朝時社會是那么的動蕩，石窟中的佛像便顯得是那樣的超脫，對世間一切那么的冷淡和輕漠，只留下一絲猜不透的智慧微笑。

戰亂總會結束的。和平、快樂一到來，宗教藝術馬上就別開一個新生面。原先生活只是宗教世界的“隱身的附加內容”，但在這時，原先“寄存”在“理想國”里的快樂被“取”回到了現實生活。于是，人世間也變得可留戀、可享受了。宗教的價值依舊存在，但已不是為了“擺脫”生活，而是要“改善”生活。那些宗教藝術的畫作雕像，也漸漸變成了世俗享樂、繁華場景的“復制品”。畢竟，快樂的人間又成了人生的“主會場”。神曲里的“人間喜劇”，還遠遠不到“完卷”的那一天。